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

　　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了认知、农业和科技三大革命，经过漫长的进化发展到如今的文明社会。智人是现代人的祖先，大约七万年前，幸运地引发了认知革命，这是人类历史真正的开端。智人之所以能够征服世界，就是因为他们能够直立行走，具有了语言、交流、合作、信仰、想象力以及制造工具的能力。于是，人们开始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反躬自问：人的思维究竟是怎样产生的？这是一个哲学命题，即认识的起源，亦即知与行的观念问题。

　　认识来源于实践，这是一个哲学常识。但早在春秋时期，孔子承认有生而知之，这是违反实践论的，但他更强调学而知之，在《论语》卷首第一句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自孔子之后，中国开创了一个社会个体追求知行观的漫长历史时期。

　　我国古代知行观出现过四大主要流派：首先是商朝的伊尹，他的知行观是“弗虑胡获，弗为胡成”，意思是说，不思考怎么能搞清楚事理，不去做怎么能成事。后来，逐渐演变为“知易行难”的观点。其次是战国时期的荀子，他是我国古典唯物主义者，他主张：行先知后、由行致知、以行验知、以行导知、知行统一。再次是唐代的柳宗元，他提出元知行论，对知行有创新的见解，他认为人的心理实质来自两方面：刚健之气和纯粹之气，前者即意志，也就是行；后者是认识，也即知。所谓元认知就是对认知的认知，或称为总认知。最后是宋明之后，思想家们对认知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其代表人物有程颐、朱熹、王阳明等。程颐认为“须是识在行之先”，朱熹提出“知行常相须”的观点，指二者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关系。

　　王阳明是继孔、孟和朱熹之后第四位圣人，是心学的创始人和知行理论的集大成者。知行观是他心学的核心学说之一，他认为：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这是他在贵州时提出的“知行合一”观点。他认为唯有知行合一才能达到心即理、心外无理、心外无行、心外无事，唯如是，才是真正的实事求是。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知就是知，行就是行，知行怎么合一呢？他认为知行合一，意思是“知行即一”，知即行，行即知，这是知行的辩证法，是五百多年以前王阳明思想之精华。

　　在讲到知行观时，我不得不提到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他本名陶文俊，1910年在金陵大学读书时，由于崇敬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信奉其“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的至理名言，于是改名为陶行知。后来，他的思想在实践中发生了巨变，对知行关系又有了新的认识。他认为，富兰克林、瓦特等人的发明，都是先有实践，后有发明创造。于是，他把以前的信仰倒转过来，确认“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其实，知与行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形式也有多种多样。至于是知易行难还是知难行易，可能两种情况都有。例如十七世纪法国数学家费马提出的费马大定理，曾经困惑了一代又一代的数学家，最终是由英国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用了七年的时间才完整地证明了这个难题，这就是知难的典型。那么，行易也可以找得到例子，如重复性简单的劳动，仅仅就是行。因此，就纯理论科学而言，可能仅仅停留在知的阶段，今后也可能得到应用，也可能永远只是知。

　　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知与行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分离、对立、斗争是绝对的，所以在历史的长河中，才充斥着那么多的谬误与懵懂。知与行的统一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所以才会在某个时期出现启蒙、飞跃与发展。王阳明先生的心学是唯心主义的，如果我們剔除其唯心的部分，以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来认识，就不难理解他的知行合一关系的辩证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