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佳明

　　汤鹏（1801—1844），字海秋，自号浮邱子，湖南益阳人。他自幼聪敏好学，才智杰出，二十二岁中举，二十三岁进士及第。初任礼部主事，因文章“震烁奇特”，被选入军机章京，后任贵州司员外郎，东道监察御史，因弹劾工部尚书、宗亲载铨被罢职，回户部转任郎中。目睹外敌入侵、鸦片肆虐、朝廷无能、吏治腐败，很希望以自己的才干济世救国，刚涉仕途便“未逾月三上章”，向朝廷进献治国良策。此外，做过陕甘正考官、记名知府等闲官，逝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仅四十四岁。

　　清康熙时期的理学，乾嘉时期的考据学，都是专制制度下的产物，失去了理论的锋芒。清王朝的闭关自守和严厉的文化政策，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谁来解决这些现实问题？这个时候就出现了经世派。所谓经世派，就是一批很敏感、很有责任感的官员和学者，从解决问题出发，研究历史、研究经典、研究现实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形成一个改良主义的群体。官员方面，代表人物有陶澍、林则徐、贺长龄、贺熙龄等人。学者有龚自珍、汤鹏、魏源、姚莹等人。今文经学、乾嘉汉学、程朱理学、浙东史学、桐城派古文学等多种传统学术为经世思潮提供了思想资源。经世派的思想和作为形成了一股务实改革的思潮，是中国近代改良主义的开端，史称“嘉道经世思潮”。可以说，嘉道以来的经世思想能够勃发成为一种时代思潮，正是中国本土思想传统从多方面回应时代“变局”挑战的必然结果。其中湘籍官员和学者成为这一思潮的骨干。

　　钱基博先生把湖湘文化源头追溯到了周敦颐和王夫之。这两个人给湖南带来了义理和经世的思想。周敦颐“无极而太极”，讲的是本体论，这个本体论打通了天道和人道。理学的思想，“存天理、去人欲”的思想，“内圣外王”的思想，做君子、做圣人的思想，为士大夫树立了一种价值观，树立了一种信仰。所以后来很多湖南先贤，包括近代许多官员，都是以圣贤为榜样，这是价值系统。王夫之所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把理論和实践的关系打通了，他提出“道随器变”“道器同源”；提出了“行为知先，知为行后”“知行相资”。王夫之的思想影响了湖南士人的世界观、方法论。所以湖湘官员和学者成为嘉道经世思潮的骨干。

　　“嘉道经世派”有几个标志性的成绩：一是陶澍的三大改革。二是编成《皇朝经世文编》。贺长龄委托魏源把清朝立国以来那些关系国计民生、务实有用的好文章挑选出来，出了一部文集，叫《皇朝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两千多篇。这个书影响很大，很受欢迎，曾国藩日记中多次提到这部书，一直到戊戌变法以后还有人续编。三是《海国图志》的问世。近代湖南“舆地学”发达，新化邹代钧是代表，他们家族认为“以学之致用，莫地理若”。左宗棠出山前，在家与周夫人研究地理，绘制地图，传为佳话。湘人“经世致用”可见一斑。林则徐委托魏源著《海国图志》是有眼光的，最重要的是魏源在《海国图志》这本书的序言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汤鹏作为经世派重要成员，与陶澍、林则徐、贺长龄、龚自珍、魏源、姚莹等代表人物过从甚密，互相影响。

　　陶澍是中国近代史上经世致用、务实改革的先驱。史学家孟森说：“嘉道以还，留心时事之士大夫，以湖南为最盛，政治学说亦倡导于湖南。所谓首倡《经世文编》之贺长龄，亦善化人，而澍以学问为实行，尤为当时湖南政治家之巨擘。”陶澍为官期间，在除恶安民、抗灾救灾、兴修水利、整顿财政、治理漕运、倡办海运、革新盐政、培养人才上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陶澍在理学经世思想、改革思想、吏治思想、人才思想、爱国主义思想等方面，对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湘军集团核心成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张佩纶与张之洞议论道光以来人才时，一致认为“当以陶文毅为第一”。

　　陶澍是汤鹏的同乡、前辈，虽然位高权重，但是他特别留心人才的发现和栽培，十分关心青年后辈。他对汤鹏的文笔才气十分欣赏：“余与海秋俱生湖南，而洞庭之澎湃，衡岳之岧峣，独海秋为能。以其精神气象，放而之于诗歌文字之间，故其所为今文古文，斐然登作者之堂。而其古今体诗，沉雄浩荡，往复缠绵，上可以续风人、骚人之脉，而下可以包括汉、魏、唐宋之所有。此乃凌轹百代之才，岂直壮我湖南之色而已，甚盛，甚盛。”才华横溢的湖湘青年才俊的形象跃然纸上，陶澍的爱才之心溢于言表。对于陶氏之赞誉，汤鹏则谦逊地说：“公谓我笔力，当于古人求。”陶澍与汤鹏在经世思想上是相通的。汤鹏作为一个具有较多理论色彩的思想家，其改革社会的方案较陶澍和贺长龄、贺熙龄更为系统深刻一些。

　　同时，他和林则徐也是忘年交。他们互相尊重，时常有诗文唱和、书信往来，“箧箱积书札”，这足以说明两人友情之深厚。林则徐对汤的诗文赞誉颇高，他举了很多例子，最后说一句：“海秋于诗无体不工……尤备古人所不及备，为今人之所不能为，诗至此可谓极天下之大观也矣。”汤鹏对林则徐也很赞赏，他称赞道“海内英奇半来往，民间疾苦独徘徊”，对于林则徐之关心民生疾苦、匡时挽势，汤鹏是十分敬仰和钦佩的。汤鹏也是一个关心民瘼的人，他们两个人惺惺相惜。

　　汤鹏与龚自珍也意气相投。大家都知道龚自珍“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这首诗很有名。龚自珍和魏源关系很好，二人也都是汤鹏的朋友。汤鹏在秉性上和龚自珍有很多相似之处，一样的书生意气，一样的刚直自傲。他将自己和龚自珍两个人都比作孤芳自赏、鹤立鸡群的凤凰。他们两人砥砺互勉，友情诚挚。龚自珍在评汤鹏的诗的时候说：“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跟龚自珍相比，汤鹏为人狷介，不甘折腰屈节、趋时媚俗。他不仅以辛辣的语言对封建社会进行深刻揭露和无情批判，而且提出了兴利除弊的改革方案。汤鹏从而成为嘉道年间开“慷慨改天下事”之风、提倡“经世致用”之学的重要人物。

　　汤鹏比曾国藩大十岁，两个人交往同样很密切。汤鹏英年早逝，曾国藩挽道：“著书成二十万言，才未尽也；得谤遍九州四海，名亦随之。”

　　钱基博先生讲汤鹏和魏源都是学风转变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二人年龄相仿，志趣见解相距不远，既是同乡又是朋友，而且是孙辈的亲家。汤鹏对魏源协助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十分钦佩：“太息魏夫子，谁为借箸筹。”对此书评价很高，见人就说“是书可传也”。两个人在京师的时候经常切磋学问，后常有书信往来。魏源比汤鹏长六岁，汤鹏二十三岁就中进士，魏源是到了二十多年后进才中进士。当魏源还在忙于仕途和交游时，汤鹏已悉心关心社会事务了，尤其是他曾担任军机章京，得见全国奏章，通晓天下情形，能实事求是地根据社会实际情况筹划救时之策，思想比较深刻成熟。魏源的主要著作如《圣武记》《海国图志》《书古微》等皆成书在汤鹏的《浮邱子》之后。魏源得览《浮邱子》《汤鹏先生书札》，评价甚高，所以魏源的言论中常常能看到汤鹏的影子。魏源的思想尤其是学术和改革思想受汤鹏的影响颇大。魏源虽年长于汤鹏，但其思想成熟却晚于汤鹏，所以往往能在借鉴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对一些具体的思想主张进行理论总结。齐思和先生认为魏源总领近代经世思潮。正是汤、魏的前呼后应，以及其他经世大吏的有力支持，才使他们的思想在道光时期大放光芒，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汤鹏著《浮邱子》十二卷九十一篇，论述精辟，切中时弊。他在政治上主张用德、理、法整治国家，认为应该从道德上、风俗上来改变社会，还要用严刑峻法来整治弊端。他在使用旧的孔孟之道的时候，并没有拘泥于传统，而是有所创新。新在哪里呢？他认为君主是为人民治理国家的，要把人民看作国家的根本，他有民主民本思想，主張利民惠民。这就表现出他思想的经世致用、与时俱进。他的学术和政治观点具有超出时人的实践理性的特征，使他在近代嘉道时期湖湘学者中居于重要地位。

　　《浮邱子》这本书涉及当时各个方面，论述社会进行全面改革的思考。其中《则古》三篇是针对时弊而发；《十弊》《尚变》《左评》等篇把改革政治革新思想的主张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大声呼号：“变之时义大矣哉！”强调变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根据“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易思想以及历史进化论，提出了自己的变易观，主张随着世道的演进和现实的变化，兴利除弊进行改革。他总结前代经验，针对社会弊端提出了“四十变”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气诸方面，在经济方面他提出“六变”。这是他的经世致用思想的一大特征。

　　他继承儒家“民为邦本”和“重农”经济思想，针对当时的社会现状，提出了重民、恤民，以及农业经济的改革。第一，他认为农民问题是国家的根本问题，既是民生问题又是国家安定问题。他主张解决农民问题以促进农业生产。他建议以“力农”来解决“浮民”和“常民”的问题。这里他创造了两个概念，“浮民”就是没有地的农民，“常民”就是有地自己耕种的农民。那时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浮民”呢？皇族勋贵、官僚大户搞土地兼并。和珅一个人就拥有几百万亩土地。在整个的清朝后期，土地兼并成为社会最大的腐败源头。土地兼并造成农民失地，流离失所，社会动荡。国家的税收依靠土地，土地到了权贵手里，千方百计逃税，国家财政问题就突显出来了。汤鹏提出用“限田”的办法来抑制土地兼并。提出四点主张：力农、勤织、屯田、实边。第二，他的财政思想相当丰富，他强调开源节流，以整顿国家财政，他强调禁奢从简，把它说成是“医贫”的一个重要药方。第三，他对已经发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和日益活跃的商业有一个超前的认识。他提出去掉重复的关卡以利通行。“宽偷漏之禁以厌小察”，不要对小摊、小商、小贩过于严厉。“罢无名之税以说商旅”，主张自由贸易，利商、便商、利民。主张统一货币，应对“钱贱银贵”的变化。“钱贱银贵”是嘉道时期一大内政和外交问题，因大量白银在鸦片贸易中流失了，银价上涨，而政府规定纳税要交银子，百姓不堪重负。汤鹏看到了这个问题，提出了解决的方法。第四，汤鹏的消费思想在其经济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内容呈现出了较为完备的体系。他不只是注意到了消费本身，也不只是单纯地考察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或者消费对生产的制约，而且将消费这一问题放在整个国家的范畴加以探讨，注意到了消费同经济、消费同国家管理以及消费同军事之间的联系。这就是他的思想的精彩之处。汤鹏是我国最先研究中国近代经济问题的思想家之一。汤鹏的经济思想具有过渡的意义，既有近代启蒙时期的某些特征，又有封建社会衰朽期的鲜明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