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阳

　　《昕夕闲谈》是连载于申报馆创办的文学月刊《瀛寰琐纪》上的一部翻译小说，也被认为是我国近代第一部翻译小说（非宗教读本，且译者为国人）。它的译者蠡勺居士已知为《申报》首任总主笔、当时尚未得中进士的钱塘人蒋其章，原著则是英国作家布沃尔·利顿的长篇小说《夜与晨》。《昕夕闲谈》从《瀛寰琐纪》第三卷（1873年1月）开始连载，每卷刊登译文两节，刊至第二十八卷（1875年1月）止。之后《瀛寰琐纪》更名为《四溟琐纪》，《昕夕闲谈》停载。1875年下半年，申报馆发行了《昕夕闲谈》的单行本，较连载本新增三节，列入“申报馆丛书”第七十三种。

　　蠡勺居士翻译的《昕夕闲谈》共计三卷五十五节（上卷十八节、次卷十三节、三卷二十四节）。虽然译本以“节”为基本单位，但它实际是章回体，每回均拟有对称的回目，而且使用的是参以文言的白话。从《申报》1873年1月登载的译刊《昕夕闲谈》的广告中，可以知道申报馆关于这部小说的定位是“怡悦性情，惩劝风俗”，而其侧重点或许还在“惩劝”二字上。蠡勺居士执笔的《〈昕夕闲谈〉小叙》说得很明白：“今西国名士撰成此书，务使富者不得沽名，善者不必钓誉，真君子神彩如生，伪君子神情毕露，此则所谓铸鼎象物者也，此则所谓照渚然犀者也。”“其所以广中土之见闻，所以记欧洲之风俗者，犹其浅焉者也。诸君子之阅是书者，尚勿等诸寻常之平话，无益之小说也可。”着力处多在《昕夕闲谈》的思想性也即社会批判意识上。至于这部小说对西方风俗的描摹刻画，只是其浅显的表象。蠡勺居士对《昕夕闲谈》的理解，明显受到原作者利顿为这部小说所作的《序言》的影响。正是在利顿的《序言》启发下，蠡勺居士对小说的功能和价值有了重新的认识和评估，这首先促使他将这部译作与中国的“寻常之平话，无益之小说”区别开来。在中、西小说的比较视野中，蠡勺居士試图提升小说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的努力并不难体会。

　　然而读者考虑不了许多，他们首先要从译本中获知的，其实还是小说中发生的故事以及故事得以发生的新奇的域外风俗人情。对译者来说，如何让读者在本土的文化场域中理解异域的种种文化行为，将是贯穿翻译小说始终的课题。在这种情况下，两种文化的差异性越大，译者的参与度就越高，译本的“形变”就越重，直译的可能性也就越小。其最终的目的，无非是为读者找寻到理解两种文化的支点，同时尽可能地消除他们在阅读过程中随时产生的疑惑不解。所以不必感到稀奇：在《昕夕闲谈》的译本正文之前，有一组由十首七绝组成的《英国小说题词》。这十首极具中国特色的七绝题词，兼具预示与推介的功用，是故事情节的凝练概括，也是引导读者逐节阅读的广告词。第一首写道：“此是欧州〔洲〕绝妙词，描摹情态出须眉。谁知海外惊奇客，即是长安游侠儿。”第三首写道：“并肩游处两无猜，谁识檀奴计早排。从此香车油壁路，花风齐送玉人来。”第九首写道：“阿父防闲意太严，闭门深锁玉钩帘。萧郎独恨无缘甚，从此羞歌《昔昔盐》。”典型的古典诗歌意象营构出特富东方情蕴的故事环境。在阅读译文之先，这一组题词无疑会减弱读者本来的陌生感，进而兴起一种深入文本一探究竟的愿望。研究者暂时无法确定题词的作者是否就是蠡勺居士，但这一设置本身已经显露出译本在中国文化场域中为自己寻求关联的草蛇灰线。

　　具体的工作将由译者蠡勺居士来完成。他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在原文基础上借题发挥，其实就是介入文本，参与创作。比如他在第一卷第一节译到小说人物“排士”金尽友散的景况时，加入了这样两句“俗语”：“古人说得好：‘有钱有友，无钱无友。又有诗说得好：‘世人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此外用到的俗语还有“不看僧面看佛面”（上卷第九节）、“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上卷第十二节）等。另一种方式，是借用章回体小说惯用的手法和技巧：跳出文本，直面读者，以“看官”二字领起一段解释说明性的文字。这样的文字在《昕夕闲谈》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分量不轻，所涉及的内容五花八门，大到法律制度，小到礼仪习俗，靡不讲解明白，几乎有社会百科全书的性质。按照法国文论家热奈特的说法，这些文字（包括前面提到的题词）均可称为翻译过程中产生的“副文本”。比如：“看官，西例凡是私生的儿子，父死后若不留下遗书，把产业传与他，他便不能得的。”“看官，你道什么叫枪战？原来西国从前有一恶俗，若两人有争竞不合之事，以为受辱，乃相约对战，用胜负决是非，以雪耻报仇。这种枪战事，多起于女戎咧。”“看官，伦敦有大花园，皆系供公用的，近来香港有公家花园，是其法则了。”解释有西方的遗产继承法、西方社会的独特习俗以及西方的公共设施。无论译者呈现西方的哪一个方面，他的参照系均为晚清的中国。在凡是容易引起误会或不解的地方，比如自由恋爱与中国男女大防观念的冲突，遗产继承法与中国嫡长子继承制的差异，枪战决斗与中国习俗的不同，等等，都有译者耐心细致的注析。正是这些说明性文字的辅翼，才保证了域外小说被晚清读者理解与接受的可能。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中，这些文字并非可有可无，因而翻译小说的样貌也就不可能是对原著的直接还原。除此之外，还有大量虽无“看官”二字引领，实则性质相同的文字。这些文字见证着中西文化在初步接触时小心翼翼的状态。读者从中可以感受到，由于大清帝国长期闭关锁国所导致的闭目塞听的现实后果，以及译者为了打破这种僵硬的现实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对于蠡勺居士而言，译介《昕夕闲谈》本有更高远的思想追求，那就是从利顿那里继承而来的社会批判意识，可是为了让读者能够领会这种意识，他却必须首先设法让这部小说适应读者的胃口。《昕夕闲谈》的译者借助报刊打开了一扇睁眼看世界的窗口，可是同样为了让晚清读者从茶烟缭绕中起身走近这扇窗口，抬眼望一望“瀛寰”，他还必须有意地将《红楼梦》《水浒传》等中国古典小说铺作阶石。所以我们看到，作为一部翻译小说，《昕夕闲谈》所受《红楼梦》《水浒传》影响乃至主动向白话章回体小说靠拢的痕迹具在。这还不是说相对隐晦的部分，比如第三卷第一节的回目“聚友朋良宵开夜宴”对《红楼梦》第六十三回回目“寿怡红群芳开夜宴”的化用。再比如它雅俗共赏而又偶带方音的说书语言，以及蠡勺居士在译文中甚至光明正大地将《昕夕闲谈》中的人物与《红楼梦》中的人物相比附。上卷第十五节中蠡勺居士译至“罗巴的浑家”时写下的句子：“罗巴的浑家，本来是世家的女子，姿容艳美，尽有林下风格，不过性情恬静，知识凡庸，仿佛《红楼梦》中邢夫人身分。”说“性情恬静，知识凡庸”，还只不过是一种模糊而大众化的印象，然而又说“仿佛《红楼梦》中邢夫人身分”，则罗巴妻子的形象就陡然鲜明起来了。而借助《红楼梦》中的邢夫人，读者对罗巴妻子的身份与性情的感知便不会十分冰冷与隔阂，这是译者为使读者理解西方小说中的人物所采取的重要策略。

　　更进一步，对西洋小说技法的妙处、布局的巧处与描写的精彩处，蠡勺居士又以明清以来形成的小说评点传统予以点破和评析，以便读者深入领会。从引入或介绍西洋小说叙事手法的层面考量，这些评点是比较早的对外国小说创作进行的技术探索。评点只坚持到第一卷第四节便戛然而止，且均以“小吉罗庵主评曰”的形式附在每节之末。第三节的评点写道：“小吉罗庵主评曰：此一回叙排士病中情形，十分凄苦，正反照非利这边团圆之乐与游适之趣也。倒从排士心中一苦一乐，一悲一喜，说得十分酣足。此所谓独茧抽丝，双鉴取影，文心之妙，有似‘石出倒听枫叶下，橹摇背指菊花开，真属灵妙绝伦。”惯读《聊斋志异》《水浒传》等小说的晚清读者，对评点之道自然不会太陌生，可是在翻译小说的节尾加上评点，到底还是透着股新鲜。蠡勺居士苦心孤诣，从回目到语言再到形式——章回体小说的旧套诸如“话说”“看官”“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要知后事，下回续谈”以及节尾的评点，无不按照中国小说的体量裁制这部域外小说。如果仔细对照原著还会发现：《昕夕闲谈》的“节”并不等同于原著的“chapter”（章节），因为原著一个完整的“chapter”（章节）往往被蠡勺居士拆分成两到三“节”。当然，《瀛寰琐纪》每期刊登（翻译）小说的篇幅限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说，蠡勺居士是《昕夕闲谈》的译者，某种程度上又像是这部译本的“著者”，因为他全面参与到了这部汉译小说的文本内部，打开了译本中深度折叠的文化褶皱，呈现出一幅活泼新奇的“西国”风俗图景。可也正因为他的全面参与以及为减少晚清读者对《昕夕闲谈》的陌生感而做的种种努力，才使《昕夕闲谈》风俗文化读本的属性增强，而原著深刻的思想性就不免有所“遮蔽”，未能得到充分展现。

　　1875年春，蠡勺居士蒋其章离开申报馆，准备参加1876年的丙子会试恩科，《昕夕闲谈》随之停译停刊。此次恩科蒋其章并未得中，但他没有立即回沪，而是继续参加了1877年的丁丑会试正科，最终高中进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