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宇

　　唐吟方《雀巢语屑》一书中多次出现刘涛的名字，在这些近乎“世说新语”的故事里，刘涛仿佛六朝人物。我认识的刘涛是一位诚朴的读书人，他的书法清雅，文章通透，更难得的是有一肚子学问，却无时下一些名流的习气。

　　我是业余的书法欣赏者，总觉得题书名要十分讲究。在张充和女士之后，我想到为拙著《家国万里：访问旅美十二学人》题书名的第一人选是刘涛。刘涛写字是精益求精，常常写好几十幅后，选一最满意者，其余撕掉。

　　刘涛写书更是惜墨如金。我读过几本：《书法谈丛》（中华书局2012年版），《极简中国书法史》（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古今同观》（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魏晋书风：魏晋南北朝书法史札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一、以史为根

　　写中国书法史的书颇多，就我涉猎所及，刘涛的书让我受益最深。2015年深秋，我在新加坡的茶渊喝茶，朋友何华是一位品位高的读书人，他说《极简中国书法史》这种小书最见作者的书法修养和文章功底，刘涛的功力不凡。

　　《极简中国书法史》是刘涛应友人之约所写的。我在书还未出版时已听刘涛讲过，不禁联想到钱穆《师友杂忆》中所记陈梦家劝钱先生写《国史大纲》的故事。《极简中国书法史》开篇就讲，梁启超在为清华学校教职员书法研究会的演讲中说：“美术，世界所公认的为图画、雕刻、建筑三种。中国于这三种之外，还有一种，就是写字。”刘涛进一步说：“古代社会里，文字书写的实用性和艺术性之间并无泾渭分明的界限。……东晋书家王羲之的《兰亭序》、唐朝书家颜真卿的《祭侄稿》，当时不过是信笔写下的文稿，经意于文，无心于书，却成为书法史上的经典之作。”

　　刘涛从事中国书法史、书法技法的教学和研究多年。他1982年毕业于武漢大学历史系，后留校任教；1988年调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任教。刘涛以史为根，纵论书法，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与前人的书法史研究相比，刘涛非常重视历史研究，尤其是二十世纪的考古发现，从新发现来观察老问题，往往有创见。刘涛论及金农晚年“变法”，独创“漆书”：“当时，这是一种怪异奇特的隶书样式，惊世骇俗。”刘涛在论述中运用了新近的学术发现。“二十世纪出土了大量汉代简牍，其中有一件签牌，上面写有隶书‘诏书二字，这种美术化的隶书，也是横粗竖细。唯有撇笔写得粗，与金农的‘漆书稍异。金农当年万万没有想到，自以为匠心独运的‘漆书，竟然与千年之前汉朝人书写的隶书相似。”再配上汉代“诏书”签牌与金农“漆书”的图片，作品也会自己说话了。

　　刘涛曾著《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编《中国书法全集·王羲之王献之卷》，对“二王”的历史了然于胸。因此，他写王羲之如写故人，举重若轻，寥寥数段便重现王羲之的风采。南朝人评价王羲之的书法，是拿他与张芝、锺繇相比，得出一个评断：“王工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锺，工夫过之。”（庾肩吾《书品》）刘涛认为王羲之对工夫与天然“兼而得之”，而“王献之书法以笔势流畅、宛转妍媚见长，相比之下，王羲之的书法就显得古质了。南朝前期的几十年间，书家‘爱妍薄质，追摹王献之，不复贵重王羲之，更不用说锺繇了”。这一番比较，使读者更容易明了“二王”之间的特点。

　　刘涛论及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稿》、苏轼《黄州寒食诗帖》三书的文字，皆可视为优美的散文。“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是“即兴”书写的典范，而“天下第二行书”《祭侄稿》是“无意于书乃佳”的极端之作。“王羲之的《兰亭序》也是稿本，但涂改之笔较少，字迹端正遒媚，并不潦草。《祭侄稿》是一篇起草的初稿，二百六十八字，涂去了三十四字，横涂纵抹，圈点勾勒，重叠复潦草，说是满篇狼藉也不过分。”刘涛写道：“颜真卿书写之际，痛心疾首，悲愤交集，不能自禁，与王羲之写《兰亭序》志气平和的‘即兴状态很不一样。边写边改，笔墨浸透哀悼悲思，墨点仿佛是从心底流出的泪滴，线条如同悲怆的浩叹。”而刘涛在深入分析《黄州寒食诗帖》时，似乎重构了苏轼作书之际起伏不平的心绪。“此帖笔墨随着情思起伏跌宕，是心境与书境合一的杰作，世称‘天下第三行书。”

　　也许是沉浸于魏晋南北朝书法史的研究数十年，刘涛的笔也染上了那个时代的气韵，写历代著名书家的特点，往往用了“世说新语”的笔调。论草书，“颠张狂素”，张旭、怀素的风神跃然纸上。谈唐楷五家，家家各有特点。至于宋四家，刘涛写米芾有“米颠”的雅号：“他（米芾）有洁癖，听说建康城有位青年叫段拂，字去尘，他很欣赏，便把女儿嫁给他。米芾敢在宋徽宗面前发癫，有一次徽宗召他入宫表演写字，他反系袍袖，跳跃着在一幅张挂起来的二丈多长的绢上狂写，自己得意起来，对徽宗大叫：‘我写得奇绝啊，陛下！。”相形之下，进士出身的苏轼、黄庭坚、蔡京，陷在“党争”的是非漩涡里，或辱或荣，时沉时浮，不能自主。

　　而刘涛论《读书与书卷气》，指出“书卷气的养成，须由读书陶冶熏染”，并举数家说法。如黄宾虹说：“画之道在书法中，论其法者，即在古人文辞中，此作画不可不读书也。”溥儒则对学生说：“学画要先读四书五经，练好书法，人品端正，而后不学自能。”环顾当今书坛，这些先人的见解，正如黄钟大吕。

　　二、知人论世

　　在电脑写作盛行的时代，写书法不易，理解书法史更难。刘涛的《古今同观》一书，既解读书法技法，又通观中国书法史，更探索书法背后的人情世相，进入“知人论世”之境。

　　《古今同观》从书迹中理解古人今事，非有数十年沉浸书法的历史与现实世界的功力不可。刘涛自序：“说书迹，无论古人今人，不管如何变，书体不出篆隶正草行，技法不外用笔结字。放到书写者生活的时代里比观，看其来龙去脉，大体可以把握他是如何写，又写得如何。做到米芾说的‘所论要在入人，不为溢辞，不容易。”比如他深入地分析：苏轼盛赞欧阳修书法，与颜字有关。欧阳修学颜字，而苏轼对颜字推崇有加，说王羲之以后的大家当数颜真卿。苏轼说欧阳修写字“纵手而成，初不加意”，苏轼也是这一路，自称“点画信手烦推求”。知道欧、苏是这样的相通，对于苏轼对欧阳修书法的认同也就容易理解了。但是，无论怎么说，欧阳修的字也够不上苏轼标举的“有自然绝人之姿，信天下奇迹”的水准。历史上，也没有人附和苏轼的这种拔高欧公的说法。是曲高和寡，还是别有玄机？光在书法里很难找出答案，恐怕还须进一步了解苏轼与欧阳修的关系。原来，欧阳修爱惜才俊之士，以举贤为乐，他在写给焦千之的信中说：“苏氏昆仲，连名并中，自前未有，盛事！盛事！”又在与梅圣俞的信中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那高兴的劲头可感可知。欧阳修格外赞叹苏轼，一时传为美谈，更使文学青年苏轼声名大振。苏轼在诗文中多次提到欧公的“放他出一头地”，引以为自豪。苏轼礼赞欧阳修的书法，仅看字面，恐难明白何以如此。当我们了解他们的交集，才能知道苏轼的评语中含着感恩之情。

　　刘涛透过现象看本质，使读者明了书法背后的实情。他观察过黄庭坚与“苏字”的即和离：“黄山谷曾经学过‘苏字，而且写得很相似。这一点，宋朝以后的书家都忽略了。”黄庭坚是“苏门四学士”之一，他的诗歌创作并不看齐苏东坡。东坡是李太白之流，黄庭坚却倾向杜甫，而且是最早学杜甫诗法的。他写字却受了苏东坡的影响，四十余岁的几年间步趋苏字。但是，“黄山谷写字最终要走自己的路，一如他写诗不蹈袭东坡的风格，才能显示自己的价值”。黄庭坚的书法，开始称得起自家笔墨的作品，不论行书草书，大字小字，主要出现在谪居黔州之后到迁居戎州的三年间。“这时的黄字，与苏字大不一样了，以行书为例，东坡善作小字，山谷以大字见胜；苏字扁阔，黄字紧峭；苏字丰润，黄字清瘦。此是外观模样。其字的自家特点所在，是字势团聚，辅之以纵展的长笔画，今人多名之曰‘放射状。”黄庭坚“自成一家”的经验是：离开时人，走近古人。刘涛的这番评述，相信对学书法者多有启发。

　　书法史上颇多成见，导致陈陈相因。刘涛在研究书法史时，常常拔开浮云。他论八大山人的草书时说：“前朝‘一朝覆亡，改朝换代可以在短期实现，但书法风尚的变迁较为缓慢，不会因为前朝灭亡而自动消失，需要几代人的渐次蜕变才能完成。比如晚明董其昌的书法，后人论及清初几十年间的书风，常说康熙酷爱董字，故天下流行董字。但是具体分析起来，董字在明末已经风靡，清初依然如此。与康熙的爱不爱没有一点关系。八大一生主要生活在清朝，早年就写得一手董其昌的行书，比康熙好董字早了好多年。八大的书法延续晚明风尚，比如好奇字，用异体，结字怪伟。他的书法，早年师承欧阳询、黄庭坚、董其昌，后来临《阁帖》。六十岁以后，作品一概署名‘八大山人，近七十岁，他才确立了自己的风格，见于楷书、行书、草书中，人称‘八大体。由晚年的‘八大体观察，八大擅长删繁就简。因为简，他的草书透出一股文雅单纯的气质，而且，气象浑穆高古。”康熙酷爱董字而致其流行之成见，至此终结；而对八大山人的师承与创新，也分析得透彻明白。

　　一些大名鼎鼎的书家，所论也未必经得起推敲。比如康有为，他的书法论著自是书以人传，然而其早年名著《广艺舟双楫》所论之谬，学者早有举发，却不为世人注意。经刘涛列举，可见一斑。刘涛说：“康氏善于辞章，却沾染好说大话的陋习，喜好自我宣传，常有不实的炫耀之词。如光绪皇帝召见之事，如救驾之‘衣带诏之类。‘康圣人大言欺世习以为常，老来随口炫耀其能，就成了行家谈笑的昏话。”

　　《古今同观》在探讨古人书法时，常能发前人未发之覆。而在评论今人时，却常怀抱同情与理解，“记人评书”一辑读来格外亲切。刘涛在文章后面的附记，往往寥寥几笔便写出人物的风神。《王玉池先生素描》的附记，刘涛引用了王玉池一位老同学的一段发言：“当年我们都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人，很单纯，‘反右运动一来，很紧张……我们班，一个‘右派也没有，平平安安过来了。前些年写校史，查档案才知道，当时党内开会查‘右派学生，王玉池是党员调干生，参加了党内会议，他说：‘我们班的同学都很年轻，有先进的同学，也有落后的同学，但没有反党的同学。王玉池有革命经历，得组织信任，他的那番话保护了我们这些同学，可是他从未对我们提及这件事。”刘涛看到这一幕，眼泪盈眶，更加敬重王先生。

　　刘涛写“雀巢主人”唐吟方：“唐吟方说他看中‘雀与‘巢二字的组合，含有理想的成分。按我的解读，‘雀是比喻居无定所的飞来飞去，‘巢是希望有个属于自己的‘家。他终于在北京安了‘巢，‘雀依然出现在画面上，是他常画的一种题材。那雀多是简笔为之，可谓吟方画中的一种图式符号。他的‘雀常常歇于浓阴之下，其状憨厚，似乎寓意某种生存的状态。一次，老辈画家廖冰兄先生看到了，戏称他‘唐风眠。”而唐吟方将多年所积累的掌故文字集成《雀巢语屑》一书，在刘涛看来，是理性的通达与人情的体恤浑然一体的那一类，有文笔有思致，而且善于用简洁的白描手法造境。这样的文风，大有《世说新语》那种简约通脱的遗韵。刘涛发现唐吟方好读书，好看展览，好收藏，也好交游。他认为唐吟方对老辈人的掌故如数家珍，有一种深深的情怀：“在老辈那里，尽管往事如烟不堪回首，偶有所及，隔代的年轻人听来却是在在新鲜。老人是一本书，他们的沧桑，后学晚辈抚今思昔一想，比读史书更容易生发历史感。吟方有文心，对前辈的过去总是抱一种求知的好奇，一种人性的同情，而且默识于心，笔记于册。老辈所谈的画理，示范的笔墨技法，还有那一封封鼓励、提携、引荐的信函，赠送的书画，都在传达人间的暖意，成为吟方的生活经历，又在他那里转化为精神的方舟。”这番论述，可谓多年知交的肺腑之言。

　　白谦慎是功力深厚的书法与书史研究学者，刘涛分析白谦慎《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时，认为“《傅山的世界》是一个专题的‘完整叙述，也是一部很好读的艺术史著作。这好读，当然不是时下张鸣‘闲话历史那类，不是姜鸣‘追思历史那类，亦非易中天‘历史通俗化那类。作为专题学术著作，作者必须克制主观的发挥，收敛趣味的表达。按学术规范写作而又好读，来自作者一贯采用的考述手法：在问题的论述中展現场景，时时进入细节的描述；探案一般的细节发掘，又推进研究情节的展开和深入。”而作为朋友，刘涛又能近距离了解作者：“就我所知，白谦慎占有资料的欲望近乎‘贪婪，对资料的取用却是相当‘吝啬。他收集和甄别材料慢，写作起来快，而修改补充、出手发表复归于慢。”这番文本的分析与亲身的观察，可使读者更深一层地理解白谦慎的研究方法。

　　刘涛是一位具有文化视野的读书人，其深切关怀者远不止于书法。《古今同观》中有一辑“世相札记”，看似讲当今书法界的现象，更多的是透过书法圈认识人性和世情。他写书家的“苦役”：台静农先生中年以后专力书法，书名越来越大，随之而来是应付各方索书，不胜役使之苦。而刘涛随唐长孺先生到启功先生家，见房门上贴着北师大中文系的告示，为启老抵挡求索。“我看也无法根本解决问题，老人经不住熟人请索，还得开门揖迎，十有七八提笔就范。”近年刘涛常常应邀为中华书局、三联书店等出版社出版物题签，不知能解其中味否？

　　如今中国书法越来越受到文化界的重视。刘涛自称记述眼前的今事，是阅世，也是阅人。在“书法热”之中，写字练脑与长寿似乎是常常被人提起的话题。刘涛说：“我曾经为老年人讲书法课，他们常说书家都长寿。历史上，长寿的书家很多，未及天年的也不少，两者的比例还没有专门的统计。但今天的知名书家大多高寿是为人所知的，如沈尹默、林散之、沙孟海、萧劳、游寿、萧娴、启功、董寿平，所以人们有了书家长寿的认识。进入暮年，关心长寿，这也是一些老人练习书法的动力。”面对纷纷扰扰的书坛，虽然也可以举出一些反例，但是，从刘涛所记的高人妙事，不妨乐观地相信：怀抱古风，书以怡情，当可使身心健康。

　　三、魏晋风度

　　刘涛先生既是书法家，也是书法史家。他深受唐长孺先生影响，对魏晋南北朝书法史下过苦功。而他数十年深入研究魏晋书法，笔下也颇具魏晋气象。《魏晋书风：魏晋南北朝书法史札记》有史料，有心得，更有创见。

　　回望历史，刘涛认为：“汉魏之际是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建安七子‘正始名士，都是那个时代的杰出代表。在‘人的觉醒‘文的自觉的‘精神气候里，文字书写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化：书迹不再仅仅是书面交流的文字形态，而且是文士用以‘寄兴的手段，用来表现‘风度的凭借。于是，书写技艺自在的审美价值凸现出来了，以‘善书而获致声名的书家群体迅速壮大起来。”魏晋风度，让文化人神往不已；而魏晋书法，也让后来书家梦魂牵挂。

　　王羲之是魏晋书法的中心人物。刘涛说：“王羲之留下一些品评书法的言论，散见在南朝、唐朝的书学著作中，零零星星不成系统，人们不怎么注意。如果搜集起来读一读，可以了解他关注过哪些书法家，以及他的书法观念。”在分析王羲之书法的分期时，刘涛也点明：“但是，王羲之的书法也曾受到后人的批评。唐朝书论家张怀瓘说：‘逸少草有女郎才，无丈夫气，不足贵。（《书议》）宋朝书家米芾说：‘子敬天真超逸，岂父可比。（《书史》）但是这类声音很弱，未成气候。唐朝时，王羲之成为书法史上的无冕之王，他的书法一直占据中国书法的主流地位。即使清朝提倡碑学书法的书家，提倡北碑楷法，指斥刻帖之坏，却不敢指责王羲之的书法。”刘涛冷静地指出：“王羲之并非书法神童，他的书法也有一个自然演变的过程。我们现在要寻绎这个过程确实为难，因为存世的‘王书墨本、刻本，多是四十岁之后写的尺牍，即使同一种书体的尺牍，面貌也多，并无一件真笔原迹，所以学者很少讨论王书的分期问题。”于是，刘涛根据前人文献，细心阅读这些篇章，发现了一些有关王羲之书法变化的记载，虽然只言片语，收集起来，稍作考辨，再按时段先后排列，就可理出王羲之书法发展的线索。

　　南朝宋明帝《文章志》说：“献之善隶书，变右军法为今体。”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羲、献父子的书法竞赛如同马拉松。刘涛再现这种比赛之后认为：“王羲之揽得‘今体美誉，王献之赢得‘创草破正‘破体之功，各得其位。那位极力夸奖王献之行草书的张怀瓘，要让二王父子各领风骚：‘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独绝。（《书议》）”总之，在那个时代，“二王”占据了风流人物的中心位置。

　　人们论及东晋南朝的书法世家，历来注意那些随晋室南渡江左的北方士族，却忽略了江南本土的书法世家。刘涛特别指出：书法文籍记载的吴士书法家，吴郡张氏一門不绝于书。西晋时，吴郡张氏门族中最著名的人物是张翰（季鹰），有清才，善属文，而纵任不拘，很像曹魏时放荡不羁的阮籍。阮籍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所以当时人称张翰为“江东步兵”。吴国灭亡后，张翰一时起兴，就和贺循一起登船北上游洛阳，竟不告家人。他被当国的齐王司马冏看中，召至麾下做幕僚。未久，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张翰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欧阳询行书《张翰帖》就是抄撮“张翰思鲈”的故事。张翰嗜酒如命，他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后世的酒徒奉为名言。张翰能草书，唐朝时还有一帖草书存世，“三行，有古榜口，满骞押尾”，窦蒙《述书赋注》有著录。

　　书画的作伪与鉴定的关系，是相伴相随的“互动关系”，彼此消长，仿佛“魔”与“道”的博弈。书法鉴定早于绘画，南朝刘宋时期就有了。刘涛举出诸多例证后认为：“各个时代的装潢形式以及所用材料质地有所不同，所以，早期的书法鉴定，也注意到前朝装治藏品的形式、使用的材质以及南朝宫廷鉴书艺人的押署名款，这些都可以作为鉴定真伪的辅助手段，也可以据此判定藏品的流传情况。但是，最根本的手段，仍然依靠熟悉古代书迹形成的‘眼力作判断。”这些观点，对于当下作伪日盛之风，仿佛当头棒喝；而对书法鉴定，自是妙方。

　　刘涛不仅关注书法本身的现象，更思考书法背后宏大的历史。在回顾北魏太武帝仆倒《峄山刻石》的史实中，刘涛特别关注北魏太武帝南征途中，还做了一件与军事行动毫无关系的事情：登临峄山，“见秦始皇石刻，使人排而仆之，以太牢祠孔子”（《资治通鉴》卷一二五）。峄山的“秦始皇石刻”，就是大名鼎鼎的《峄山刻石》（公元前219）。秦始皇“东巡郡县”，显示统一天下的威仪，先后在六地“立石刻颂秦德”。《史记》记载，秦始皇当年“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俨然一副尊重儒生的姿态。想不到几年后，那些应招的文学儒生，以秦皇“刚愎自用”“专用狱吏”“乐以刑杀为威”，难与为谋，他们还像战国游说之客那样不合则去，不辞而别。秦始皇自恃统一天下的武功，哪里容得了儒生的任性，一怒之下，“焚书”之后再“坑儒”，终落得千古骂名。刘涛写道：“后人一直把秦始皇的暴政当作殷鉴，对于秦始皇自立的纪功刻石，他们未必在意。却没想到，身赴戎机的北魏太武帝，并非儒士，却在鲁郡仆排秦刻石，同时‘祠孔子，这两个举动，表明太武帝知晓历史，懂得汉族士大夫的‘恨和‘爱，也是宣示自己尊崇儒学的政治文化态度。”

　　关于“正体字”，古今有许多争论。刘涛自有看法：“漫长的书体演变，不是人为的预设，大趋势是文字的组织结构越来越简，一路下来，步履由缓而快。先看正体字。古篆，自殷商甲骨文、金文到秦篆，一千多年；隶书，从古隶到汉隶，二百多年；楷书，从早期楷书到王羲之今体楷书，近二百年。再看一直充当俗写体的草书、行书。草书源于草篆，秦汉之际已有，变为章草在汉代，简化为今草在东晋，前后五百年；行书的出现，如果以东汉中期的刘德昇为起点，以东晋王羲之行书为完成式的话，其间二百余年。”正体字是每个时代通行的官样字，标准，清晰。而且，每个时代的人，学书都是从当时的正体字入手。刘涛认为：“正体字形体的递变，篆书被隶书取代，隶书被楷书取代，虽是‘取代的关系，但是隶书时代不废古篆，楷书时代不废篆隶。先后出现的草书、行书都是隶书时代出现的俗写体，也一直并用不废。所以，汉字演进的结果，一面是正体字体势的趋简，一面是各种书体的共存共荣，各有其用场。因此，各种书体的书写技法得以保存，也越来越丰富。”这一番见解，从历史的深度来观察书法的变化，在今天更具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