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沙娜

　　我的父亲，著名画家常书鸿带着对敦煌艺术事业无限的希望和未竟的遗憾，走完了他那拼搏的人生征途。但他的一生与我的成长道路却是如此地紧密相连，他一生中的坎坷成败与悲欢离合，他那锲而不舍的无私献身精神，时时都在滋养着我的心灵，深深地影响着我的人生观和艺术经历。

　　一

　　父亲经常说，自从他在巴黎塞纳河畔的书摊上见到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他后来的命运，也包括我们全家的生活，就与敦煌紧紧地联系了起来，结下了不解之缘。半个世纪以来，父亲乃至我们全家虽然都先后在敦煌经历了人间的悲欢离合，但情和魂却永系敦煌！父亲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不论遇到何种艰难险阻，只要是他认定了的，他总是带着自信和不屈服于命运的那股犟劲（他自称是“杭铁头”），坚持着他对信仰的执着追求，并用这种精神锤炼着我、教育着我。自从我母亲出走，为了敦煌的艺术事业，为了支撑这个家，照料年幼的弟弟，父亲在痛苦中毅然决定让我从酒泉的河西中学退学回千佛洞，并为我安排了周密的文化学习计划。我一面承担家庭的生活重担，一面随他学习临摹壁画。他规定我每天必須早起，先练字（以唐人经书为字帖），后学法语（练习朗读法语一个小时）。他请董希文先生帮我辅导语文和西洋美术史，还请苏莹辉先生辅导我中国美术史。此外，他更要求我与大人上班一样每天去洞窟临摹壁画，并严格要求我从客观临摹着手（当时分为客观临摹、复原临摹、整理临摹），由表及里，顺着壁画原来的敷色层次来画，把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等朝代的代表洞的重点壁画全面临摹一遍。在临摹唐代壁画时，父亲先让我向邵芳老师学习工笔重彩人物画法，由此给我打下了造型基础。父亲在每个环节上都必然耐心地指点，要求一丝不苟，从来不因为我年纪尚小就可以比大人少画或随意些，相反，他都以大人的标准和数量来要求我。每逢傍晚他也让我加入大人的行列，学习自制土黄、土红、锌白等颜料，还用矾纸、桐油油纸代替拷贝纸。这一切都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通过客观临摹，他要求我逐渐把对壁画的时代风格、内容与形式、汉代传统与西域影响的特征的认识，从感性层面提高到理性层面。通过他的指点和董希文、潘絜兹等老师的示范，我很快就得心应手地掌握了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壁画的摹写技巧。我在临摹的后期，尤对北魏、西魏、隋代的壁画产生了特殊的偏爱，很喜欢这个时期的伎乐人和力士。那些浑厚粗犷的笔触，加上“小字脸”的勾点，把人物神态和表情表现得具有洒脱的情趣和装饰性。父亲曾向我分析说：“这与二十世纪前半期法国画家鲁奥注重线条表现力的粗犷画风很有相似之处。”他借此向我介绍了欧洲各类画派的形成和特色。

　　二

　　后来，我又在沈福文先生以及来自成都国立艺专的沈先生的学生黄文馥、欧阳琳、薛德嘉的影响下，对敦煌的历代装饰图案如藻井、佛光、边饰等进行了专题性的临摹。父亲鼓励我多方面接触和体会，从而了解整体的时代风格，由此掌握绘画的技法，在他的教导及其他老师的示范帮助下，我置身在敦煌这座艺术宫殿里，任我在浩瀚的传统艺术的海洋中尽情地遨游。

　　敦煌的冬季漫长而寒冷，滴水成冰，洞窟内无法作画，父亲就利用这个临摹的“淡季”，组织大家在室内围着火炉画素描、速写，请来的模特儿都是当地憨厚纯朴的老乡，我也跟着大人一起学习画素描。他还利用冬季深入少数民族如哈萨克族牧民生活区体验生活，住蒙古包，骑马，吃手抓羊肉，也利用这种机会画了一批生动有意义的速写。生活虽然艰苦，但非常充实，让我受益匪浅，许许多多的事情我至今难忘！

　　除了临摹壁画、学习以外，我还要照顾年幼的弟弟和父亲的生活，这也迫使我获得了较强的生活能力。父亲就是这样因势利导地教育和培养着我。凡是他要求我去做的我都能愉快主动地完成，唯有早起练唐人经书体没有坚持下去，至今深感遗憾！

　　父亲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使他在敦煌事业中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他善于将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的条件，他一边承担着维持当时敦煌研究所运转的日常行政工作，一边为争取保护敦煌石窟最基本的条件而开展对敦煌艺术的临摹研究工作，生活上还要培育未成年的子女。作为留法多年的画家、知识分子，在西北沙漠荒山中，经济的困窘、自然环境的威胁等这一切对父亲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但是父亲凭借他坚韧不拔的毅力，迎着困难一关又一关地过来了。他恰似当地的红柳，把根扎得很深，透过层层的沙石戈壁吸吮着有限的水分，凭着那细密的叶子，不论是严寒还是酷暑，都能转危为安，巍然挺立。

　　三

　　父亲既善于克服困难，又非常热爱生活，总能在困顿中寻找生活的乐趣。1946年夏，他从重庆新聘一批艺专毕业的大学生，购置了图书、绘画器材及生活必需品，乘着新得到的美式十轮卡车，带着我和弟弟重返敦煌。由重庆出发，途经成都北上，经川北绵阳、剑阁、广元后进入甘南的天水，直到兰州，历经一个多月的时间，全程一千五百多公里，长途跋涉，异常艰难。就在这样的条件下，父亲居然提出要从重庆带上一对活鸭和一对活鹅，装在竹筐内并固定在卡车的前面，由我负责沿途喂食，同时还要照顾弟弟。很多朋友和老乡看到带着鸭鹅的卡车都觉得很奇怪，父亲却风趣地说：“也让它们移居敦煌，让敦煌的老乡看看除了鸡以外还有鸭和鹅哩！”这两对鸭、鹅陪伴着我们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千佛洞，并在此定居下来。来年春天即开始下蛋，繁衍生息。四月初八千佛洞正值浴佛节的庙会，热闹非凡，老乡看到已破壳而出的小鸭子，都好奇地问道：“这小鸡子咋会长出扁扁嘴？”从此，千佛洞和敦煌就开始有了鸭群。父亲还从四川带回各种花籽播撒在千佛洞的生活区，开得最茂盛的要算是波斯菊，上寺、中寺的院内从此就盛开着红、粉、白、紫各色的潇洒秀丽的波斯菊，映着橙黄色的向日葵，衬托着蔚蓝的天空，把这些荒沙戈壁中的院落点缀得格外灿烂，这景色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父亲爱惜着千佛洞的一草一木，自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定居敦煌后，就给千佛洞立下了规矩：每年都必须种植树木，要把树林带逐年向北延伸扩展。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新树林带已延伸到下寺一公里以外，这对改造荒沙戈壁的自然环境来说是百年大计之举。凡在千佛洞待过的人都知道“常书鸿视树木如生命”。

　　四

　　父亲的一生是勤奋不息的一生，在我的记忆中，他从来没有图过清闲安逸，而总是把自己的工作日程排得满满的。直到年老体弱、脑力不济，他才放慢了生活的节奏，但在他精神稍好时，仍在家中或病房中坚持画静物或写字，偶尔还书写格言。他多次教导儿孙们：“业精于勤，荒于嬉。”而他对于敦煌艺术事业的热爱与追求，正是他始终念念不忘、奋斗不懈的精神动力！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及“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的精神，始终激励着他，成了他工作不息的鞭策。父亲不是单纯从事创作的画家，也是有淵博学识的学者，他把中西文化与绘画史的学识，融入他从事了近半个世纪的敦煌艺术的研究与保护工作中。他既能高瞻远瞩，又能从最基础的工作着手，竭尽全力从残垣断壁中保护这座伟大艺术宝库中的一砖一瓦；同时还以博大胸怀，团结一批忠诚于敦煌艺术事业的专家学者，更以精深的学识将对敦煌艺术的保护和研究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五

　　父亲是浙江杭州人，始终未改乡音，他在西北四十多年仍操着浓重的杭州口音。当他叙述起青少年时代在家乡的情景时，总是那样地依恋：提着个篮儿到河边去捞鱼虾，到坟堆地里翻砖砾找油黑的老蛐蛐……对于这些回忆他都讲得绘声绘色。1982年父亲重返杭州参加他的母校——浙江大学八十五周年的校庆活动，1983年他又专门回杭州为浙大创作了一幅大型油画《攀登珠穆朗玛峰》，在此期间他又重温了他青少年时代的旧情旧景。1988年浙江美院在杭州举办了他的个人画展，这些活动都更增加了他对家乡人的情意。但是家乡再好，父亲仍是“魂系敦煌”，当他临近九旬时竟然提出：“我已老而不死，但以后死也要死到敦煌！”当时我很不以为然地说：“您胡说什么呀，人家都说您半辈子都在保护敦煌菩萨，菩萨会保佑您长寿的。”他接着说：“人总是要死的，如果死在北京，骨灰还是要送回敦煌的！”没想到这一席话竟真成了他至终魂系敦煌的遗愿——他是把敦煌作为维系他生命所在的“故乡”来看待的。父亲的部分骨灰也终于如愿地送回到这令他牵肠挂肚半个世纪的千佛洞。愿他伴着九层楼叮当作响的风铃与那窟群中的飞天永远翱翔！愿他与那千百年来为敦煌艺术付出心力的无数创造者一样，与敦煌的艺术永存！

　　父亲有过一句全家人都知晓的名言：“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世，不过，如果真的再有一次托生为人，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还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做完的工作！我的人生选择没有错，我没有做过一件让我后悔的事！”

　　1991年6月6日，我在父亲的房间里看到他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了这样一段话：“人生是战斗的连接，每当一个困难被克服，另一个困难便会出现。人生也是困难的反复，但我决不后退。我的青春不会再来，不论有多大的困难，我一定要战斗到最后！——八十八叟常书鸿”。

　　父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这就是曾被世人赞誉为“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人生的真实写照！

　　将父亲毕生之作整理出版，是我多年来的心愿。在湖南文艺出版社的持续推动下，《常书鸿全集》即将付梓问世。欣喜之情，难以言表。此时，父亲“百折不悔守敦煌”的一生，令我追思无限，谨以这篇旧文代序，怀念我的父亲，纪念《常书鸿全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