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写西读陆公子
陆灏陆公子，搁古代可入《世说新语》。开凤鸣，办《万象》，编万有，化脉望，“威海路梁朝伟”。江湖传闻太多，我记下我见到和读到的。
第一次见陆公子是在社里，他来开会，我很想一睹风采。会刚开完，我们完颜主任往走道一声吼：谁谁不是想看陆灏嘛！臊得我和一行同事没好意思近前，也避免了“看杀卫玠”的重演。
后来因工作关系，和陆灏先生有一些联系，比文字还生动，他真是个很好玩的人。一次座谈会后我们收拾桌子，发现一只香蕉上用水笔画了仕女像，是陆公子开会无聊时的“杰作”。有一阵他忽然想收集自己的出生年一九六三年的所有学术书，刻两方章钤在上边，一方印“癸卯同生”，一方印“人书俱老”。
我喜欢从书里读人，尤喜读读书人。陆灏出得少，至今仅三本半：《看图识字》《东写西读》《梵澄先生》（与扬之水结伴）和今年这本《听水读抄》。
从《听水》知，九十年代中，陆灏提议邓瑞先生整理其父邓之诚日记中的读书心得，后又写信给邓先生的弟子王钟翰，商量日记整理事宜。同时期，协助王元化先生编辑《学术集林》。陆灏九八年主持《万象》，在此之前做的事，似乎都在为此做积累。
我一个做报纸编辑的朋友，收齐了陆灏时期的全部《万象》，前些时候忽然感慨：陆灏在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已经在编《万象》了。见过几张他年轻时候的照片，眉眼里满是谦恭和真诚。《听水》书前祭出的十几位助阵嘉宾，多是他的作者。陆灏当年拜访完他们总是“恭恭敬敬地用毛笔写封信”“一张信笺三四句就写满了，约稿有时也不用明说”。金性尧先生视陆灏为“暮年知己，不仅仅为文稿事”。施蛰存先生生前还替他担忧：“我们死光了，谁给你写？”更打动我的，是陆灏在书里讲到的他和《古今》杂志的主编周劭先生的忘年之交。周公满腹晚清民国掌故，在陆公子约请下写成不少文章。多少笔底明珠，因陆君未虚掷。
黄裳先生过世时，我看到这样一则微博：
“The grievance that is beyond words.上午去龙华告别黄裳先生。老先生不希望哭哭啼啼，所以大家在古典乐中鞠躬致敬，献红玫瑰。瞅见眼睛红红，一直没说话的陆灏，黑T恤上‘words have no meaning。真是知己。”
博主Sean励应是励俊。可补一笺：据黄先生女儿称，黄裳先生过世前两三年病中极少说话，只与人笔谈，至后来一言不发。
陆灏与前辈的交往令人艳羡，然难学；他与平辈作者的交往可学，然难得。一次与傅月庵先生谈天，他推陆为那一辈大陆编辑中第一人。很会写信。不时写信问候作者，并及家人。作者拖稿，不催，自己挺过去。偶尔致信，称在某处见一文章，和我们之前谈过您要写的文章有些相似，或见着您可能需要的资料，寄来供参考。如果觉得文章不够好，决不妄改，直接致信指出具体何处欠佳，作者自知惭愧，主动改稿。但决不会第二次退稿，自己承受下来。下一次作者肯定会写来好稿子。
扬之水和陆灏的交谊，我也颇感兴趣，一南一北好编辑。《听水》里陆灏称她“我的朋友宋远”。董桥兄为余英时的《中国文化史通释》写序说：我和余先生有缘做朋友，靠的也许竟是彼此都抱着“旧文化人”的襟怀。陆扬之交想也如是，气味相投。爱读书，勤写信，一手好字。《〈读书〉十年》里，扬之水多处记到陆灏给她寄书，她到上海时，陆灏带她拜访沪上文化老人。陆灏也曾提起，他到北京时，扬之水和他一人一骑自行车，一天走访多位作者。我也八卦一下，陆灏和扬之水用的是“情侣包”，上博大克鼎金文纪念手提袋，陆灏送给扬之水的。
陆灏说过，“如果说我崇拜一个人，只有钱钟书。”读《听水》就知道陆公子真是钱先生的高端粉，圣徒狗仔兼之。所谓圣徒，“我所知道的一切，他都在行。可是他还有一个世界，而那个世界我一无所知”。所谓狗仔，“偏爱知道别人不肯给人知道的一部分”。
陆灏连读书趣味、方法都和钱先生相类。中西通吃，爱抄书，每从书中寻常处读出别人见不着的趣味。陆灏曾发下“宏愿”，要把《管锥编》中提及的英文书全部找来读一遍，不知是否遂行。杨绛先生说，钱先生在牛津时，为放松头脑，每天读一本侦探小说。陆公子也爱读侦探小说。他说自己读法国学者多米尼克·拉波特的《屎的历史》，“像以前读福柯的书那样，采用买椟还珠的方式，专看书中所引的例子，而对作者的那套理论分析，只能抱歉地原套奉还”。让人想起钱钟书先生庞大建筑和木石砖瓦的比喻，“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东西只是一些片断思想”。
杨绛先生在《〈钱钟书手稿集〉序》里说，“钟书自从摆脱了读学位的羁束，就肆意读书”甚至“随遇而读”。陆公子也在《东写西读》后记中说：“读书是我的一项爱好，对我来说，除了消遣取乐，读书并没有其他功效，既不为考试，不为研究，也不是为了写书评。”在一次访谈里，他说自己特别幸运，从小到大没人逼他读书，更没有谁逼他读不喜欢的书，换句话说，他没有读“伤”过。“我从不愤世嫉俗，读书时很开心，读书时可以做古人和外国人。”这开心，便胜却人间无数。
《听水》延续了陆公子的风格，毛尖笔下的“万象特色”：“讲故事，不讲道理；讲迷信，不讲科学；讲趣味，不讲学术；讲感情，不讲理智；讲狐狸，不讲刺猬；讲潘金莲，不讲武大郎；讲党史里的玫瑰花，不讲玫瑰花的觉悟……”小考水浒兵器，统计梁山好汉家小，让人想起钱钟书对李元霸兵器重量的津津乐道。为一本一九四五年的旧《大众》里夹的电影票根，心血来潮跑图书馆翻《申报》电影广告，享尽钱先生所谓“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书中不时冒出的奇想，也很有意思，似乎听得到陆公子的笑声，“我曾经有这样的想法，评论《西游记》是否高明，关键看对猪八戒的分析”。
读陆灏前两本书，就觉得好玩好看。读《听水》，似乎看出了陆灏深藏的眼光。陆公子读史料，也编定史料。读掌故，也记录掌故。他频频回顾那个人人各具声气的时代，钱钟书在潘金莲“老娘这脚”旁批注的“江青所师”，陈寅恪《柳如是别传》里的“呵呵”“臭尚书”沈曾植扪虱而啮之，章太炎的书房里“壁上趴着一条硕大的鳄鱼标本”，邓之诚笔下“满身火气，宜服清凉散”的陈垣，都不会再有了。他记下的吴祖光先生关于遗忘的故事，黄苗子顺走杜月笙家工艺品的轶事，也没人再听到。还有胡风舒芜对一次会面的两种表述，吴梅和吉川幸次郎对彼此的迥异印象，真相从来只有一个。或许就像书中所说，“历史的扑朔迷离往往还有另一种现象，表面冠冕堂皇的道理之下，或许只是一些细碎末节的缘由”。正如钱钟书先生在《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语言、一篇小说》一文中，引诺法利斯和梅里美的话：“历史是一个大掌故”“我只喜爱历史里的掌故”。
有一遗憾，陆灏的日记写得太精简，看《梵澄先生》，都是些流水备忘。我刚读《〈读书〉十年》那会，一次问起他是否也会出版日记，他说自己的日记仅备以后查检之用。又问起是否会写传，他笑说，等我一百岁的时候吧。我疑心亦期愿另有一版日记，买书记录，读书心得，师友交往，臧否人物，正如伦明（哲如）咏邓之诚的诗，“此外当编今世说，笑嬉怒骂总关情”。
扬之水日记里，她访梵澄先生，说起陆灏，他说，总觉得太可惜了———人这样聪明，却没有好好攻一门专业，“人总该给这个世界留下一点可以留下的东西”。（《梵澄先生》，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廿八日）我想，陆灏先生应该不会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可以留下的东西应该已经留下了，不过是在他那个我们一无所知的世界里。
恺蒂其人，“南非”其书
我向来怀疑人能轻易改变，能从别人身上稍微照见自己的形状，得着一点让自己完善起来的东西，就值得感恩。这是做编辑给我带来最大的快乐。认识恺蒂的过程也是如此。
我不是老《万象》的读者，恺蒂的文章接触得晚，早过不四五年前，读到《南非之南》，一读进去就特别喜欢，手不释书呑下薄薄一册，还没及缓过神来，她已然坐到我最喜欢的作者群交椅上。找来她写过的所有书，逆着写书时间整个读了一遍，却好像从头疏理了自己。
恺蒂是文汇报名记者郑重的女儿，本名郑海瑶。自小在安徽宿县长大，后来在复旦中文系读完本科，研究生转到英文系，再到伦敦读了个电子资讯科学硕士，所以在文理思维间转换得特别自如。初见时，我说她没有“文人气”，她说“我根本就不算是文人，我属于逻辑思维特强特理性的人”。据她书里的线索（她早期的书评喜欢从自己的经历切入），可大体补白出她的性情、喜好、感情经历。二○○○年左右，她受到比较大的挫折，独自一人去了趟印度。二○○一年底随南非裔丈夫（她书中偶见的“方思”）到约堡开博物馆，宣传南非作为人类起源的非遗文化。她赴南非时已有一女甜艺（小名豆豆），一子开文尚在襁褓中，两个孩子是在她写南非的文章中不可或缺的主角。
去年五月，她举家搬回伦敦，九月，王为松社长把《南非十年》的书稿交给我，由陆灏先生代理合同事宜。为了有效交流，提前把稿子吃透，我去年底始与她联系，当晚为传书中图片，与她聊了两个半小时。
她说自己四月份可能要去云南蒙自拍纪录片，是一家澳大利亚制片公司的片子，拍马鹿洞最新的考古发现。因为蒙自靠边境，外国剧组是否能去拍还得等批文。她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拍过纪录片。她说，照例外国媒体不用批文，有采访自由，只要被拍的人接受采访就行，但是国内许多地方一定要见到红头文件才愿意接受采访。所以，以前她写过一文，叫《你的自由与我无关》，是拍片子时写的唯一文章。我建议她写部关于拍纪录片的书，她没置可否。她说有时同时负责好几个项目，有纪录片的，展览的，还有投资的。有的是兴趣，有的为养家，例如商务投资的。她在南非的时候在中资能源企业也干过，不只是翻译，还兼中非“协调员”。这些经历使她在写南非经济相关文章时，能够掌握第一手资料。
我把初审时发现的十几个问题反馈给她，她说自己文章里常有错字，手写时错别字更多，是出名的。我觉得是因为她思路太敏捷，看她的文章，常觉得是一气呵成的，像笑谈般流畅。和郑重老师谈过他的文章，他说自己喜欢构思，曾被理科专家称赞他的文章都有一个精巧的系统。恺蒂的文章粗看不像乃翁，但读她的长文，尤其是写格林的几篇，可知并非信马由缰，亦自有“系统”。
跟她聊天时，她身在伦敦。她说英国很温吞，英国人看到什么都很大吃一惊的样子。在约堡住整天就觉得在刀刃边上，她却能把那些如惊悚动作片的场景写成“一个普普通通的约堡黄昏”。英国虽然boring，晚上可以睡得更安稳。所以，十年非洲之后，还是回英国过boring生活。我说想看看她文章里南非那种夹路接天的蓝楹花，她就上网找了张图发给我。
我告诉她网上能下到她以前的书的PDF，问她是否介意，我可以帮她写信给平台商，她说没有意见，“我相信信息公开”。
她问我有没有二十五岁？我告诉她我一九八四年生的，并笑问为什么感觉我这么小，她说：“我主要是觉得自己年轻，那年我进大学！”
她把两个孩子的入学大头照发给我，和我读她书时想象的一样，甜艺机灵，开文乖巧，都特别好看，洋气，从皮肤看得出混血血统，笑容有“乃母风范”。恺蒂的照片总是笑得特别开，见过一张她年轻时的相片，长辫子，大笑着，像高岩上迎风开的花。
她说她先生是自由职业者，主要是做文化遗产的保护，博物馆展览的设计，也拍纪录片。她发给我的照片都拍得特别专业，就出自他的手。她建议我问领导多要些预算，我们可以出一本图录，每张图她都能写一段配文。哎，我不知道有多想！
拿到的书稿，是恺蒂在南非十年文章的合集，字数近四十万，我犹豫了很久，在跟她商量后拆成了两册，一是希望入手感觉更舒服；二来是想通过分担成本把书做得更精致些。恺蒂已经把书稿分成了社会、生活、文化、经济、旅游、政治六个板块，使得分册工作相对轻松。但我还是把每一篇稿子的字数和所占页码单独统计了一遍。我们美编帮忙设计了版式，并根据每辑的内容，挑选了六幅书中插图，用PS剜出非洲元素，作成灰度辑封，别致又点题。书名是恺蒂自己定的，一册叫《南非歌行》，一册叫《约堡黄昏》。后来李媛手绘了封面画，耀眼的明暖色调，恺蒂说，乍看比较刺眼，“马上就让我想起南非家中院墙上满满覆盖着的如火如荼的九重葛，那般强烈那般耀眼，正如南非，红色特别红，紫色特别紫”。
书排出校样，大概在四月底，恺蒂要到云南拍记录片，在上海逗留了两天，我把校样送到她家里。在四平路郑重老师家里，我终于见到了恺蒂，她看起来比去年陈子善老师微博上发的照片要瘦黑，皱纹也多了些，不少眼角鱼尾，爱笑的人都难免。
她说自己最好的文章都在《书缘·情缘》里，因为那时还没小孩。郑重老师也说，那时的文章最好。恺蒂又说，那时还是有些矫情，她更喜欢写南非的这些文章，跟文艺无关，跟现实更紧密。又说，她在南非的生活非常忙，从下午三点接孩子回家到九点孩子上床睡觉前，都是围着他们，就晚上写点专栏文章，可以说百分之九十的时间跟文学都没有关系。又说自己百分之四十的时间和精力都在孩子身上，后来又改口说，应该是百分之五十。郑重老师笑说，是百分之五十在儿子身上，百分之四十在女儿身上。
我想到跟一位朋友的交流，我给她看了恺蒂写的南非文章。她说，离生活近，离梦想远，不如三毛。我当时觉得她说得有道理，但也并不完全赞成，后来另一位朋友说，这可以说恺蒂比三毛小，也可以说恺蒂比三毛大。为了弄清自己的想法，我找来《撒哈拉的故事》重读，激情如昨，读完之后就释然了，这本是不同人生阶段的女人讲出的不同的非洲故事。如果非要比较，大概因为我现在的准妈妈身份，大抵是更近恺蒂的。后来书展活动海报上，我写了一句“三毛带走南非，恺蒂带来南非”，一去一来，也有我的心境转移。
问起她要到云南蒙自做的纪录片，她说其实她管的都是琐事，作为制片人而不是导演，要安排好所有的人食宿，打通各种关结，小到租车，大到获取通关文件，都是她来负责。她说这些天云南都在下雨，那帮澳大利亚人特别着急，担心没法按日程表开展工作，她说他们本来就不该花这么多时间来定计划，这种活动本来最重要的就是“灵活”。又说，导演是和她年纪差不多的女生，第一次拍纪录片，很紧张，她得每天通过视频安慰她。又说她担心澳大利亚因工会力量自由意志太强大，不肯加班，非要做六休一。但晴天难得，天时不待，她就想到为剧组人员安排好的酒店伙食，并把伙食费预算留足，让他们能够把当天所得尽收腰包，从而能够让这些听从她的“灵活”安排。她说自己喜欢紧迫感，喜欢为别人解决问题。说者轻松，我听起来着实佩服。
郑重老师说，恺蒂朋友特别多，跟谁都能交流。陆灏先生曾在文章里写到，他曾经问她，英国人是否会歧视外国人，尤其是黄种人？恺蒂回答：“你不把自己当外国人，怎么会觉得别人在歧视你”？这个答案也让我豁然开朗，无怪她在复旦读书时就有幸“采访”过马尔克斯，在英国、南非也从来没有浪费过采访机会，曼德拉、图图、西苏鲁，她都曾近距离接触，故而能自己的独到看法。陆先生说：“她笔下的英伦文事，就像我们说起鲁迅、周作人、张爱玲那样亲切”，“迁往南非后，她来信说起南非的事，又像在说她自己国家的事情———她很快就像南非人那样生活和思考”。确实是这样，恺蒂笔下的南非，就像她嘴里的宿县话、上海话一样顺溜。从安徽到上海到伦敦到南非，她都像风行水上，水在水中。
我问她为什么叫恺蒂，她说这是以前的英文老师取的，写文章的时候，就觉得应该有个笔名，就用了，一用就粘着了。又说，中国的父母总是对孩子比较挑剔，认为孩子做得不够好，“我爸爸太有名了，连我老师都认识他。我就不希望他认出我的名字”。现在的书名中，《南非歌行》是书中一篇文章的名字，也是郑重老师去南非探亲时写下的一首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