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

　　清朝光绪十五年（1889），三十二岁的康有为完成论书专著《广艺舟双楫》（又名《书镜》），鼓吹“尊碑”的主张。此书于光绪十九年（1893）刊印，虽起争议，但影响甚大。

　　康有为所说“碑学”之义

　　《广艺舟双楫》中，康有为屡屡说及“碑学”。这个概念在二十世纪成了书家论书的常用词。可是，康有为行文中的“碑学”所指却飘忽不定。这并不奇怪。康有为是晚清今文经学的大家，重义理的阐发，其以“碑学”论书，意欲揭示晚清书法大势所在，劝人顺应这一时尚潮流。至于定义“碑学”，康有为不为。

　　康有为的“碑学”，其意到底如何，我们可从文本的具体语境中来了解。《尊碑第二》一章说：

　　今南北诸碑，多嘉道以后新出土者。即吾今所见碑，亦多《金石萃编》所未见者。出土之日，多可证矣。出碑既多，考证亦盛，于是碑学蔚为大国。

　　这段文字所说“碑学”，指著录、考证南北诸碑的学问，属金石之学。同一章中，他又说道：

　　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

　　这里所谓“碑学”，转而指称“写魏体”的书法风尚。《体变第四》一章中，康有为论及清朝书风之变，把碑学书风视为清朝书风演进的一个阶段：“国朝书法，凡有四变：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隆之代，竞讲子昂；率更贵盛于嘉、道之间；北碑萌芽于咸、同之际。至于今日，碑学益盛，多出入于北碑率更间，而吴兴亦蹀躞伴食焉。”

　　康有为所谓“碑学”的概念，还不限于金石学、书风两端。《尊碑第二》一章中，他有一段推崇包世臣著书立说以提倡北碑书法的文字：“泾县包氏以精敏之资，当金石之盛，传完白之法，独得蕴奥，大启秘藏，著为《安吴论书》，表新碑，宣笔法，于是此学如日中天。”这段文字没有明言“碑学”，但“如日中天”的“此学”显然是指代“碑学”，即包世臣为“表新碑，宣笔法”的书学著作。

　　于是我们知道，康有为的“碑学”概念，涉及金石学、书风、书学。他之所以一概以“碑学”相称，是因为都与“南北诸碑”相关。《尊碑第二》一章中，康有为列出“尊南北朝碑”的五条理由：“笔画完好，精神流落，易于临摹，一也；可以考隶楷之变，二也；可以考后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结构，宋尚意态，六朝碑各体毕备，四也；笔法舒长刻入，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实为唐宋之所无有，五也。”

　　康有为借鉴梁朝庾肩吾《书品》之例，立《碑品第十七》一章，把“南、北碑”分为十一个等级：神品、妙品（上、下）、高品（上、下）、精品（上、下）、逸品（上、下）、能品（上、下）。第一等“神品”有三种：南朝宋《爨龙颜碑》、北魏前期《灵庙碑阴》、北魏后期《石门铭》，不是南碑就是北碑。《购碑第三》一章开列的碑刻品目，还包括吴碑、晋碑和隋碑，或许因为吴碑、晋碑被认作南碑之源，隋碑属北碑之流。

　　康有为的“碑学”在南北朝碑范围提倡的重点是“北碑”，北碑中推崇“魏碑”。康有为所谓“魏碑”，泛指北魏的铭石之迹，包括碑刻、墓志、造像记、摩崖题刻。《备魏第十》一章说：“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虽南碑之绵丽，齐碑之逋峭，隋碑之洞达，皆涵盖渟蓄，蕴于其中。故言魏碑，虽无南碑及齐、周、隋碑，亦无不可。”康有为如此夸赞魏碑、突出魏碑，不仅出于审美的观察，且是对前辈书家写魏碑而卓然名家的经验总结。康氏后期的书法实践，得益《石门铭》和《孝昌六十人造像》，乃“魏碑”系统的书迹。

　　康有为《尊碑第二》云：“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他将“碑学”与“帖学”对举，以别取法不同之书法流派。那么，他的“碑学”还有指称书派之意。

　　大体说来，康有为的“碑学”指向多端，包括金石学、书学、书风、书派四个方面，不妨名为金石学的碑学、书学的碑学、书风的碑学、书派的碑学。

　　阮元、包世臣是“尊碑”的先驱

　　嘉庆年间，金石学已盛。那时著录、考证金石的巨帙名著当推孙星衍与邢澍合撰《寰宇访碑录》、王昶《金石萃编》，所见南、北碑书迹已达百余种，阮元、包世臣得以亲见大量北碑拓本书迹，两人都将金石学的碑学转化为书学的碑学。但是，两人书学的碑学取向有所不同：阮氏借此探讨书法史的南、北书派，包氏宣扬北碑书法，尤其是用笔的笔法。

　　阮元（1764—1849），字伯元，江苏仪征人。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官湖广、两广、云贵总督，所至之处，皆提倡学术、振兴文教。主编《经籍籑诂》，校刻《十三经注疏》，汇刻《皇清经解》，著有《揅经室集》，是乾嘉学派晚期代表人物。

　　乾隆、嘉庆之际的二十年间，阮元自道“所见所藏北朝石碑，不下七八十种”，不但“留心南北碑石，证以正史”，并以碑、帖分界分南、北书派，撰成《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钱泳《履园丛话》记载，嘉庆十九年（1814）三月，到淮阴拜谒阮元，座中论及书法，阮元出示《南北书派论》，大谈书法分南、北宗。钱泳深表赞同，并将阮元之说录入《履园丛话》。

　　阮元“两论”是最早结合碑帖书迹与正史相关记载讨论中古书法流派的文章。《南北书派论》认为：晋至隋朝，书法分南、北两派，东晋、南朝为“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北魏、北齐、北周、隋为“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延及初唐三家，虞世南为南派，欧阳询、褚遂良为北派。又撰《北碑南帖论》，首次将“碑”“帖”对举，划出界域，指出各自长处：“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康有为不同意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广艺舟双楫·宝南第九》曰：“书可分派，南北不能分派，阮文达之为是论，盖见南碑犹少，未能竟其源流，故妄以碑帖为界，强分南北也。”）阮元提倡学习北碑书法，寄望“颖敏之士，振拔流俗，究心北派，守欧、褚之旧规，寻魏、齊之坠业，庶几汉魏古法不为俗书所掩”。阮元如是说，学北碑的最终目标在复兴“汉魏古法”。

　　包世臣（1775—1855），字慎伯，安徽泾县人，曾官知县。书法初学唐宋，后法北碑，晚年学“二王”，工书且好论书法，名重江南。嘉庆二十四年（1819）包氏客济南，“得北朝碑版甚夥”，写出“表新碑，宣笔法”的书学专文《历下笔谭》。包世臣盛赞“北碑字有定法，而出之自在，故多变态”，相比之下，“唐人书无定势，而出之矜持，故形板刻”。包世臣宣扬北碑，主张学习北碑，而且指点笔法：

　　起笔处顺入者无缺锋，逆入者无涨墨，每折必洁净，作点尤精深，是以雍容宽绰，无画不长。

　　包氏师从邓石如，指出邓氏笔画“中截无不圆满遒丽”，如此“中实之妙”，更是包世臣强调的北碑书法要点：

　　古人雄厚恣肆，令人断不可企及者，则在画之中截……其中截之所以丰而不怯、实而不空者，非骨势洞达，不能幸致。

　　欲求笔画中截“丰而不怯、实而不空”，包世臣主张“万毫齐力”和“五指齐力”的用笔之法：

　　北朝人书，落笔峻而结体庄和，行墨涩而取势排宕。万毫齐力，故能峻；五指齐力，故能涩。

　　包世臣既提倡北碑，又指点写北碑的笔法，学者翕然从风，一时“从学者相矜以包派”。包世臣的笔法论曾对传播北碑书法产生很大影响。

　　阮元“表新碑、别流派”，包世臣“称美韵、宣笔法”，将金石家著录、考证的碑学转化为书学的碑学。当时南北朝碑石书迹多是新出土、新发现，楷书是大宗。阮、包倡导学习北碑，树立新的楷书典范，开辟学习楷书的新途径。书法家取资于书，终于在咸同之际形成“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的新书风。

　　北碑书迹，魏碑居多，又以北魏后期的魏碑为盛。因此，清末康有为的“尊碑”，重点在北碑中的魏碑。

　　清朝碑派书家

　　邓石如（1743—1805）是取法北碑楷书而获承认的第一位书家。乾嘉之际，邓石如弃唐楷而习北碑楷书，是筚路蓝缕的独自探索。包世臣师承邓石如，传邓氏之法，如铺毫纸上，如中截丰满，如计白当黑，成为“传完白之法”的宗师。包氏弟子众多，如吴熙载、梅植之、杨亮、黄洵、毛长龄、姚配中、杨承注之辈，大概他们困于积久成习的唐楷笔法，于是研讨北碑笔法成为碑派书家的要务，或许这也是包氏研习北碑好论笔法的原因之一。

　　何绍基（1799—1873）晚包氏二十余年，也“性嗜北碑”，“摹仿甚勤，而购藏亦富”。他批评“包派”写北碑不得法：“余以‘横平竖直四字绳之，知其于北碑未得髓也。”康有为生当碑派书法兴起之际，辨正包氏笔法粗谬，亦有举发。包氏值北碑书法未彰之世，所论笔法自有功劳与价值。他晚年研习“二王”，欲将“王书”笔法与北碑打通，却如作茧自缚，徒劳无功。

　　嘉道之世尚北碑真楷者，尚无接续邓石如而名家者。咸同时期，写北碑卓著名家者，當属张裕钊、赵之谦。张氏以古质雅洁为胜；赵氏以流美婀娜见长。两人的碑体楷书都得益于北碑中的魏碑。

　　张裕钊（1823—1894）是古文家兼书家，康有为盛赞张氏北碑楷书：“高古浑穆，点画转折，皆绝痕迹，而意态逋峭特甚，其神韵皆晋、宋得意处，真能甄晋陶魏，孕宋、梁而育齐、隋，千年以来无与比。”又称：“吾得其书，审其落墨运笔，中笔必折，外墨必连；转必提顿，以方为圆；落必含蓄，以圆为方，故为锐笔而实留，故为涨墨而实洁，乃大悟笔法。”故称张裕钊楷法“集碑之成”。按康有为的看法，开北碑书法风气之先的邓石如，成就难及张裕钊。

　　赵之谦（1829—1884）是地道艺术家，兼擅书、画、篆刻诸艺，书法涉及篆、隶、楷、行诸体，为张裕钊所不及。赵之谦写北碑楷书，发为姿媚，遭到康有为的贬斥：“赵撝叔学北碑，亦自成家，但气体靡弱。今天下多言北碑，而尽为靡靡之音，则赵撝叔之罪也。”

　　稍后的陶濬宣（1846—1912），仍是宗法魏碑楷书，铺毫作书，笔画方厚，笔力雄劲，结字茂密，名重一时。

　　北碑楷书盛行之后，一些书家也用写北碑的中实笔法写隶书、行书、草书，有新姿异态。济于隶书者，赵之谦开路领先。资于行书者较多，张裕钊、赵之谦并峙于前，康有为也是以碑体行书见称书坛。发于草书者，是一代通人硕儒沈曾植，曾与康、梁同组强学会变法维新。沈氏以北碑方笔写章草，尽折笔之妙，气势雄强。

　　研习北碑楷书是清朝书坛出现的新风气，为宋朝以来所未见，康有为名之曰书法的“今学”“新党”，今人称为“碑派”。如果把邓石如看作是北碑书派的开山祖师，这一书派至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