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建伟

　　吕正惠先生曾说过一句话：“许多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但很少人去留意在现代中国写作‘旧文学的人。”言下之意，“写作‘旧文学的人”一直存在着，只不过少有人留意。吕先生所说的“写作‘旧文学的人”并不是指兼写旧体诗词的新文学家，而是专指清末以来着力于旧体文学，特别是旧体诗词的一派文人，他们长期受到有意无意的忽视或贬抑。一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尤其在新世纪以后，随着大量的文献得到挖掘与整理，这一派诗人才逐渐受到关注。旧体诗人丰富的创作实践，不得不让关注现代文学史写作的学者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它们能否像新文学写作那样参与现代文学史的进程？唐弢、王富仁、王泽龙等学者认为现代文学不应将旧体诗词纳入进来，而如钟振振、马大勇、王国钦、陈友康等学者则认为现代旧体诗词不可不入史。还有学者如陈永正认为旧文学与新文学应该各自作史，以免去许多不必要的争议。另有部分学者如张寅彭、曹辛华、王培军、南江涛等不去理会“入史”的问题，着手整理文献资料，或者如胡迎建、胡晓明、马亚中、马卫中、李遇春等学者着手从事旧诗史、旧诗流派与诗人个案的研究。至如今，关于现代旧诗的研究已经蔚为大观，完全可以预期在未来会取得更丰富的成果。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即旧诗究竟在现代诗史中所占比重如何？一直没有人对此做过专门统计或整理。其实即便是新文学研究者，对新诗在现代诗史中能否占据主导地位也是心有疑虑的。姜涛说：“在后来的文学史上，‘新诗占据了主流，但它在多大程度上取代了旧诗的阅读空间，仍是个值得探讨的课题。”从新文化运动以来，将旧诗排斥在现代文学史叙事之外，一直是新文学家的一种惯常做法。比如1931年，瞿秋白发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其中谈道：“文言诗词的集子（新的现代人的创作），在最近十年来也许一本也没有出过；而新式白话诗的集子，至少已经有一百五六十本，而且正在天天的出版。”要么是由于视野所限，要么是故意无视旧诗集的存在，瞿氏的这个判断下得相当草率。他说旧诗词集“最近十年来也许一本也没有出过”，完全不符合事实。仅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民国时期总书目》所列旧诗别集而言，从新文化运动至瞿氏文章发表的年份（1931）这十来年时间，由正式出版社推出的旧诗集也有一百多部。如果再考察一下1917至1949年这三十余年的诗集刊印情况，新诗别集超过一千部，旧诗别集的数量尚未有人进行统计，但根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民国时期总书目》所收旧诗别集目录、王伟勇主编的《民国诗集丛刊》所收诗集、陈国安的《南社旧体文学著述叙录初编》所收旧诗别集目录，以及李灵年、杨忠主编的《清人别集总目》与陈红彦、谢冬荣、萨仁高娃主编的《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所收民国诗人的旧诗集，再加上笔者自己这些年来或搜集或复印或扫描的民国旧诗集，当不下于这段时期的新诗集总量。潘静如在《民国诗学·后记》中也提过：“癸卯夏，长日多暇，因发愿撰《民国旧体诗集别录》。竟三月之力，成百篇，得七百余目，自忖非二十年以上，不能稍蒇其业，刻下但随缘而已。”这句话写于2017年，倘再用二十年时间搜集旧诗别集，其数量不可限矣。

　　此外，我们要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新诗人对于出版诗集非常随意：俞平伯从1922年至1925年这短短三年时间里便出版了《冬夜》《西还》与《忆》共三部诗集；郭沫若在1927年与1928年两年内出版了《瓶》《前茅》《恢复》共三部诗集；蒋光慈从1925年至1930年间出版了《新梦》《哀中国》《哭诉》《战鼓》与《乡情集》共五部诗集；曹葆华从1930年至1932年出版了《寄诗魂》《灵焰》及《落日颂》共三部诗集；王独清从1926年至1933年出版了《圣母像前》《死前》《威尼市》《埃及人》《锻炼》《零乱章》六部诗集；艾青则从1936年的《大堰河》出版到1945年，共写了十三部诗集，尤其是1943与1944这两年就写了《黎明的通知》《反法西斯》《吴满有》《愿春天早点来》《雪里钻》共五部诗集。创作最活跃的要算蒲风与臧克家，前者从1934年至1939年这几年间，出版了《茫茫夜》《六月流火》《钢铁的歌唱》《黑陋的角落里》等十二部诗集，平均每年达两部之多；后者则从1933年的《烙印》到1948年的《冬天》，共出版十九部诗集，居然保持了长达十多年的高产！李思纯当时便对新诗集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有过微词：“欲求吾国‘出版新诗一册之文学家，宜审世事之艰难耳。”郭沫若自己对这种情况也有所反思，他曾比较英国诗人葛雷（Thomas Gray）的谨慎做诗与当时新诗坛的随意下笔说道：“像我们目下幼稚的新诗坛上也尽有几天之内便能做出一部诗集出来的作家，葛雷他真个是不能多写吗？”而旧诗人由于受“立言”传统的影响，他们对诗集的出版相当谨慎，在审定诗集时常常有一个“删诗”的过程。比如陈三立，平生只有《散原精舍诗》（包括《续集》《别集》），陈衍只有《石遗室诗集》（包括《补遗》与《续集》），陈宝琛只有《沧趣楼诗集》（包括《补遗》）等，基本上可看成是一人一集。可是即便如此，旧诗集在数量上也仍能与新诗集抗衡。所以，尽管新诗风靡一时，但说其已取代旧诗而成为诗坛的主流，则恐怕不符合历史事实。

　　以上是就诗集出版层面而论，就阅读层面而言，旧诗受欢迎程度也不亚于新诗。木山英雄2004年10月27日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发表“当代中国旧体诗词问题——以日本为角度”的演讲中曾以鲁迅为例，说明旧诗“超越了一般旧诗作者和爱好者的狭窄世界，得以成为在公共领域经得起鉴赏的东西”，并呼吁：“首先需要的是把旧体诗词放入现代文学这一公共空间的行动，或者相反需要可以容纳旧体诗词的公共空间，而批评或文学史应该是推动这种空间形成的东西。”他认为，要形成这一“公共空间”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愿意公平且直率地欣赏诗本身的读者存在”。这一判断非常敏锐，但木山氏感叹旧体诗词缺乏“公共空间”，只能說是针对当时的困境，却不一定是指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诗坛现实。1935年2月，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第二十二期发起“人间世社征选现代中国百部佳作启事”的评选活动，这则“启事”所列标准十分详细，其中第一条就说明了以读者接受程度为标准：“此次征选纯站在读者立场，对各家书局所出之书，绝无彼此畛域之分。”第三条说明：“文学不分新旧。”第五条说明：“征选方法，一方发函各地好学之士征求意见，一方请本刊读者自由举出。决定不依票数，惟将最后拟稿，商请学者通人斟酌去舍。”既有各地一般好学之士的意见，又有刊物读者群的态度；有票数的参考，而又不唯票数论，最后需请当时的学者通人斟酌取舍。这样的评选可以说是相对公正了。这次征选至当年10月告一段落，经各方推荐，共提出候选书目二百一十多种，其中诗词类共九种，分别为郑珍的《巢经巢诗集》、金和的《秋蟪吟馆诗钞》、廉泉的《南湖集》、陈三立的《散原精舍诗》、黄遵宪《人境庐诗草》、朱祖谋的《彊村语业》、闻一多的《死水》、徐志摩的《猛虎集》和郭沫若的《沫若诗集》。在九种最佳诗词类著作中，旧诗词占到三分之二。对于这种重大的诗歌接受现象，新文学史家却一概加以忽视，个中原因，自然不外乎他们构建新文学传统的诉求，但既然是诗史的写作，就绝不能对此视而不见。

　　由此看来，现代诗史究竟是由新诗占主导，抑或是由旧诗占主导，实在还不能遽下定论。但回顾百年历史，可以肯定的是，仅有新诗参与的现代诗史实在是狭隘至极。仅书写新诗的诗史大概只能为新诗研究者肯定，赢得一些“戏台内的叫好”，鲜能获得“戏台外的喝彩”。孙郁《新诗之路》一文的开篇就说：“缪钺论宋代诗歌时，引英国安诺德的话说：‘一时代最完美确切之解释，须向其时之诗中求之。证之于中国文学史，古代可以，现代则不太适用，原因是我们的现代诗还在幼稚的层面，不能折射出更为广阔的精神。”只靠新诗一家撑不起现代诗歌的大厦，只有同时将旧诗纳入诗史写作，才能从诗中得到“一时代最完美确切之解释”，也才能从诗中“折射出更为广阔的精神”。

　　学无新旧，诗亦如此。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旧诗表现现代题材、表达现代情感、反映现代生活，既与时代密切相关，又有深厚的情感抒发，在动荡中突破个人的狭小境遇，将视域延伸至家国之兴亡、人类之命运，体现出了中国诗歌传统的精神与境界。不论孰占主导，优秀的旧诗与优秀的新诗均为现代诗史的必要组成部分，绝非因为是用文言还是用白话、用旧体还是用新体写作，便可断然判定其是否有“入史”的资格，否则我们便会在语言与文体上进行无休止的论争。新诗、旧诗只是诗的类型之别，而非诗的本质之异，两者有其各自擅长的表现领域，也有其各自独特的表现方式，平行发展，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现代诗史光辉灿烂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