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敏飞

　　或许是出身商人家庭的缘故，郭嵩焘早年就表现出外向的性格，与曾国藩、刘蓉、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为友后又同事，他们的子女结友成亲，关系愈发密切。曾国藩之子曾纪泽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二位驻外公使，与郭嵩焘成忘年交并有“郭曾”之誉，他还续娶了刘蓉之女。曾国藩的四弟曾国荃后来也居长沙，与郭嵩焘常来往。曾广钧是曾国藩长孙，也与郭嵩焘交好，郭嵩焘在日记中称赞他“所言至为远大。不意其胸次开阔乃能至此，可宝贵”。由此可想而知郭嵩焘交友多广。

　　但郭嵩焘自己也说“生平与人共事，动辄抵牾”。刘锡鸿其实不是无知，而是无耻。郭嵩焘显然是个“书呆子”，正如李贽评价晁错“可谓之不善谋身，不可谓之不善谋国”，或如狄仁杰所谓“苟利于国，岂为身谋”，等到吃亏了这才发现刘锡鸿的小人嘴脸。郭嵩焘只能在自己的日记当中狠狠写道：“盖刘锡鸿之意，争食较逐而已。避而去之，天空海阔，何等清净。”不过，这种清净保持不了几天，因为他还得读报，还得与别人交谈，也就常常还得跟刘锡鸿等人间接接触。退休第三年，获悉刘锡鸿弹劾李鸿章，郭嵩焘气得咬牙切齿，在日记中写道：“观所陈奏之词，令人发指。小人之无忌惮，至于胆大无耻极矣。生平所见，惟李湘棻、刘锡鸿兼之，而刘锡鸿之凶毒，又非李湘棻所及也。”1859年咸丰帝委派郭嵩焘前往山东查办隐匿侵吞贸易税收情况，僧格林沁却派心腹李湘棻随行。李湘棻在暗中监视他，随时向僧格林沁汇报。郭嵩焘竟然毫无防范，直到被弹劾才知道。结果，郭嵩焘“虚费两月搜讨之功”“忍苦耐寒，尽成一梦”。而刘锡鸿比李湘棻更可恨，是郭嵩焘此生最可恨之人。郭嵩焘还在日记中狠狠说：刘锡鸿是“天地阴阳气化所不应生长孕者出。所谓乱世之人才流极败坏，以有此一种人物者也”。“劉锡鸿者，蜮也，鸱鸮豺狼也。嘉、道之世，人心未遽澌灭，天理未尽销亡，岂亦曾有此类如刘锡鸿者耶”？老朋友刘蓉自然姓刘，可郭嵩焘惊诧“刘锡鸿亦居然姓刘”，似乎说刘锡鸿不该也姓刘。在临终前一年写的自传当中，他还没解气：“刘锡鸿则直阴贼险很（狠），穷极鬼蜮。自问十余年所以待刘锡鸿，诚不应受此惨报。而区区一生，立身待人，何至忍相背叛若此类者之多也。”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郭嵩焘与左宗棠这样的老友（与其兄左宗植还是儿女亲家）也会闹翻脸。对此恩怨，众说纷纭，论者多谓左宗棠太过意气用事，甚至说他专拣科名出身好的人欺负，还说郭嵩焘于左宗棠有恩，左宗棠却上疏参劾郭嵩焘，忘恩负义。张一湖《左宗棠与郭嵩焘：兄弟? 亲家? 冤家（左宗棠与郭嵩焘交往纪实）》一文对此进行了梳理，似乎为左宗棠“平反”，错在郭嵩焘。具体是非这里就不介入了，只说一点：他们之间不同于郭嵩焘与刘锡鸿。退归之后，他们有书信往来，甚至上门相访，面子上过得去。1885年左宗棠病逝于福州，郭嵩焘闻讯即写一副挽联：“世须才，才亦须世。公负我，我不负公。”

　　这联充满怨气。稍冷静，想想他们曾经的友情，便重新写一联：

　　平生自许武乡侯，比绩量功，拓地为多，扫荡廓清一万里。

　　交谊宁忘孤愤子，乘车戴笠，相逢如旧，契阔死生五十年。

　　这联称赞左宗棠的功绩堪与诸葛亮相比，最后一次回乡也没忘他这个“孤愤子”，相逢一笑泯五十年之怨。

　　《三国志》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指新到一个地方对气候条件或饮食不能适应，“水土不服”成为人们的口头禅。不想郭嵩焘从遥远的英国伦敦回到上海，也有此等反应。他在日记中写道：“旬日以来，东自浙江、苏州，西自金陵，北至扬州，不远数百里，接踵而至，日凡数辈，心甚苦之。所应料检事件，日至积压。告归无日，尤以为累。是日寒甚，风雨交作，伦敦三年，未尝有此严寒也。”

　　一是应酬比在国外当外交官还忙，二是气候似乎比西欧极端而多变，这让他反而“水土不服”。在此后十几年的日记当中，此类抱怨常见。

　　早在退归之初，他便写道：“吾此归义当闭门养疴，不交人事，亦因奉使出洋，乡人陵跞过甚，故于亲友求请，一例谢却之，以明吾乡人之不足与周旋也。”陵跞即凌轹，欺压之意。简单一句话，一是因为养病，二是出于对欺人太甚的报复，该一概不理他们才是。他有这样的想法，可他根本做不到，倒是一副古道热肠，热情好客。他几乎每天都要跟多人书信往来，接访或出访，经常午酌晚宴，甚至有邀数人“早酌”的记录。有时一天致九信，“酬应至十余辈”，连续五天宴客，节假日更多。三月初七生辰日，每年都要热闹几天。光绪十二年（1886）八月中下旬，没什么节庆纪念，也大规模活动了好几天。某日回拜三十五人，第二天又回拜三十八人，没几天又回拜九十四人。不过，这回拜应该是委托下人分别送贺帖上门，不太可能都是他亲自上门。我想是不是与“不足与周旋”的念头恰恰相反，他刻意要显示家乡人其实欢迎他，否则为何十几年如一日在日记当中不厌其烦地记载那么多交往名单？

　　毕竟是曾经的官人，有钱并仍然有些权势，老亲老友、新朋新友、熟人或者亲友的亲友与熟人，纷纷求助。最多是求资助与荐官，还有求诗文（序），求名列县志，求荐于某官，求荐入思贤讲舍，求墓志铭，甚至求帮忙申请节妇烈女旌表，五花八门。郭嵩焘认为“士民大率营求请托，终日逐逐，以为正轨而不悟其非……亦足见士民失职者之多也”，求情太多的社会是不正常的。因为求情者太多，他不可能都满足，他在日记中写道，“数年以来，求事者纷纷，吾皆无以应之。略择其情不可却者”，满足了二十人的求助。他并不是无原则帮助。某日会友，“语及耿苹野在祁阳政迹之劣”，说耿苹野是他保举。他听了如坐针毡，马上表示“如耿君之为人，真不直一与揄扬也”。揄扬即宣扬。在日记中，他记下更多的是苦衷，如：“自辰起会客，至三鼓未息。以为天地间苦境，殆无逾于是者……诚不意家居避世而有此烦苦，真是无谓。”“吾本以乞病家居，谢绝酬应，亲友谋事者环集于前，心甚苦之。如赵君者，尤可谓唐突无理者也。”“求代中丞为寿文，此尤无谓之酬应，而无力拒绝之。”“王壬秋荐宁乡范燮勋来见并枉诗，诗甚劣，行径尤奇。壬秋可云好事。”又如：“两书并求我为序其意。年老才尽，不能构思，亦实日为宾客所苦……直费一日周旋之力矣。”“左逸仙为郭定轩求志铭，刘瑞云为其父楚元求碑铭，皆催逼甚急，苦精力短乏，不暇及也。开年两日，稍谢宾客，为撰成之。”

　　作为一个读书人，郭嵩焘不但暗自叹苦，还从中外文化的角度进行了思考。他写道：“以此等小小酬应，书函往复，亦足以销磨岁月，耗散精力。中国虚文具而周旋烦扰，竟无休时，而后知外人之简朴，视此等虚浮之习，相去已天渊矣。”“中土四民居十之一二，而游民乃居七八，其间有职业之民又皆耗心于酬应，所用以治事者，日亦不过二三分工夫，民安得而不穷，国安得而不弱也。”

　　中国的“人情文化”，确实值得思考。

　　某日，与两位来访者久谈毕，送他们出门。在门口遇另外两人，郭嵩焘年老眼花，没看清楚，以为是过路者，不以为意。那两个人以为郭嵩焘因故回避，知趣离开。郭嵩焘稍后偶然与家人提及，才知道是某熟人，连忙派人去追，可他们已远去了，他觉得“颇愧无以对之”。当他得知吴恪生母丧，而“度其亲友间亦无有能资助之者”，便主动“馈以十千之数”。他认为：“富贵还乡，亲友交集求助，日不暇给，此亦人世之恒情。省城万人如海，大隐朝市，较胜乡居。”他还在日记中写道：“……次第过谈，遂尽一日之力。欲稍料理赴乡，竟无余力及之。中土酬应烦苦如此，坐耗日力，良亦可惜……然此等为人了事，虽稍为累，亦所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