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海东

　　茅盾著《子夜》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刊行，影响力迅速远波海外，被翻译成俄、英、法、德、波、日、韩、缅以及世界语等十余种文字，译本琳琅触目，苏联则属于最早译介这部中国名著的国家。率先出现的两种《子夜》俄译本均为节译本。苏联《青年近卫军》杂志1934年第五期用十一个页码发表了节译于《子夜》的《罢工之前》一节，译者为伊文。这不仅是《子夜》的首种俄译本，也是继《世界文学》1934年第三、四期合刊上发表中篇小说《春蚕》之后，史上第二篇茅盾俄译作品。而《世界文学》杂志1935年第五期上，同样用七个页面刊发《子夜》内《骚动》一章，由普霍夫从英文转译而来，这篇译文还连同《春蚕》俄译文，收入哈尔科夫出版社1936年11月出版的《中国文学作品选》。赵景深的《文坛忆旧》中提及高尔基读过俄译本《动摇》和《子夜》后，“很称道”。

　　时间来到1937年，《子夜》俄文全译本在列宁格勒国家文艺出版社问世，由浩夫与鲁德曼合译，鲁德曼作序。不久，《读什么》和《书讯》等苏联报刊便相继发表评介文章，广为宣传。尽管早在1936年，《子夜》英译稿便由美国著名作家、新闻记者史沫特莱组织完成，却因全面抗战爆发未能付梓。至于弗兰茨·库恩翻译的德译本《子夜》（德累斯顿威廉·海奈出版社1938年初版），虽然其《译者前记》自诩德译本“是该书的第一个欧洲译本”，但从时间上简单比较，1937年俄文版《子夜》才是货真价实的第一种欧洲全译本，也是世界范围内的首种全译本。

　　短短几个春秋，《子夜》便在苏联大地上诞生了多种全译本和节译本，原因有三：一是茅盾长期吮吸苏联文学的露浆，《子夜》等作品与诸多苏联现代文学作品一脉相承，易于被苏联读者接受。茅盾曾经多次承认无论是在创作题材的选择上，还是人物的选取上，都深受高尔基影响。他晚年在接受法国作家苏姗娜·贝尔纳采访时也坦言：“《子夜》的写作方法颇得益于巴尔扎克，尤其得益于托尔斯泰。”二是顺应中、苏交流的需求，当时有不少苏联学者到中国进修学习或是作为顾问、翻译投身中国革命，培养出第一批汉学家，具备译介中国文学的人才条件。三是与中国旅苏著名诗人、翻译家、文学理论家萧三的强力推动有直接关系。其时，资深共产主义者萧三因病赴苏疗养，先后任教远东大学和莫斯科东方学院，主编《世界革命文学》中文版。作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代表，他于1930年当选为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书记处书记，后又连任两届苏联作协党委委员，在苏联拥有足够的话语权。1933年11月24日，他收到鲁迅的一通手札，信内直言：“森堡，端先，沙汀，金丁，天翼，起应，伯奇，何谷天，白薇，东方未明=茅盾，彭家煌（已病故），是我们这边的。”信中提到的东方未明，系茅盾的一个笔名。吃了这能颗定心丸，萧三遂竭力向苏联有关部门大力推荐茅盾作品。而且，《子夜》第一种俄文全译本的序言也出自萧三笔下。这篇洋洋七千言的雄文，开篇便是：“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是近年来中国文坛上的一个獨特的现象。甚至保守的和反动的批评家们，也都不得不承认这部长篇小说，不仅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作家茅盾的重大成就，同时也是整个中国文学的重大成就。”

　　接下来，萧三继续从宏观上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对茅盾作品尤其是《子夜》展开大篇幅论述，也对茅盾在中国文坛的地位给予崇高评价：“茅盾无疑地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先进革命作家之一。从1930年起，茅盾和已故的伟大作家鲁迅领导了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不久前，茅盾和鲁迅提出‘为民族的革命文学、为大众的文学而斗争的战斗口号。茅盾又是抗日人民阵线的文学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他关于文学问题的论述，正像鲁迅的论述一样，在读者大众当中都享有很大的威信。”

　　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绝大多数汉学工作者投笔从戎，加之受制于经济条件，出版事业不可避免地陷入低谷，茅盾作品俄译本在坊间近乎绝迹。伴随“二战”结束和中苏关系进入蜜月期，苏联上下对中国文化表现出蓬勃热情，许多学术机构愈发重视对中国的研究，一些高校也纷纷开设中文专业，对中国书籍需求旺盛。受益于这种良好的政治及文化生态，包括茅盾作品在内的大量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纷纷再度涌现俄译本。也正是以俄译本为母本，茅盾作品在苏联境内以及东欧国家陆续被译成近二十种文字出版。

　　这个阶段率先问世的《子夜》俄译本，系莫斯科国家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作之后的各种版本也均由这家出版机构垄断。国家出版社的前身是国家出版社文艺部、土地与工厂出版社，1934年更名为“国家文学出版社”，1963年又更名为“文艺书籍出版社”。该社一度是苏联出版文艺图书规模最大的国家级专业出版社，致力于推出本国古往今来和世界经典文学作品，凭借出版物质量精良而享有盛誉。至于这种《子夜》译本，是由首种《子夜》俄文全译本的译者之一鲁德曼重译，为三十二开精装本，四百八十四页，封面、封底及书脊均以深蓝为底色，封面上是以亮色印刷的书名和作者名，形成强烈色差，煞是醒目。卷首刊有茅盾半身黑白照，并有一篇理论性极强的译者序，表明鲁德曼不仅是位翻译人才，而且可以做到翻译与研究相结合，具备译者和研究者双重身份。早在“二战”之前，他便发表过《中国革命作家——沈雁冰》《茅盾的创作道路》等论述文章。

　　然而，1952年版《子夜》俄译本行世后，媒体总体评价并不高，认为译文质量不尽人意，且存在大篇幅删节现象。为此，苏联作协对鲁德曼给予严厉批评，并于1953年向苏联文化部文艺出版局建议，将这本书重新翻译，经校阅后再度出版。鲁德曼不敢怠慢，放下正在进行中《红楼梦》翻译工作，花大力气对原有《子夜》译本进行全面修订。为慎重起见，前三章改译稿刚完成，苏联作协和有关出版机构便请来两位中文专家审核，但两位专家并没有给出肯定回复。1954年3月，又转请当时生活在苏联的中国学者嵇直校阅。嵇直在认真校对后，褒扬“译者俄文优美，翻译忠实;错处全经改正，应任其继续工作”。鲁德曼信心倍增，继续译书，嵇直仍然负责后续校阅。1954年5月18日，鲁德曼刚翻译完《子夜》第十三章，因心脏病突发离世;此时他从事的《红楼梦》翻译，也仅有前几回脱稿，同样壮志未酬。无奈之下，苏联作协请来另一位翻译家乌里茨卡娅译出《子夜》剩余六个章节。

　　1956年是中国文学作品在苏联的一个高光年份，其标志在于规模宏大的俄文版《鲁迅文集》和《茅盾文集》均获出版。三卷本《茅盾文集》同样系莫斯科国家文艺出版社付梓，依旧由费德林主编，收录有长篇小说《虹》、中篇小说《三人行》以及十余篇短篇小说、杂谈、论文等。茅盾为这部文集再次撰写了一份约七百言的自序。

　　《子夜》最后的俄译本出现在1959年，出版机构一如既往，依然采用鲁特曼与乌里茨卡娅合译本，并保留了费德林为《茅盾文集》专供的前言。系豆青漆布装帧，封面文字烫金，典雅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