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岫编选的《茅盾研究在国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一书,在《概述》里有这样一段话:“1938年德文版《子夜》序言,也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德译者弗朗茨·库恩根据1933年开明版,改书名为《黄昏的上海》,在德累斯顿出版了德文版《子夜》全译本。这个德译本,在我们国内各大图书馆均无馆藏,现在见到的这个版本是巴金同志在一个旧书摊上买到后送给茅盾同志的,书的扉页上有‘送給雁冰先生字样,我们应该感谢巴金同志为我们保存了这份难得的史料。”
巴金什么时候购得此书?什么时候送给茅盾的?《概述》没有说明。
众所周知,巴金是作家,也是编辑家、翻译家,但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个藏书家。巴金嗜书如命,从年轻时候起就养成了买书、藏书习惯。他长期居住在上海,上海给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便利”。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上海的古旧市场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他在那里看书购书,惬意至极。他购书极为讲究,目标对象多为现代文学珍品和外文书刊。这本德译版的《子夜》(《黄昏的上海》)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购得的。
巴金购书,除了自己珍藏之外,也会赠送给别人。他有一个观念,书是给人看的,有了好书就是要让大家分享。当时作家之间似乎形成一种默契,好书不分彼此,相互赠送交流,在巴金收藏的作家签名本中就包括郭沫若、郑振铎、叶圣陶、老舍、曹禺等许多他的友人,自然也包括了茅盾,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茅盾赠送巴金的十卷本《茅盾文集》签名本。
巴金赠书茅盾,除了“默契”之外,还有就是他对茅盾的敬重。在他的心底,他一直是将茅盾视为“先生”和“老师”。发现这本德文版的《子夜》,巴金的反应当然是惊喜又意外,而茅盾接受巴金的赠书,料想同样也是如此。但搜寻相关资料,茅盾似乎从未公开谈论过这个译本。四十年后的1978年,又有一个新的德译本《子夜》出版,译者是沃尔夫冈·顾彬,也是德国的一位汉学家,茅盾为其写了一篇短文《致德国读者》,里面也只字未提四十年前的这个译本。按说,茅盾可以稍微“借题发挥”一下,可他没有这么做。
不过,1977年和1979年,茅盾在与南京大学教授叶子铭的两次通信里面提到了这个译本。由于时隔久远,记忆出错,他误认为是史沫特莱所译。史沫特莱是美国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两人相识时,史是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身份来到中国的,因此茅盾以为她是德国人,后加入美国籍。在第二封信里,茅盾纠正了这一错误,说“《子夜》德文译本并非史沫特莱所译,而是德国的F·柯恩博士”(今译“弗朗茨·库恩”)。两封信都是附带提一提,没有进一步说明。之所以“没有说明”,当然有“状故”。
弗朗茨·库恩的译本确实是有“问题”的,而且“问题”不小。可能是因为茅盾本人对这个译本比较熟知,碍于他是被译介的作者,所以不作任何表示。
究竟是什么“问题”?
库恩在1938年5月的《德文版〈子夜〉》前记》里有一段文字:“德文本《子夜》是该书的第一个欧洲译本,也是包括十九章在内的整个原作的完整译本。只有在书的开头部分,由于编辑的原因,删去了大约十页偏重于经济理论闲谈的场面。这一部分的译文存放于出版社档案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随时查阅。”
弗兰茨·库恩是欧洲最早最系统介绍中国文学的德国著名汉学家,被誉为“中德文化交流的媒介人”,翻译过《红楼梦》《水浒传》等许多中国文学作品,他的翻译注重内在表达且符合本国读者阅读口味。他自称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融合”促成了他的这本译作,只可惜这本译作是残缺的,有瑕疵的,甚至还是错误的。尽管如此,它又是珍贵的,因为它第一次向西方国家介绍和展示了茅盾的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这个1938年的译本在我国藏书界有可能是孤本,尽管当时在德国发行有五六千册之多,但战乱时期,稀珍的译介作品由西方传入,如何妥善安全保管是个问题,何况《子夜》在当时是被当作禁书限制的。
现在这个译本连同茅盾其他资料(手稿)一起早已由其亲属分别捐赠给了国家及地方图书馆、文学馆、纪念馆等收藏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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