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

　　黄江苏先生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研究的是周作人的文学道路。我曾经担任过他的论文答辩导师。记得那一年郜元宝教授有两个学生答辩，一男一女，都是研究周作人，黄江苏研究的是“文学店关门”，另一位女生研究的是周作人的古希腊文学翻译，都是充满学究气而且很难写的题目。因为难写，我就记住了这次论文答辩经过。后来黄江苏到浙江师范大学任教，与我也一直保持着联系。最近我收到他的新著《八○后作家笔下的精神图景研究》，感到眼睛一亮，从研究周作人一下子跳到了八○后作家的创作研究，需要何等的勇气！

　　据黄江苏先生说，他做这个题目的研究，是受到我在十年前与金理一次谈话的启发。那时金理刚从博士后出站回到中文系，也是沉浸在许多“高大上”的研究计划之中，而我劝他要把注意力拉回到当下社会生活，着眼点就是研究同代人的创作。“做同代人的批评家”，为的是让同时代的批评与创作携起手来，共同解读当下的现实生活。随后，金理等年轻的批评家、学者把研究热情转向八○后作家创作的阐发、宣传和批评，有力推动了新一代作家创作的整体性发展。二十多年前上海《萌芽》杂志发起“新概念作文”竞赛，八○后的年轻人开始用他们无拘无束的写作赢得社会关注，其间虽然几经波折起伏，到今天，八○后作家们都年趋不惑，他们的创作也已经蔚为大观。年轻的批评家、学者和作家的精诚合作，改变了文学萎靡的颓势，显示出新的时代文学的力量。黄江苏的这部新著，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去认识和评价当代文学，我认为是正当其时，呼应了当下时代对文学的要求。

　　什么是当下时代对文学的要求？这本来也是见仁见智，不易作正面解答。但以我亲历四十年文学发展的体会而言，很显然，当下是到了文学换代的转折点上。前一个时代，是在中国人刚刚结束一场噩梦开始的。五○后、六○后的作家们也是从生机勃勃的青春岁月走上文学道路，他们无所畏惧，先是响应时代的拨乱反正的要求，后来很快就形成了独立的精神立场。不管在现实生活中出现暴风骤雨还是混沌黑暗，总有那么一批人，不改初衷而潜心创作，不离不弃对文学的信仰，坚持用自己的笔来刻画大时代的复杂情感，他们是自己的时代的精神记录者。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他们的写作形成了稳定的、独立的、成熟的个人风格，就像一棵棵参天大树，个体与个体连接起来，就是一片森林。然而，就如我在《从“少年情怀”到“中年危机”》一文里特别强调过的，这样一种在三十多年的文学实践中形成的、辉煌而丰富的文学风气，到了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开始出现“中年危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学发展中，多元共存本来是在理性竞争下进行的，但由于市场经济的压力、文学边缘化以及媒体的明星化倾向，导致了中年以下更年轻的后继者难以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中年期的文学规范讲究宽容和理性，讲究实力的比较，初出茅庐的青年是很难在中年的成熟规范下轻易取胜的。于是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所谓八○后作家，完全在主流规范以外求生存，他们寄存于现代媒体，接受媒体的包装和塑造，成为网络上出色的写手。这对于我们自‘五四发轫而来的文学传统而言，到底是一个令人兴奋，还是感到沮丧的局面？”这个问题，是我在十年前提出来的，我针对的是当时流行的网络文学、类型小说以及各种新媒体包装的文学读物，成了文学青年最为迷恋的寄生之地。但平心而论，我对当时八○后创作的前景并没有失望，而是“兴奋”与“沮丧”兼而有之。我渴望的是新的先锋精神重新降临文学思想领域，这不是要年轻一代重新回归传统的秩序和规范，而是不辜负这个日新月异发生着变化的当下时代，创造出属于他们自己时代的文学话语。所以说，讨论到当下时代对文学的要求，依我的看法，最紧要的就是龚自珍的两句话：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文学换代需要造就大批青年一代作家。

　　转眼又十年过去了。2022年，读了黄江苏的新著，让我兴奋地感受到了身边的文学新潮方兴未艾、正随着时代生活而涌动，这股文学新潮中的弄潮儿正在摆脱网络上流行的文学类型以及各种新媒体的写作游戏，真正担当起当下时代文学的神圣使命。这是一本严肃的旗帜似的著作，作者身为八○后学者和批评家，他没有与同代人同享狂欢的欲望盛宴，却是与同代人共赴精神的崎岖峻岭。我读着这部著作，仿佛遇着一个年轻的导游，引着我攀登一片山色各异的群峦，不断地指给我看各种风光，也夹杂了他自己对景物的欣赏、赞叹、批评和解说，让他的主观感受也成为山色中的一道风景。在书中随处可见作者的议论融入了自己的人生滋味，以证明他与同龄作家之间的相知相爱。而且，作者在博士期间的学术成果也没有被藏之名山，研究周氏兄弟而获得的知识积累和人文学养，细雨润无声地融入对当下文学的研究与批评中，使他的当下评论尤其显得丰润而且厚重。

　　我应该承认，在认识新一代作家的领域里，我已经落后于时代。黄江苏在书中讨论的很多作品我都没有读过，因此我无法判断他对具体作品的評价是否准确，但是我相信黄江苏的研究工作是认真严肃的，读他的评论文章本身就是一个学习提升的过程和精神享受。如果说前面几个章节还是一般的概而论之，但从第五章讨论双雪涛、第六章讨论苏瓷瓷等人的作品开始，尖锐的人文战斗气息从文字间直逼读者心灵，接着是对胡迁之死的追责拷问，对《大象席地而坐》《大裂》等先锋作品的解读，直接打破了关于“小时代”的文学偏见和错误导向，大大地拓展新一代作家们所营造的文学视野。黄江苏对他所研究的对象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对于早期八○后作家中被媒体包装成名的几位“明星”，他不屑一顾。在第八章《刺破“小时代”的幻象》中他反复讨论张悦然的创作如何突破“小时代”的局限，走向更为开阔的艺术境界，而对“小时代”原创者的创作只字不提。其实“小时代”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用来形容独生子女时代某些青年精神症候还是有一定概括性的，但他无视这类创作，并朝着相反的方向把新一代创作引渡到更为广阔的天地。他从郝景芳的《生于1984》解读出作者对乔治·奥威尔《1984》的呼应，从张悦然的《茧》联系到乔叶的《认罪书》对历史责任的追索，从郑小驴的《西洲曲》追溯到莫言的《蛙》，从苏瓷瓷的创作联想到黑塞笔下的“荒原狼”意象……然而更高的参照系则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的战斗传统，他所议论的文字底下，鲁迅的精神无处不是作为一个核心力量在闪烁锋芒。

　　我认为黄江苏的学术研究是一种正典化的工作，在当前是非常需要的。我们眼前的这一片广袤而略显杂芜的土地是当下时代最重要的文学领地，而文学评论家、研究者的立场和态度，很可能会鼓励这片土地上某些种类的植物的生长。做同代人的批评家，就是要鼓励批评家投身于当下的社会生活，与挣扎在生活一线的写作者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相濡以沫，携手共进，共同来开垦这一片文学新天地。当然，文学评论家不是农民，不是园丁，更不是土地所有者，他们的立场只能是个人的，谁也没有资格来决定文学园地必须生长什么植物。他们只是特殊的读者群体，他们有资格告诉人们，他们选择什么样的植物，选择的原因又是什么。黄江苏是一位具有先锋立场的批评家，他的选择和推荐有鲜明的特点，也是我所欣赏的青年评论家所应有的立场和态度。我尤其欣赏他这本书最后的余论部分，许多议论都深得我心。限于篇幅，我就不深入去谈了，但我希望这部新著只是黄江苏学术道路的一个新的开端，希望他不要轻易地变换阵地，而是深入地、持久地、坚韧地研究下去，与时代同行，与文学同行，与八○后作家们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