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莹莹

　　2022年嘉德香港秋拍推出岭南画派先驱居廉（1828—1904）兄弟的数十幅作品，其中备受关注的是居廉《二十四番花信》册页。此前坊间拍卖的居廉画册有《群芳竞妍册》《清逸出尘册》等，其所绘花卉数量皆不及《二十四番花信》，可见此册之珍贵难得。该册页绘于丁亥（1887），为赠晚清粤东名儒杨永衍（1818—1903）所作，2018年已由岭南美术出版社收录于《居廉居巢书画集》刊行。汪兆镛《岭南画征略》提及此卷，称居廉“尝作《二十四番花信圖》，杨永衍为题诗，艺苑佳话也”。此画用撞水撞粉法勾勒二十四种花卉姿态，摇曳生姿，趣味盎然。

　　谈论“二十四番花信”及围绕其展开的文艺活动，实为文人风雅之事。“二十四番花信”最早见于宋初晏殊的残句“春寒欲尽复未尽，二十四番花信风”。宋人诗词多以“二十四番花信”作为春事将尽的标志，如南宋韩淲《走笔答上饶》：“夜来一阵催花雨，二十四番花信风。”也有以“二十四番花信”指代春天者，如吴文英《水龙吟（用见山韵饯别）》的最后：“携手同归处，玉奴唤、绿窗春近。想骄骢、又踏西湖，二十四番花信。”描写在西风萧瑟的当下遥想春光灿烂的西湖风景，凸显今昔对比之意。史达祖《瑞鹤仙》的“自箫声、吹落云东，再数故园花信”，也有同样的意思。

　　二十四花信这一说法被宋代文人普遍接受，如两宋之际的周煇所著《清波杂志》卷九云：“江南自初春至首夏，有二十四番风信，梅花风最先，楝花风居后。煇少小时，尝从同舍金华潘元质和人《春词》，有‘卷帘试约东君，问花信风来第几番之句。”可见“花信”已经成为宋人细辨春光的重要标志。至于“二十四番花信”的具体所指，明初王逵的《蠡海集·气候类》才有详细记述：“十二月天气运于子，地气临于丑，阴吕而应于下，古之人所以为候气之端，是以有二十四番花信风之语也……一月二气六候，自小寒至谷雨，凡四月八气二十四候。每候五日，以一花之风信应之，世所异言，曰始于梅花，终于楝花也。详而言之：小寒之一候梅花，二候山茶，三候水仙；大寒之一候瑞香，二候兰花，三候山矾；立春之一候迎春，二候樱桃，三候望春；雨水一候菜花，二候杏花，三候李花；惊蛰一候桃花，二候棣棠，三候蔷薇；春分一候海棠，二候梨花，三候木兰；清明一候桐花，二候麦花，三候柳花；谷雨一候牡丹，二候酴醾，三候楝花。”这一说法在明清时一直延续，直到近代著名掌故大家郑逸梅在他的《香国附庸》一文中详细列举“二十四番花信”的细节，其节气与相应的代表花卉仍与《蠡海集》相同，可见这一文人雅趣传统的强大影响。

　　除了“花信风”外，与春季时令相关的俗语还有“寒食雨”。徐师川曾有诗句：“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风。”宋人以“寒食雨”与“花信风”相对，既有对仗之效，又能在时节上相互呼应。寒食临近清明，通常有雨，同时也昭示春季接近结束，与“花信风”的讯息相同。“一百五日”指从冬至算起，到寒食结束，共一百零五天。明代万历年间叶秉敬撰写的《书肆说铃》对此总结道：“花信风与寒食雨前后稍异，寒食雨自冬至起，至清明前一日，合七气，得三个月零十五日。花信风自小寒起，至谷雨，合八气，得四个月。”晚唐姚合（一说张籍）的《寒食二首》其一云：“今朝一百五，出户雨初晴。”此处“一百五”指的就是民间对于寒食的别称。不过，元稹《连昌宫词》称“初过寒食一百六，店舍无烟宫树绿”，也给宋人对寒食的称呼带来一定的变数。例如，贺铸《夜游宫》云：“江面波纹皱縠。江南岸、草和烟绿。初过寒食一百六。”南宋洪迈的《容斋随笔》尽管引杜甫及江西诗派的诗歌说明“一百五”说法的普遍性：“今人谓寒食为一百五者，以其自冬至之后至清明，历节气六，凡为一百七日，而先两日为寒食故云，它节皆不然也。杜老有《鄜州一百五日夜对月》一篇，江西宗派诗云‘一百五日足风雨，三十六峰劳梦魂，‘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风之类是也。”然而在自己的联语里，洪迈还是采用了元稹的说法：“大善知识五十三，永壮人天之仰；寒食清明一百六，鼎来道俗之观。”

　　细究“二十四番花信”的起源，可追溯至古人的节候观念。花为何可报信，最早见《吕氏春秋·离俗览》：“春之德风，风不信，其华不盛。华不盛则果实不生。”“华”为“花”的通假，以春日花开这一自然现象比附上天的德行，继而喻示天子行事的准则，这是《吕氏春秋》的重要思想之一。到了唐代，对季节变换敏感的诗人将花信写入诗歌，如晚唐陆龟蒙的“几点社翁雨，一番花信风”，对仗工整，颇有闲远之致。北宋词受晚唐诗影响甚深，“花信”一词与季节变化相关，又有花能传信这一生动意味，因此颇受词人偏爱。如晏几道《点绛唇》“花信来时，恨无人似花依旧”，俞陛云解为“谓春色重归，乃花发而人已去”，未指出其中感慨容颜消逝之意。花之发随风而来，以此也有“风信”之说，如周邦彦词“枝头风信渐小”。又因花有芳香，易与女性相联系，“花信”在诗词中又称为“芳信”，周邦彦《风流子》上片云：“新绿小池塘。风帘动、碎影舞斜阳。羡金屋去来，旧时巢燕。土花缭绕，前度莓墙。绣阁里、凤帏深几许，听得理丝簧。欲说又休，虑乖芳信，未歌先噎，愁转清商。”词中的“芳信”既是写自然中的春天复归，更有密约欢会佳期之意。

　　作为“花信”之首，梅花之信是否准时，标志着春天何时降临，加上宋人对梅花的偏爱，因此宋代诗词对“梅信”有着特殊的关心。周邦彦《丑奴儿》有“香梅开后风传信，绣户先知”的句子，表现出闺阁之人对春天的敏感。与周邦彦友善的万俟咏写有《昭君怨》，开头云：“春到南楼雪尽，惊动灯期花信”，表现出梅花盛开在文人生活中的重要性。苏轼任杭州知州时，写有《谢关景仁送红梅栽》诗。其一云：“年年芳信负红梅，江畔垂垂又欲开”，表达了未能及时赏梅的惋惜之意。贺铸《江夏寓兴》称：“朋从正相远，梅信为谁开。”以“梅信”反衬远离友朋的孤独意绪。一旦时令到了，梅花却未绽放，就有“凭君趣花信，把酒撼琼英”（范成大《雪后守之家梅未开，呈宗伟》）的想法。南宋尤袤的“几度杖藜贪看早，一年芳信恨开迟”诗，其诗题《入春半月未有梅花》形容盼望梅花亟放的心情跃然纸上。陆游的“一春花信二十四，纵有此香无此格”更将梅花置于二十四花之首，表现出独特的宋韵雅致。

　　当然，“梅信”还有梅雨季开始的意思，正如晚唐皮日休《所居首夏，水木尤清，适然有作》：“潮期暗动庭泉碧，梅信微侵地障红。”指的是江南地区入夏后独有的氤氲、潮湿气候。同样是写季节，“梅信”在宋代之后专指与春天相关的梅花盛开的消息，因而别具一重文雅风趣。包括“梅信”在内的“二十四番花信”，清代时也逐渐成为文人画的题材。清末民初之际，坊间传闻晚明“吴门四大家”之一的仇英（十洲）绘有《二十四番花信图》，每册各题唐诗一句，这大概是附庸风雅者的有意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