眭达明

　　在曾国藩写下的不计其数的文字中，散佚最多的无疑是他的工作批示。身为湘军统帅，又多年担任两江总督，写批示是他的日常工作，如果这些批示都能保存下来，数量自然非常可观。然而在如今的《曾国藩全集》中，《批牍》不仅只有薄薄一本，而且有些批示的写作时间和收受对象都没有考订清楚，相对于他的奏稿和信稿，不仅数量少，而且整理质量也不高。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笔者虽未认真探究，但散佚严重而难以收集或许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

　　其实，就众人公认的“做人要学曾国藩”而言，曾国藩写下的工作批示，非常有参考和学习价值，如果能够尽量多地收集和整理，不仅可以吸取他的政治智慧，学习他的工作经验，揣摩他的写作技巧，还能够从中窥探世相百态，洞察人情世故，厘清历史真相，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不信请看同治二年（1863）八月二十九日曾国藩日记写到的事实：“酉刻核批札稿极多。夜与小岑（欧阳兆熊）围棋一局，又核批札稿信稿，至二更三点毕。颇觉疲乏，睡不成寐。是日作一严批，申诫程道桓生，此心不免忿懥，益信涵养之难。”

　　曾国藩这天不仅写了许多件批示，而且因为其中一件批评教育了道员程桓生，用语又过于严厉，曾氏事后回想起来非常后悔，觉得不应该把心中郁积的怨恨愤怒情绪一股脑儿地发泄到程道员头上。为此，曾国藩责备自己的修养功夫很不到家。

　　这段日记本来就十分有趣，如果再能了解这件批示的具体内容，然后深入挖掘隐藏在其中的故事，不仅是一件好玩的事情，而且肯定能从中得到某些教益和启示。

　　这件批示的写作背景和由来

　　十分值得庆幸的是，当天日记中特别提到的这件批示，居然完整收录在《曾国藩全集·批牍》之中：“前此浙盐运西之时，局中似友多而员少，且局员亦不尽由本部堂给札。该道和平明练，攸往咸宜，所虑者瞻徇私情，不能裁之以义。前来行辕告状递禀之人，询诸号房，每有由该道指引递入者，已属不知远嫌。此禀随带四员，而同县占其三，皆因私情胶葛，不能摆脱。同人之道，于野则亨，于宗则吝，以其私狭也。本部堂治事有年，左右信任之人，湘乡同县者极少。刘抚部院相从三年，仅保过教官一次。近岁则幕僚近习并无湘乡人员，岂戚族乡党中无一可用之才？亦不欲示人以私狭也。该道初政即偏于私昵，将来徽商在江者颇多，恐纠缠不能自主。人非太上忘情，亦谁能尽免于私？特徇私而漫无裁制，则不可；徇私而认为分内之事，认为理直气壮之事，则更不可耳。”

　　原来就在这年的夏秋之间，候补道员程桓生被委派到江西督销局主持工作。程桓生，字尚斋，出生于盐商世家，安徽歙县人，原是曾国藩幕府文秘人员，这是第一次受命主持某项工作。江西督销局则是曾国藩设在南昌的盐务管理机构，设总办一人，例由候补道员担任，下属机构有吴城分局和吉安分销局等。该局任务是负责淮盐在江西的销售，凡淮盐到南昌销岸，需到督销局签到，等候出售，盐价由督销局悬牌告示，盐商不得自行增减。为减少和防止邻省私盐入境，江西督销局及其分支机构还在各通商要道设立盐卡并加抽捐税。

　　淮盐销售以前虽有定法，行销地区也有严格划分，但自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今南京）以后，长江航运中断，私盐乘虚而入，淮盐销地江西和湖南等省的盐利，逐渐被川、粤、浙、闽等省私盐侵夺，巨大财源亦随之分流邻省。同治二年五月，湘军攻占太平军坚固设防的长江要塞九洑洲之后，水路被打通，曾国藩立即着手整顿两淮盐政，力图恢复旧制，从邻省夺回盐利。他不仅连续制定和刊布了《淮盐运行西岸章程》《淮盐运行楚岸章程》等盐务新章，而且在江苏泰州设立招商总局，总理招商承运各事，同时在南昌、汉口、长沙等地设立盐务督销局或代理机构，分别委派程桓生、杜文澜等人负责。

　　要去一个新机构全面主持工作，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搭建工作班子，体制是一把手负责制，用谁不用谁，自然程桓生说了算。可能是为了方便工作，也许是找不到更合适人选，当然也有可能是完全出于私心，总之他带去的四个随员中，竟有三个安徽歙县老乡。曾国藩一看程桓生报来的名单，就发现问题严重，因而十分生气地在来文上写了这段文字。这就是这件批示的写作背景和由来。

　　批示内容分析

　　批示中写的“浙盐运西”，是指咸丰五年（1855）开始实行的“淮盐浙运”一事。以前淮盐都是直接水运到江西和湖南等地销售，长江航道中断后，只能奏请户部批准，先绕道浙江，再往西运到江西和湖南。当时负责此事的人所带随员，不仅朋友多、委派的人少，而且有些委派的人也不由曾國藩任命，而是由主官自行选聘，那是权宜之计，因而可以理解。如今可不同，湘军地盘和队伍都扩大了，可用之人遍地皆是，如果再抱团取暖，搞任人唯亲那一套，就是假公济私、作风不正，当然不应该，要批评。

　　曾国藩于是严厉批评说：你程桓生平易近人，质直好义，办事也明白干练，唯一让人担心的是做事抹不开情面，常常顾了私情忘了公义。比如前来“行辕告状递禀（大概是指来督销局申领食盐销售指标）”的人，你常常公开半公开地给关系户提供便利。这样做已经明显不公，而你带去的四个随员，竟有三个歙县老乡，这不是私心太重又不知道避嫌是什么！《易经》说：“同人于野，亨……同人于宗，吝。”意思是平等对待和广泛团结各阶层人士，遇事就会亨通顺畅，任何艰难险阻都能安然度过；如果只局限于宗族之内相互交往和抱团取暖，必然使人心胸狭窄、目光短浅，行事也肯定艰难。冲破闭塞局面的最好办法，就是广泛团结志同道合的朋友。

　　接着曾国藩又拿出自己的事例谆谆告诫程桓生：我居官多年，身边极少湘乡老乡，现在官居陕西巡抚的刘蓉，既是我的密友，早年又在我的幕府工作过三年，出生入死，患难与共，但我也只保举过他一次，并且只是保举教官。此外，这些年我身边任用的工作人员，干脆没有一个湘乡人。难道是我的亲戚朋友和老乡同学中没有一个可用之才？当然不是。但他们再有才再能干我也不用，这样做，无非是怕别人戳脊梁骨啊！

　　曾国藩确实不是唱高调。他也承认，凡人都有私心，要完全大公无私，圣人都做不到。但如果徇私而漫无节制，甚至理直气壮，那就大错特错，绝对不可以，所以他特别提醒程桓生：你初次走上主要领导岗位，就大搞任人唯亲，以后在江西做盐业生意的安徽人越来越多，恐怕更加纠缠不休而不能自主。

　　批示中提到的“私昵”一语源自《尚书》：“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意思是不要把官职授予自己亲近的人，唯一看重的是能力；爵位不要赐予德行不好的人，唯一看重的是贤德。说白了就是要任人唯贤，不能任人唯亲。

　　从整篇批示流露的情绪和其中的一些用词看，曾国藩的批评确实蛮严厉，话也说得很直接，事后他觉得程桓生可能受不了，因而在日记中责怪自己没有控制好情绪，希望今后能够提高涵养，说明他对人对己都很严格，这种领导当然让人崇敬，这就怪不得人们会说“做人要学曾国藩”了。

　　给江西督销局“掺沙子”

　　不知读者朋友有没有发现，曾国藩这件批示虽然毫不客气地指出了问题，也充分讲明了道理，对程桓生却没有提出希望，好像不指望他改正错误。这是为什么？

　　答案就在当年八月二十七日的《致沅弟》信中：“尚斋之札久发，渠又禀带随员数人矣，万难更改。万与程之才亦互有短长，其无坚强之力，则彼此相同。江西开局并非甚繁难之事，所虑者，淮引不胜邻私，行销不旺，非尚斋所能为力耳。余有一告示稿，抄寄弟阅。此外则尚斋当可胜任。”

　　家书与批示的写作时间只间隔两天。从家书写到的情况看，他对程桓生确实非常失望，正因如此，两天后正式批复程的来文，才会毫不客气地批评他。对程桓生，曾国藩确实是恨铁不成钢。另外家书中提到的“告示稿”，是指《刊刻试运西盐章程》，这在八月二十七日的曾国藩日记附记中是有明确记载的。在岳麓书社2011年版的《曾国藩全集》中，此文更名为《淮盐运行西岸章程》，并注明“本件约作于同治三年十一月”，这一注明显然有误。曾氏全集传忠书局稿本将此文编在同治二年，才是正确的。

　　另从《致沅弟》一信流露的失望情绪看，程桓生赴任江西之前，曾国藩对他不仅有过诫勉谈话，而且当面指出了私心过重的问题，但他却未能改正。再说，程桓生到江西督销局主持工作，做的是官商，搞的是垄断经营，工作不难开展。至于打击走私，维护江西盐业市场秩序，不让邻省私盐侵占本地市场，并不是程桓生一个人能够办到的，上任时有什么必要带一帮狐朋狗友前往？

　　总之在曾国藩看来，程桓生这个人虽有他的长处，但也存在致命弱点，既私心过重，又缺乏坚定意志，要指望他改正错误，是难之又难的，既然如此，就不作指望了。

　　曾国藩信中写到的“万”叫万启琛，咸丰四年（1854）加入曾国藩幕府后，长期负责筹饷和盐务工作。万启琛和程桓生虽然各有优点和特长，但不足均是公私不分，立场不坚定，工作容易被私情所左右。

　　当年九月十八日，曾国藩即采取补救措施，派人去江西协助程桓生工作，说得好听是加强江西督销局领导力量，说得不好听是“掺沙子”。

　　所谓“掺沙子”，就是栽種农作物之前，在较为肥沃的腐殖质土壤中掺入沙子增强透水性，以防止植物烂根。这种土壤改良技巧也被用来治理某个单位或组织的“山头割据”现象，具体做法是引进不同派系的人，改变这个单位和组织的班子成员结构，达到互相牵制的作用。

　　曾国藩的补救措施，最后效果如何？因为超越了本文论述范围，所以在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