李鲁平

　　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代西方的文艺理论有两个明显的走向，一个走向是在对以语言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结构主义、及其种种与结构主义相近的文艺理论的批判中产生的后结构主义批评理论，如解构主义（德里达）、新历史主义（福柯）、精神分析学（拉康）等；另一个走向是把文学与文化、文学与人类学、文学与社会科学联系起来的所谓泛文化研究的后现代主义潮流，如詹姆逊、哈贝马斯等。这些思想和潮流对全球化环境下的当代文学艺术的影响是巨大的。当然，对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这些概念向来就没有一致的看法，本文只是为了方便大致这样归类，并且也不系统探讨这些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只是就他们思想中与文艺和道德相关的看法作大致地梳理。

　　一、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观点

　　结构主义批评流派把语言学的成果引入文艺研究，把传统的文学作品用语言学的范畴和观点划分为结构单位并分析它们在文本中的意义和作用。结构主义文论认为，文艺作品是文学艺术家那个具有“先天构造能力”的心灵，或者大脑的产物；文艺作品具有内在结构和层次，没有结构就不成其为文艺作品；文艺作品离不开语言，而语言就是符号。文艺作品就是一种符号的排列组合。文学艺术家把不同的符号系列当作手段，表现深埋在心灵中的信息；文艺作品的价值在于它的内部结构和蕴含的信息。信息的质量越高，内涵的意义越多，文艺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就越大。而文艺研究和批评的任务是对文艺作品的结构及其形成过程进行的分析。在进行结构分析时，引进了语言学概念和方法。例如：使用语言学方法中的“语句句法模型”来分析一部文学作品的结构，把作品内部的各种构成关系在一部文学作品中所起的作用，对应于语句中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运用语言模型，建构起由文学作品的规范和规则组合成的深层系统；根据话语手段的组合变化，提出叙事的多种类型；等等。在对文本语言单位功能的研究中，结构主义文论基本上都抛弃了主体，因而也都否定作品的社会价值。

　　阐释学或解构主义理论大师德里达的学说非常复杂艰涩，但其中心是反对传统哲学特别是结构主义所信奉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即，总是认为在事物的背后存在一个终极本体，人类认识的目的就是通过理性、通过一些对立和矛盾的范畴去认识、接近这种真理。德里达认为这种思维方式是把存在视为一个静止的封闭体，它具有某种结构和中心并可以被命名为实体、理念等等，而这些词语能够再现和把握存在。解构的目的就是要消解传统思维方式中的结构和中心。“文字学必须消解将科学性的概念、规范，与本体-神学、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联结起来的一切东西”。而之所以要消解，是因为逻各斯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是一种“逻各斯的霸道”。

　　那么，把这种理论运用于文学艺术，就是要结构传统以哲学方式强加给文学的那些概念比如意义或价值，从而使得“文学”这个概念真正回到文学领域，因为在德里达看来，文学通常“一直按哲学提供的模式被阅读：将文本简化为一种语境、一种寓意、一种传记的或历史的来由，一种形式的图解，一种心理分析的样板，一件政治事务”。显然，德里达的焦点不是否定文学的价值，而是对传统的对待文学的方式不满，是强调我们应该对那些我们通常用来解释和评论文学的概念和规则要反思。

　　在德里达对文学作品的评论中，在他关于文学与哲学的讨论中，德里达认为文学和作家必须有一种责任。德里达把文学置于政治、法律和历史的环境下，认为文学作为一种历史建制有自己的惯例和规则，并在虚构的名义下被允许讲述一切，被允许摆脱规则、置换规则，“因而去制定、创造、甚而去怀疑自然与制度、自然与传统法、自然与历史之间的传统的差别”，但在特定的政治和法律环境下———比如审查制度和权力机关等———文学的这种看似十分有力的武器却顷刻失效。因此，德里达要求作家应该有一种责任，这种责任就是有时候要对权力机关或意识形态机关“不负责任”，作家有“拒绝就自己的思想式创作向权力机构作出回答的职责”。在德里达看来，这种不负责任的责任就是责任感的最高形式，因为文学、作家的这种责任与未来的民主相关，西方文学的历史建制是与民主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但德里达认为，文学的这种建制更与唤起民主———最大限度的民主不可分割。德里达关于文学和作家要有这种最高形式的责任的思想与其个人的成长和生活的历史背景相关。在阿尔及利亚出生的德里达经历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排犹主义、阿尔及利亚战争以及反抗殖民主义运动，但是在其成长历程中，德里达将对文学的热情转移到对文学作为一种力量和武器的怀疑。在德里达对文学的“软弱”和“天真”等思考中，德里达认为研究“书与写的关系”的哲学机制问题是解释文学无能、天真、软弱的关键，因为哲学更能够从政治的角度把文学问题同文学要求的政治严肃性结合起来加以解决。要实现从哲学的角度来解释文学问题，德里达认为必然要采取解构的方式，对文学建制解构。

　　总之，我们认为德里达并不是学术界笼统认为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至少德里达对文学的解构并不是简单地摧毁文学的价值和意义，相反，德里达是强烈要求文学和作家要有批判精神和责任感，他希望通过解构现存文学机制中的固定模式和意义机制，从而恢复文学对政治、民主、法律的力量。这不仅不是虚无主义，而是一种令人尊敬的道德责任感，具有不可忽视的伦理意义。

　　众所周知，福柯与德里达一样，认为不存在某种根源性、超验性的主体，因此解构的任务是消解深度与表面之间的区别，而造成这种区别存在的正是话语的权力运作。所以解构的具体策略便是对话语权力运作方式的解码。福柯对文本的话语解构就是在过去人们视为整体性、连续性、统一性、起源性、主体性的领域寻找不连续性、差异性、断裂、界限等，以展示“转换原则和结果”“重新提出目的论和整体化的问题”。

　　福柯对传统的本质主义的主体概念十分反感，他认为传统的主体概念是话语实践形成和规范的主体，包括文学艺术的主体也是如此，“我们不能把各种陈述过程的方式归结于主体的单位”“今后，文学分析……甚至不是在将作者的生活和他的创作结合起来的交换手法中作者所塑造的人物作为单位”。在福柯看来传统的主体被话语实践规范和压抑，被权力和禁忌所压抑。在引导人们去追问现代社会的合理性和人的主体性等问题的过程中，他提出，我们必须把自己创造成一种艺术品。这句话充分体现出了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旨趣，这是追求一种感性化的和差异化的自由生活，差异和感性正是福柯所消解的传统的主体生活所缺乏的特征。在福柯看来，自由是伦理的先决性条件，而伦理则是自由所采取的一种自我培养和自我创造的形式。我们要反抗各种各样的统治和压迫，就必须摈弃那些以禁律和规训为定向的道德体系，代之以立足于自我实践基础之上的“游戏伦理”。这种源于古希腊的“游戏伦理”代表了一种自我创造和自我构成的生活实践，体现了一种风格化的“生存美学”。而把人类创造成艺术品这一命题由于体现了福柯对艺术中自由、差异、感性等品质的道德评价，所以也可以理解为福柯对艺术与道德的看法。

　　我们可以看到后结构主义的两个代表人物的一些相似之处，他们都对传统的概念、模式、原则加以解构，认为这些机制性的东西遮蔽了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在他们重建的努力中对文学的伦理价值、社会功利给予了肯定。

　　二、后现代主义的观点

　　在后现代主义潮流中，詹姆逊一般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专家。他认为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现代文学艺术的危机，即大量私人语言和不同文体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传统批判所面对的客体，马克思主义在寻求一种更贴切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概念，而所有的后结构主义的问题都来自于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因此，他的文艺批评与意识形态理论以及文化理论是兼容在文本中同时展开。詹姆逊从审美开始，在政治的层面上作出最终的判断，“人们应该从审美开始，关注纯粹美学的、形式的，然后在这些分析的终点与政治相遇”。因此，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可以解决结构主义对主体的攻击。

　　从社会和历史的视角出发，詹姆逊认为对作家作品的审美批评必须与历史评价相结合。“小说始终是协调作家和读者的意识同一般客观世界的一种尝试。因而情况是，我们对伟大小说家所作的判断，并没有落在他们身上，而落到那个历史时刻上，小说家反映这一历史时刻，他们的结构也对它作出宣判”，由此可以洞察，詹姆逊的文艺批评的目的最终是落实到政治，即通过作品文本分析他们所折射的社会现实并揭示作品所提供的思想借鉴，以利于人们更好地面对他们的现实境遇。从这个意义上詹姆逊把“叙事”界定为社会的象征行为，即文学的本质是一种社会的象征性行为而批评则是透过对文学文本的阐释去揭示社会的本质。“继续对比内部和外部、生存和历史，继续对现在生活的抽象质量作出判断，使一种具体未来的观念充满活力，便落在文学批评的肩头”，对詹姆逊来说，在我们面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全球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而思想却没有能力想象和解决这些问题时，批评是创造思想的最好方式。

　　詹姆逊的这一批评策略在其后的文化批判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文学文本显然不应是显现社会本质的唯一载体，所以越出文学文本进入更大的文化文本来全方位地揭示社会本质就成为詹姆逊探寻社会本质的逻辑必然。在《政治无意识》《时间的种子》《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逻辑》等著作中，詹姆逊用所谓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方法，即运用社会集团、阶级的观点解读和阐述叙事文本中潜在的欲望和幻想，分析了文学史上著名的和有特色的叙事作品如巴尔扎克、吉辛和康拉德的小说，充分揭示了前资本主义时期和资本主义时期不同历史阶段叙事作品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的异质和矛盾。詹姆逊大量的批评实践仍然是要寻求用什么方式介入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从而赋予马克思主义批评在政治实践中的作用。而我们可以从詹姆逊批评活动的宗旨中，反观他对文本的价值的判断，这就是，资本主义文化生产中的文学文本、泛文学的文本揭示了后现代社会的危机和矛盾，有助于我们想象未来，为构建未来美好和谐的社会提供资源。这也许就是詹姆逊对文学文本的价值批评和道德评价。

　　哈贝马斯因为对现代性的拯救而被当作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一员。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这本重要著作中，哈贝马斯论述了文学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也一般地表达了他的文学观。在哈贝马斯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本轮廓的勾画中，文学公共领域是非政治形式的公共领域，但它与宫廷文化政治对立，其机制体现为咖啡馆、沙龙和宴会，这一机制的公开批评功能会成为没落的宫廷公共领域向新兴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过渡的桥梁。从哈贝马斯所给出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结构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学在其中占据着中介地位。它不仅是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也是政治公共领域的前身，更是代表型公共领域向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过渡的一个中介。

　　哈贝马斯认为沙龙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形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沙龙中，毫无经济生产能力和具有政治影响能力的城市贵族和文学艺术家、科学家共同讨论所关心的问题，包括社会问题和思想问题。这样沙龙先是成为文学批评中心，继而是文学兼政治批判中心；先是打破了宫廷对文学和艺术的垄断，使得文学艺术由国王的专有品变成了公众的共有物，继而是打破了对思想和观念的垄断。在这个批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中间阶层。咖啡馆同样也是这样一个现代文化机制。文学在咖啡馆和沙龙中获得了合法性，也就标志着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取得了合法性。在沙龙和咖啡馆里，知识分子和贵族走到了一起，这也就表明贵族已经走出他们的庄园，进入新兴社会，成为社会的组成部分。文学和艺术在咖啡馆和沙龙中所引发的思想革命和观念革新很快就会成为社会革命的导火索。因此，哈贝马斯指出，“公众一旦建立起有伙伴组成的稳定的团体，那么，它就不是这个公众自身，而是要求充当其代言人，甚至充当其教育者，要以它的名义出现，要代表它———这是一种新的市民代表形式”。

　　在说明了文学公共领域文化机制形成之后，哈贝马斯指出文学作为公共领域文化机制具有重要的主体建构价值，即作为公众启蒙的中介，“通过对哲学、文学和艺术的批评领悟，公众也达到了自我启蒙的目的，甚至将自身理解为充满活力的启蒙过程”，很显然，哈贝马斯不是在一般审美、鉴赏的意义上谈论文学艺术的作用，而是把文学放在整个社会、历史的进程中，在促进现代性的过程中，论述文学的作用，而且在论述文学的价值时他关注的不是文学的审美，而是文学的社会本质，即文学在现代性进程中在社会各共同体之间的“转换功能”。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就是“以文学公共领域为中介，与公众相关的私人性的经验也进入了政治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这一对文学在公共领域中的作用的界定，是对文学在现代性背景下的社会本质的认识。

　　在哈贝马斯看来，组成公共领域的私人具有双重角色，既是财产和人格的所有者也是众人之中的一人，既是资产者也是个人，既是物主也是人。这样一对矛盾的解决需要一个能在二者之间发挥影响作用的中介。“私人领域的这样一对矛盾，在公共领域也同样存在。关键要看，文学讨论中作为人的私人是否会就其主体性经验达成共识。或者说，政治讨论中作为物主的私人是否会就其私人领域的管理达成共识”，文学作为一种中介形式，在个体之间建立起主体间性关系，使得个体能够在相互之间达成共识和认同，“如果私人不仅想作为人就其主体性达成共识，而且想作为物主确立他们关心的公共权力，那么文学公共领域中的人性就会成为政治公共领域发挥影响的中介”，最终使得公共领域建立在“作为物主和人的和虚构统一性基础之上”。

　　文学之所以能够担当这一职责，当然是因为文学的独特中介作用。哈贝马斯分析了十七世纪的书信、十八世纪的书信和日记体文学以及后来文学的发展，说明私人领域的主体性及其经验如何因为文学的变化而与公共领域发生关联。比如，书信、日记从早期的报平安、冰冷的信息到叙事到心灵的倾诉，关涉自己也关涉别人；书信的公开发表、日记体小说的流行，把私人主体性直接或间接与公众相关。因此，私人领域并不是独立的、纯粹的，内在的私人主体性与公众是联系在一起的。小说艺术的出现和发展，把小说置于与公众相关的场景中；心理小说实现了每个人的心理补偿，把人物、读者、作者之间的关系作为现实的补偿关系……总之，文学活动把“作者、作品以及读者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内心对‘人性、自我认识以及同情深感兴趣的私人相互之间的亲密关系”“一边的私人性与另一边的公共性相互依赖，私人个体的主体性和公共性一开始就密切相关，那么同样，它们在‘虚构文学中也是联系在一起的”。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目的是要说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发生与发展，区分资产阶级发展过程中两种不同的公共领域的不同政治功能。其中，一种是缺乏文学的公共领域，靠投票维持的高度专制的公共领域，一种是有文学的公共领域。在后一种公共领域，作为物主的公众和作为人的公众是统一的，政治公共领域的客观功能与其从文学公共领域中获得的自我理解是一致的，私人物主的旨趣与个体自由的旨趣是在一致的，“因此，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按照青年马克思的划分———在当时是很容易统一起来的”。

　　总之，哈贝马斯在批判否定主体性的后现代主义潮流、构造公共领域的结构理论中，肯定了文学在资产阶级的启蒙和主体构成中的重要作用，并把文学与人的最终解放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