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小棣

　　一

　　百岁老人们的回忆，是非常有意义、非常值得重视的。近年来有两部百岁老人的回忆录特别引人注目：先是《许渊冲百岁自述》，后又有《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两位老人同期就读于西南联大，后来又都是著名翻译家。二位的百岁回忆录，可谓相得益彰、交相辉映，一瞬间把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一段华章照得通体透亮，脉络分明。

　　随着西南联大的声名鹊起、校史走红，当代人心目中的西南联大师生，往往被塑造成一批同质的偶像。战火纷飞中勤奋治学的家国情怀，成为人们普遍称颂的内涵，而这群人的鲜明个性、鲜活人生，其实才更能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真实面貌与历史价值。

　　许渊冲和杨苡两位老人就极具鲜明对比与反差，几乎呈现出频谱两端的极致。两位不仅在体魄上差异分明，前者魁梧高大，后者身材娇小。性格上也是天差地别，前者执着，后者洒脱；前者孜孜以求、不到长城非好汉，后者淡泊功名、举重若轻好自在；前者一生一世永远追求第一，后者从没把名次地位当回事儿。而二位的性格反差与殊途同归的健康长寿，甚至可以打破各种养身之道中各执一词的片面说教。

　　翻开《许渊冲百岁自述》，迎面而来的是一位极具喜感的喜剧式人物。若是能采访那批当年恰同学少年的少男少女们，恐怕众口一词地觉得他就是一个笑料、全班的开心果，却没有料到他竟笑到了最后，不仅长寿，而且老有所为、老有所成，业绩辉煌，愈老愈香。

　　他对分数的追求与执着，可以从其记叙中得到印证。小学五年级作文、演讲、图画比赛的成绩名次，他都还记得一清二楚。初一英文第一次小考得了九十三分，高于小学时的成绩，也让他终生难忘。初一上学期期末考试有两门不及格，党义四十九分，植物五十七分；下学期党义得了七十二分。这么琐碎的大小考试成绩，他竟然活到了一百岁都不能忘怀。

　　而《杨苡口述自传》则让人看见一位花季少女长成文学祖母的世纪历程，其记事叙人的坦诚洒脱，几乎到了口无遮拦的地步，包括对于夫君赵瑞蕻的所有描述。也正是因为这份逼真，使得这部百岁老人的回忆录达到了传记文字难得的高峰。她的口述其实道出了许多人容易误解也难于理解的某些生活道理。譬如，普通人都会以为出身于银行家的所谓贵族大户人家的她，就自然会被娇生惯养，而出身相对贫寒的赵先生就该是从小操持家务。而实际情况刚好相反，杨苡自小就会做并且也爱做一点针织女红，家里也从没对她苛求学业成绩。反而是相对贫寒小户人家的赵先生，从小就被族人捧为读书种子，要为家族荣誉争足面子，也从来不需要从事多少家务劳动。这样复杂的家庭内部关系与人物性格特征，是一流文学作品和传记文字才能精准刻画与描绘的。

　　二

　　循着许先生的执着、较真，我们会发现许多学林细节。例如，我们今天都把陈寅恪当作偶像崇拜，怎么也不会想到曾有一位许渊冲的中学同学，当年是全省小学毕业会考第三名，考取浙江大学历史系的第一名，后来他写了一篇《府兵制溯源并质陈寅恪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熊德基教授读后，说他是文史奇才。可见陈寅恪也曾有被晚辈学人认真质问过的时候。

　　还有写得更加露骨的故事。话说叶公超是钱锺书的老师，教过钱锺书“大一英文”，早在美国留学时代已经出版过一本英文诗集，并得到美国诗人弗罗斯特赏识。在西南联大，“1939年6月24日晚上7时，外文系在昆华农校三楼开联欢会。叶先生用英语致辞，英国教授燕卜荪朗诵了他的诗，四年级同学演出了一幕英文短剧。比起燕卜荪来，叶先生和毕业班的英语说得都不流利，使我觉得叶先生严于责人，宽于待己”。这样的评论，既较真也可算是口无遮拦了。

　　其实，老一辈学者的外语，大都是口语远逊于文字，这是时代的通病，和今人刚好倒过来。今天很多年轻人可以讲一口流利的外文，但写出文字来，往往文不通、句不顺，词不达意，令人费解、误解。当然，许先生的文字功力，在他同辈人中也是佼佼者，而且偏重于诗词歌赋。

　　许先生较真的事例，书中最精彩的描述，莫过于对传说中钱锺书“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之论的考证，哪怕杨绛、李赋宁等人都曾书面澄清绝无此事。他认为这句话看起来就像是钱先生说的，因为它是一个警句，“而妙语如珠正是钱锺书的拿手好戏，我看对叶、吴、陈三人的评论可以算是妙语”。

　　对此，他还引申杨振宁说“爱因斯坦等大科学家的伟大成就往往能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概括起来”，以及冯友兰谈到金岳霖时说“他的长处是能把很简单的事情说得很复杂”，而冯友兰自己则“能把复杂的事情说得很简单”。就这样，许的论述里无意中对冯友兰和金岳霖都有了精彩简明的刻画，这些都是阅读许先生回忆录时会心的地方。

　　至于杨绛等人的矢口否认，许先生轻松说道：“我却说不敢肯定或否定有无此事，因为说有易，说无难。”可谓四两拨千斤。他坚持认为这话像是钱先生的口气，评论也不无道理。“其实他不但是对教师，就是对当时的世界文豪，批评起来也是一针见血、毫不容情的。”接着，还举例钱曾如何议论自己的父亲以及章士钊、胡适，然后建议：“与其考证对叶、吴、陈的评语是否出于他口，不如研究这三句话是否言之有理。”后面的详尽分析与比较，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总之一句话，许先生的这种较真，让我们得以看见当年学者们的各种特征与迷人之处。

　　三

　　与此殊途同归的是，杨苡老人的回忆录里洒脱随意、口无遮拦的追忆，同样反映出那一代学者的不同风貌，足以打破今人后世由于各种因素而造成的刻板与非真实的印象。

　　杨苡让我们清楚地看到，那一代的学子无论是家境贫寒还是富贵人家，都是心甘情愿地上学读书，都是“我要学”而非“要我学”，虽然其间也有读书“用功”与“不用功”的差异。她本人属于“不用功”的一类，而她以后的夫君赵瑞蕻就属于“用功”的，也正是这种“用功”获得她的欣赏。

　　她还让我们看到，当时的学校环境与体制，能够让“不用功”与“用功”的学生同样获取学业的进步，因为所谓“不用功”的学生无非是对某一类课程和知识不感兴趣，而对另一些知识依然是孜孜以求的。他们可以翘课，上茶馆各自看自己喜欢读的书。也千万不要小看茶馆这种地方，三教九流反映出种种社会现实，远比当今的学生食堂要丰富精彩。

　　同时，师生们也不是躲进象牙塔、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虫、书痴，家国情怀在他们那一辈学人身上体现得尤为强烈。

　　书里记叙的沈从文先生也别有意趣，对于躲避日机轰炸的“跑警报”，他的看法与众不同。他和杨振声先生有过一次不愉快，就与此有关。“之前他在报纸上写文章，批评那些跑警报的人。说大家从各地聚集到这里，整天忙着跑警报，开不了学，书也不念了，成个什么事？文章出来后许多人认为他说得不对，写文章驳他，他挺委屈的。那天他在饭桌上又说这事，还是他那些理由。杨先生就说，你可以不跑，我拖家带口的，孩子还小，不跑等着日本飞机炸死？沈先生说不出话来，大概还有那时的压力，一下就哭起来（后来接触多了，我发现沈先生挺容易哭的）。从那以后，两位先生之间就有些别扭了。”

　　这样鲜活的文字与人物形象，正是这本回忆录的珍贵价值所在。例如，谈到巴金和陈蕴珍（又名萧珊）的关系时写到，上影导演彭小莲（彭柏山的女儿）“曾經想拍一部巴金的传记片，恋爱当然是重头戏。她到南京来采访过我，我挺喜欢她（她那本写她父亲一辈人经历的书太好了），不过她对我的话加了好多想象。我跟她是说过，有次去那里，也没敲门就进去了，就见陈蕴珍躺在床上，巴金蹲在地下，就着陈蕴珍在说话……到彭小莲那里，我见到的那一幕变成了巴金跪在地下向陈蕴珍求婚。李小林跟我打电话说起，说彭小莲说的，就是从我嘴里听来的——这是哪跟哪呀？就像李小林说的，她爸爸那么拘谨的人，哪会跪地求婚，一直是她妈追她爸的”。

　　总之，无论家国大事、名人逸闻、教育今昔，许渊冲和杨苡两位百岁老人的回忆录，都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依据，而且可读性极强。杨苡回忆录光是一开头写家庭内部传说中有关本族如何发迹的故事，就已经让人惊掉下巴，爱不释手。我特别欣赏作者能把这样一个代代相传的故事说成只是一个“传说”，这种态度就让读者们放心。诚然，两位老人在书中的确留下些许不同记叙，有彼此出入、相互矛盾之处，那就由读者们各自去发现、辨识、记趣好了。在下我虽也察觉一二，就不去详说了，因为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地方，不必像前者那样使劲较真，大可如后者一般潇洒随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