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冬腊月，雨雪盈天。我忙着省美术馆奠基的准备工作，无暇文学。朋友提醒我，你不是要做刘克邦的访谈吗？是的，克邦，极重情义，钟情散文，我不能拖宕。2012年12月26日，省美术馆举行了简朴的奠基仪式，克邦和我共同见证了这个历史时刻。趁着省美术馆奠基这个梦想成真的喜悦，我再一次走进克邦的散文世界，体味他的“真诚与向善”，感受他艺术世界中温馨的世态人情；如窗外冰挂冷凝的思路，瞬间被克邦散文中底层人物善良的人性和道德的光辉所激活。
记 忆
夏义生：优秀的散文，说来都是作家的心灵自传。作家常常把自己的人生经历作为其创作的一座丰富的矿藏，不断地开掘；阎连科的《我与父辈》、彭学明的《娘》都是最近我读到的深刻剖析灵魂的美文。那些人生记忆的碎片在作家艺术构思的过程中经过沉淀、筛选、组合、升华，于是成为芳香醇厚的佳酿。我注意到，你在荣膺第四届毛泽东文学奖的散文集《金秋的礼物》中,《我的母亲》《疤痕》和最近的一篇新作《漫漫风雪路》里都讲述了你的父母亲的故事。请问父辈的故事给予了你怎样的创作灵感？刘克邦：如果说，我的散文都源自于我的亲身经历、亲身感触的话，那么，最初萌发写散文的念头，完全是因为父母亲。我的母亲，出生偏僻、落后的湘西山区，她勤奋好学，上了师范，当了教师，在遭受丈夫身陷囹圄夫妻分离这种巨大的精神折磨和心理痛苦时，仍然无怨无悔，殚精竭虑，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一个漆黑的夜晚，我与母亲同行在山路上，我跌倒在地，一贯视我为珍宝的母亲，却弃之不管，继续往前走去，以一种看似无情却存大爱的特殊方式，锻炼我激励我克服困难，战胜险阻。我的父亲，也是一名教师，在那个年代，由于性格耿直，直言不讳，受到了冲击，经历了磨难，但痴心不改，忠诚与挚爱教育事业，直到生命的终点。父母的生活故事、不凡人生，对我来说，犹如一本鲜活生动的教科书，它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导引着我的生活态度和人生追求，让我获益匪浅，终身受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变迁，我也已为人父，我更加理解和体会到父母处事之方和为人之道的价值和意义，那种对父母的敬佩和怀念之情亦愈加浓烈，渐渐地，就有了一种提笔书写付诸纸头的冲动，一段段、一篇篇记录点滴抒发情感的文字就这样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地应运而生。
夏义生：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黑塞曾经说过，作家应该周期性地回到自己的童年，因为童年时代形成的一些情绪固结乃是作家取之不尽的艺术源泉。我注意到你在接受2010年11月湖南作家网在线访谈时，也曾经提到过你的童年经历。你的童年经历和最近获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的童年经历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你们都来自于贫寒家庭，贫穷、饥饿、孤独可以说是你们童年时期的基本生活元素。你和莫言一样，尽管辍学在家务农，却都特别渴望读书，也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让自己的心灵拥抱书籍。请问你的童年经历中是否有一些抹不去的情绪固结，如果有，它们与你的创作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刘克邦：莫言，是一个勤奋的人，也是一个睿智的人，是当代中国作家里的佼佼者，我由衷地敬佩和崇拜他。虽然我不敢与他相提并论，但我的童年和求知若渴的经历，确实与他有许多相似之处。十岁那年，母亲去世，我就失学了，被迫到农村与父亲生活，拾过粪，割过草，看过牛，当过铁匠，搞过搬运，挖土、浇地、插秧、扮禾、修堤等各种重体力活都干过，也常有过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日子。这些都算不了什么，最不能忍受的是，不能像同龄人一样，高高兴兴地背起书包走进学校，安安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我为不能上学读书而心中难受，痛苦不堪，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就一个人躲到无人之处，放声大哭一场。那种想读书、渴望读书的心情是别人难以体会得到的。我进不了学校，只好自学，找同村在校学生借课本学习，利用农闲工余时间到县城书店看免费书，谁家有本陈年旧书必想方设法弄到手中阅读，走在路上看到地下有片纸残页也要拾起来看上半天。那些日子，除了出工、吃饭、睡觉之外，其余时间除了看书，还是看书，简直到了废寝忘食、如痴如醉的程度。看书，使我忘记了劳累、饥饿和孤独；看书，让我增添了乐趣、信心和希望。大量的阅读，长期的积累，使我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慢慢地开始尝试写作。我说不清，我爱好文学，喜欢写作，是不是与我的身世与经历有关，但我承认，我从小就想读书，却读不到书，但我发狠努力，弥补了读不上书的不足。
夏义生：苦难是你们那一代知识分子面对的共同记忆，而如何面对苦难、如何书写苦难恰恰也显示出一个写作者不同层次的生命境界。你在散文作品中提及了你青少年时期的苦难经历，也向读者叙述了你在走入社会以后，在工作和家庭中所面临的艰难生活，这无疑是一种个体性的苦难书写，但从中我们也能读出一个民族半个世纪来所经历的巨大的疼痛。请问你是怎样将个体性的苦难和民族的共同性的苦难记忆联系起来的？这些苦难记忆对您的人生态度和生命哲学的形成产生过什么作用呢？
刘克邦：我觉得，用“苦难”一词有点过重。相对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来说，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所经历的一切算不了什么，最多也不过称其为波折、曲折或阵痛而已。从整个历史进程来看，发展、进步应该是主流，波折、曲折或阵痛只不过是主流中不可避免的一点震动、插曲而已。至于个人的经历和命运，则更微不足道了。就像一条宽敞、高速的公路修过去，要拆掉一些房屋，填埋一些农田，毁去一些山林一样，但丢卒保车，失小兴大，换来的是畅通、快捷的交通，繁荣、兴旺的经济，殷实、富强的国度。当然，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尽量的少拆民房、少占良田、少毁绿林。同理，在我们的建设和改革中，也可以尽可能的少走一些弯路，少造成一些损失，避免大的波折和震荡。子不嫌母丑，没有哪个儿子不爱自己的母亲？也没有哪个儿子一辈子忌恨母亲的偏差和歧误。我生长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热爱自己的祖国，我没有理由将个体凌驾于整体之上，只强调个体的幸福，而苛求整体的完美。我热爱今天的生活，憧憬美好的明天，但决不纠缠于已逝岁月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之中。在大海航行中，经历了暴风骤雨、惊涛骇浪之后，就更识水性，更明风向，更有胆识和智慧，就能熟练操舵，劈波斩浪，战胜困难，排除险阻，到达胜利的彼岸。我把过去的坎坷和磨难当做一次历练、一种资本，以良好的心境、宽阔的胸怀、乐观的态度、积极的行动去面对生活，面对社会，面对未来。
情 感
夏义生：小说擅长叙事，诗歌、散文擅长抒情。但是，无论哪种体裁的文学，其实都离不开情感二字。情感是文学和艺术的生命线，是真正能够打动人的内心的美的力量。罗丹就说过，“艺术就是感情”，狄德罗也谈到：“没有感情这个品质，任何笔调都不可能打动人心。”散文作为一种能够充分表现创作者的自我意识的文体，在描述社会现象和人生百态时，总是会表现出创作者或浓郁、或激烈、或深沉、或昂扬的情感。请你概括一下你的散文的基本情感特征。此外，在具体的创作中，你是如何把握情感的表达和抒发的？刘克邦：你说得对，散文是需要情感的。就像一个人一样，不光有肌肉、骨骼和血液，还有感觉、思维和精神；否则，就是一具行尸走肉，一堆水和碳的化成物。同样，一篇散文，不光需要字符、词汇和语句组合与搭建，还需要思想、情感、意境的表达和提升；否则，就只能是一大摞呆板、冰冷文字的凑合与堆砌，文章言之无物，味同嚼蜡，失去了供他者阅读与欣赏的兴趣与价值。我是一个性情之人，不论看电影，还是看电视，碰上伤心的片断，动人的情节，悲壮的故事，很容易触景生情，产生共鸣，经常看得热泪盈眶，抽泣不止。前不久，我陪同财政部、教育部的领导到湘西凤凰考察调研，看到、听到山区老师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下的辛苦、艰难工作，联想起自己父母亲的过去，当我汇报工作时，竟然在有中央、省、州、县、乡多级部门的领导和同志在场的会议室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失声痛哭起来。事后，当我为此十分懊悔和沮丧时，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却悄悄地走到我面前，对我说：“刘总，湖南财政有你这样重情义有感情的人分管教育，是我们教育系统的福气！”情真意切，语重心长，感动得我差点又掉了眼泪。我写散文，有一个底线，就是不虚构、编造故事和情节，不触动我的心灵和情感不写。可以说，我的每一篇散文，都是我所见所闻的真实记录和所感所受的真情表达，家人、朋友、邻居、同事，平民、模范、英雄，熟人、生人，凡是触动我的情感的，都被我写进文中。我的朋友说，看了我的散文，就一眼见底，完全了解我这个人。
写作，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在写作中，情感的表达，既要诚心，又要真实，是主观内心对客观事物的真切反映和真情流露；当然也不能随心所欲，放任自流，必须注意分寸，掌握火候，有收有放，有抑有扬。对真、善、美的东西，推崇备至，大加赞颂；对假、丑、恶的现象，深恶痛绝，无情抨击。对那些影响团结、稳定、和谐并有争议的话题，我不会不问效果，信口开河，人云亦云。有些东西，揣在心里，比写在纸上要好。人嘛，要有积极的心态，宽阔的胸怀，站得高，看得远，向前看，与人为善，与社会为善。
夏义生：你的散文犹如一潭荡漾着爱的光芒的清泉，波光粼粼之间都闪动着你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爱，对身边的亲人、朋友的爱。“大爱在人间”，这一思想主题构成了你的散文创作的一条主旋律。你的散文《清晨的感动》《我的生活不能没有她》《无法归还的借款》《妻子是棵常青藤》《寻访英雄足迹散记》《下乡记》都表现出你对生活的热爱，对发生在你身边的人间真情的感动和感恩。请问在当下重利轻情的社会中，你对这种大爱的坚守和宣扬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
刘克邦：在我的老家湘乡县城旁边，有一条河，叫涟水河；河的对面，有一座山，叫东台山；不知道何年何月何人，在接近东台山峰顶的坡面上，用白色石灰浆浇铸了每字长宽不下10米的八个大字：“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因为地势高，字幅大，色调清晰，就是隔几十里远，一眼望去，依然一笔一划，字正笔秀，苍劲有力，格外醒目。我爱家乡的山水，也爱这山上的八个大字，更爱这八个字里蕴含的深刻内涵和积极意义，几十年来一直把它装在心里。可是，在不久前的回乡中，发现这八个字不在了。听朋友说，是有人在封山育林中嫌这八个字占地，把它铲除掉了。我怅然若失，像丢了什么东西似的，每次回乡，都要往那山上看一眼，总希望这八个字重新出现。我的理解，“为人”，就是“爱人”，它既需要心灵上的“真爱”，又需要行动上“实爱”；“我为人人”，就是“我爱人人”，包括爱亲人，爱朋友，爱他人，爱所有熟悉和不熟悉的人，再延伸开去，就是爱花，爱草，爱山，爱水，爱生物，爱自然，爱社会……“我为人人”，才有“人人为我”；同样，“我爱人人”，必然“人人爱我”。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名利、地位均为身外之物，只有情义、大爱才是永恒的。这个世界，如果都奉行“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岂不爱意浓浓，大爱满园，和谐美好，光彩绚丽？心中有“爱”，落笔是“爱”。在我的散文中，有一根红线串连，那就是“爱”字，有对父母感恩的“尊爱”，有对妻儿温馨的“怜爱”，有对友人纯朴的“珍爱”，有对英雄崇敬的“礼爱”，有对事业钟情的“笃爱”，有对祖国忠诚的“挚爱”，就是批评不良针砭时弊时，也是怀揣一个“爱”字，带着希望、期待的心理去书写的。上述所言，也算是我的一种对“爱”的领悟、理解，一种对“爱”的守望、呼唤吧！
思 想
夏义生：我通过对你的散文的细致阅读，发现你的散文在当下浮躁喧哗的文坛中具有一种可贵的精神品质，即对真、善、美的追求与坚守。你笔下抒写的人、事、物，总是会被你抹上一层温馨的人性美的暖色调。请问你的这种充满理想色彩的人文精神与当下的现实情境之间发生过怎样的矛盾和冲突？你是如何应对的？刘克邦：真、善、美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在精神层面的终级目标，也是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对“人文理想”和“精神享受”的高尚追求。当今社会，随着国门的打开，利益主体多元化，思想观念多样化，利益至上、道德失范、诚信缺失、损人利己、坑蒙拐骗、尔虞我诈等不良风气和丑恶现象沉渣泛起，这与我们具有五千年悠久文明历史的民族精神和社会风尚极不相称，也与时代发展进步的要求格格不入。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市场竞争追逐利益的境况下，求真、向善、崇美仍然是社会的主流，真诚待人、乐于助人、大信大德、大仁大义的事，心灵美、行为美的人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最美司机”、“最美教师”、“最美医 生”、“最美 警察 ”、“最 美农民工”……屡见不鲜，层出不穷，感天动地，可歌可泣。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我为自己置身于这个伟大时代而感到骄傲。我坚守自己的信念，向榜样、模范学习，与不良、丑陋划清界线，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推崇真、善、美，抵制假、恶、丑，维护公平，主持正义，倡导、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和伟大精神。我想，若人人如此，并齐心合力，且持之以恒，又何愁社会风气不能好转？何愁一个持续安定、永远和谐、十分美好的人文社会环境不能实现？
夏义生：散文是美文。散文的美在于既要表现创作者对自然、社会和生命的认识，同时也要折射出一种理性的色彩，表现出创作者较高的哲理意蕴。也就是说，不仅要注重情感的抒发，内容的真挚，也要反映出作者深刻的思想性。你的散文尽管写的都是你身边的平凡小事，但却可以从字里行间透露出你非常鲜明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我觉得构成了你宽阔博大的创作思想背景的文化资源是相当丰富复杂的，这其中不乏儒家文化、湖湘文化、“五四”的人文主义精神等的影响。你的散文《一次维权行动》《总理与副省长的故事》《门诊遭遇记》中就可以看到儒家文化、湖湘文化的“感时忧国”精神传统对你创作的影响。你作为一个地道的湖南人，同时又作为一个领导干部，能否结合你的人生经历来谈谈你对“感时忧国”精神传统的理解？
刘克邦：我只是一个职位并不高、长期从事专业工作的公职人员，不敢自称有高深的眼光和远大的志向，更没有资格和气魄在此妄谈“感时忧国”的话题。我热爱自己的事业，也热爱自己的家乡，更热爱自己的祖国，也懂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位卑不敢忘忧国”的道理，说对家乡繁荣发展国家兴旺富强不关心不关注那是假的。我出生于新中国建立不久的时代，经历了六十年代初期三年“苦日子”时期，遭受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冲击，亲眼看到亲身体会到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深刻变革及其取得的丰硕成果，由衷地赞叹和敬佩人民的坚强、祖国的伟大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历史是由人民写的，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从近代到现代，二十一万多平方公里的三湘大地，孕育和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和英雄模范，他们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百折不挠，坚定不移，勇于献身，敢于创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在我的心目中，是英雄、丰碑、楷模、榜样。对于我们来说，社会进步了，时代变化了，环境不同了，不可能再走他们走过的路，再干他们干过的事业，但先辈们的风骨、气节和精神是可以效彷和学习的。在新的发展时期，我们不能玩世不恭，怨天尤人，唯有立足本职，脚踏实地，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做出成绩来，为社会多做贡献，才无愧于时代的要求、人民的重托。
夏义生：你在一次访谈录中谈到自己在散文创作过程中接受过“五四”一代作家创作的影响，尤其提到了鲁迅的《一件小事》和朱自清的《背影》。我觉得你的散文《生死之间》《难忘的一次经历》的语言相当质朴、叙述的手法也平实无奇，但是通过你对落水儿童以及车祸现场的人们的生命价值的尊重和关怀，我分明看到了你其实是在对“五四”一代学人所开创的伟大的平民主义和人本主义传统的精神巡礼。可否结合你的阅读和创作经验，比较深入地谈一下“五四”文学与你的散文创作之间的关系？
刘克邦：“五四”时期的作家高举起“人”的旗帜，倡导一种平民化的“为人生”的文学；它所表现的人生不是特殊阶层的人生，而是包括城乡劳动者在内的平民众生的人生；关注的不仅仅是一人一家的人生，乃是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生存与命运。同时提倡“普遍”和“真挚”这两种文学精神，即用白话文体，写平凡的人物与事实，记载芸芸众生的酸甜苦辣和悲欢离合；用真挚的态度，抒发率真的情感与思想，观照平民百姓的喜怒哀乐和期待向往。鲁迅《一件小事》中对人力车夫的描写就展示了普通平民的心灵之美，而朱自清的《背影》对父亲的描写则是对人性真善美的展现。我在散文《生死之间》中，回忆自己在寒冷中赴救两个稚童的事；在《难忘的一次经历》中，记述众人合力营救遭遇车祸的乘客的场景；在《擦皮鞋的女人》中，刻画繁华闹市区小人物的生活境遇和处世态度；在《出差途中》中，赞颂中巴车上素不相识的姑娘慷慨助人的善行美德。通过详实的文字叙述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讴歌了平凡生活普通人心灵的真善美，弘扬了人性的正面价值，且以助推人性健全发展和倡导人类积极向上的理想为主旨，表达了人类对美好与温暖的永恒追求。“五四”文学的猛然觉醒和“华丽转身”，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和奉献。我不敢高攀“五四”文学的高亮地位和旷世名声，但我十分认同、欣赏其尊重人的精神品格，景仰、崇尚其重视人文价值，力求“文需有益天下”的态度、思想和精神。
审 美
夏义生：散文强调抒发真情实感，但是当下文坛的散文创作中充斥着滥情主义、伪浪漫主义、过分专注一己之悲欢的小资主义，这就使得散文的创作视野狭窄，思想主题浅薄、艺术境界浅陋，同时这也给散文创作者提出了一个艺术创作的难题，即如何对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进行合理合情的处理？如何在纷纭复杂的生活材料中整理、凝练、升华出能够具有普遍审美意义的艺术典型？请问你在具体的创作经验中是否也遇到过这种艺术的挑战？你怎样看待这一问题？刘克邦：生活真实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情况，是纯客观的，是艺术描写的对象；而艺术真实是作家从生活真实中提炼、加工、概括和创造出来的，通过艺术形象集中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的本质、规律的社会生活的真正面貌。生活真实是基础，艺术真实是追求的目标。它们之间是辩证统一的。优秀的文学作品，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特定的生活方式中，对现实的世俗生活进行合理的“填补”和“修饰”，实现价值提升和精神超越。就像文学理论家泓峻所说：“一个真诚而有良知的作家，一方面要通过写作活动满足自己的精神探索与自我表达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要使自己的表达与他人的存在具有相关性，并帮助他人更好地生存，文学事业因此对他们变得加倍沉重。”艺术典型是艺术家对现实生活进行提炼和酿造的结果。它必须是具有鲜明独特的个别形态的艺术原质，必须反映生活的本质规律。我的散文无一不是生活原状的反映，它深深地发源和植根于我的生命和社会生活之中，真实性是我写作遵循的原则和信守的标准。但是，我写散文不是机械地、死板地照葫芦画瓢，生搬硬套复制成文，也不是胡子眉毛一把抓，将生活中有用无用的东西生拉硬拽进来拼凑成文，而是撷取、采摘平常人日常事中那些富有灵性和价值的素材，进行筛选、剪辑、加工、提炼，实现更丰富、灵活、完美的思想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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