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华

　　曹云祥（1881—1937），著名教育家、外交家、经济学家，是我国第一个MBA（工商管理硕士），先后任清华学校校长、清华大学校长、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等职务，曾经主导了从清华学校到清华大学的转型升级，被誉为“清华之父”。曹云祥早年留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伦敦大学，后来担任驻英国、丹麦的外交使节，出席华盛顿会议并任代表团副秘书长。归国后主要在京、沪、江、浙等地工作，中西部省区很少涉足，但有一次非常值得注意的长沙之行，同时发表了一篇很特别的演说。

　　1924年10月3日下午两点，长沙雅礼大学举行第一任校长胡美就职典礼。中外来宾济济一堂，会场气氛隆重热烈，盛况前所未有。长沙雅礼大学主事解威廉主持典礼：首先由湖南圣经学校校长葛荫华讲述长沙雅礼大学创设经过，次由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博士以美国雅礼总会副会长资格执行授职礼并发表演说，再由颜福庆代表教职员、范亨利代表美国耶鲁大学、曾约农代表艺芳女校、协和医学院刘博士代表国内大学相继致欢迎词。接着，由湘省府主席赵恒惕、省议会议长欧阳振声、省务院书记官陈国钧相继致祝词，再是胡美校长演说，最后由湘雅医院理事赵鸿钧宣读来自各地的数十通祝贺函电。其时，清华大学尚未成立，曹云祥也没有博士学位，长沙方面尊称“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博士”，显然视之为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贵宾，其演说也最受人关注。

　　曹云祥的演说接近五千言，主要分为三部分：一是“感想”，二是“希望”，三是“结论”。层次分明、详略恰当，娓娓道来，感染力很强。

　　在“感想”部分，曹云祥满怀深情地介绍了自己和雅礼大学以及湘人的渊源。在此十几年前，清朝廷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美国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赠送中国数名留学学额，曹云祥就是通过考试的获选者之一，进入美国耶鲁大学。在美国，曹云祥遇见了长沙雅礼大学的创始人盖葆耐和胡美，从他们口中得知长沙雅礼大学的创办情况和办学成绩。几年前，曹云祥从欧洲返国，游历至汉口，计划直奔长沙参观湘省宏大之建设，瞻仰名胜古迹，体味风土人情，看望圣约翰学堂和留美的同学徐善祥、张锡良、张福良、颜福庆等，以畅叙离衷。然而因时局不靖，未能如愿，以后常常引以为憾。今日逢盛会良机，夙愿达成，自然欣喜无以复加。其时，湘省自治运动方兴未艾，全国第一部省宪法已经颁布实施，赵恒惕就任第一届“民选”省长，正意图有所作为；徐善祥、张锡良、张福良、颜福庆，皆为长沙雅礼大学教员，就在典礼现场。曹云祥的一番“亲湘之语”，一下子拉近了和听众之间的距离。

　　“希望”部分是演说的主体。首先略叙中西文化交流之历史，然后提出：面對西方文化输入的大潮流，如何接受、和合所输入之文化，谋求改良之法，使之有实用于国家社会？曹云祥给出的答案是：雅礼与湖南负有媒合东西文化之责任。容闳从美国耶鲁大学留学归国后，立志要让国人明白留学的好处并有机会接受西式教育，他四处游说，但得不到当局重视，后来谒见曾国藩，才促成了一百二十名幼童留美之举。由此可见，湘省之与西学接触，有特殊关系和开拓之功。农学家说：“凡良好之种子，必须得肥沃之土地，以栽植之，且须光热空气皆得其宜，然后结果乃进。”植物学家说：“凡二种不同之植物，若使其遗传杂糅变化，则能特产新式植物。”曹云祥由此引申了一个比喻式的观点：今以雅礼之文明，植于湖南之地域，可谓以最佳良之种子，植于最肥沃之土地，如光、热、空气皆得其宜，必将结出全新之硕果。美国耶鲁大学立校来，在地质学、电气学、历史学等领域均有巨大贡献，更重要的是“服务社会之精神”，可谓“最佳良之种子”。而对于“最肥沃之土地”，介绍更加详尽，推崇之意遍布字里行间：

　　湖南处大江之南，其地有衡岳之高、洞庭之阔，皆为他省所不常有，故其所产生之人才，亦为他省所不常有。如赵宋时即有张南轩栻与朱晦庵熹、陆象山九渊并列而三；明末更有衡阳王船山夫之沈博多闻、注经论史，与顾亭林炎武、黄梨洲宗羲齐驱并驾为一代之大师；近代为邵阳魏默深、善化贺耦耕、新化邓湘皋、安化陶云汀等，新化邹叔绩、益阳汤海秋、长沙周荇农、善化唐镜海，或以文章，或以气节，或以理学，彬彬然竞以学名；道、咸之间复有湘乡罗忠节、曾文正、左文襄、胡文忠等，勋烈文章，照耀天下，湘学之名，几随湘军而并起；而曾文正者，于治军之暇，尤能以古文鸣，余韵流风，至王壬秋而未绝；最近谭复生、唐绂丞等，又起而为革命之英矣。贵省之民族，在本国民族中为最果敢、最有血性，且最勇于任事之民族，惜昔日教育不良，未能尽发展其特性，一旦得此文明之输入，必相悦以解，如鱼之得水，有圉圉洋洋之乐趣，其□拨正未可限量。此吾所以谓湖南，为最肥沃之土地者，不为过也。

　　“最佳良之种子”有了，“最肥沃之土地”也有了，种植之后，还需要适宜的光、热和空气，才能长叶生枝而结出硕果。什么才是促进中西文化和合、发展的适宜“光、热和空气”呢？曹云祥援用了老子及佛教的“三宝”说，即“知”“行”和“精神”。这三者缺一不可，否则只能得其皮毛，劳而少功，甚至陷入危险不测之地。按照曹云祥的看法，他省之人委顿不振，没有希望，唯独湘省和雅礼在“知”“行”和“精神”方面优势明显。雅礼所训练之人，注重办事及服务社会，雅礼创设之初的目的就是为社会造就人才，为国家社会服务。长期以来，湘省贤达研究问题、实践道德、服务国家社会方面，更是可圈可点、彪炳史册，其探索精神、牺牲精神、百折不回之坚定精神，与雅礼精神不谋而合、交相辉映，足以共同承担和合东西文化之大任。

　　贵省名人，有作有为，亦复不少，王船山先生之隐居讲学，极力提倡实践道德，反复研究人生问题，以为凡道德须先讲明人之所以生，若把这向囫囵躲过不讲，人类生活之向上便无根据，是故后人如善化贺耦耕、安化陶云汀皆以名督抚而好学，有所述作。大乱时，湘乡罗罗山提一旅卫桑梓，已而出境讨贼死□焉。王璞山、李迪庵先后殉，刘霞仙□幕，李希贤独将，并立功名。曾文正治军，建大功为元臣。同时，胡文忠左文襄皆才□过人。凡此种精神，皆与雅礼之服务社会精神，有不谋而合者也。

　　雅礼之精神极高，因为历来注重体育，试举一二为证。当美国独立战争时，有学纳且海尔，愿侦探兵势，遂及于难，其详细情形，想贵校先生必能道之……此种百折不回之精神，与湘人性质颇相近焉。邓湘皋先生叙论王船山先生事迹有曰：“先生生当鼎革，窃自维先世为明世臣，存亡与共，甲申后崎岖岭表，备尝险阻，既知事不可为，乃退而著书，窜伏祁永涟邵山中，流离困苦，一岁数徙其处，故国之戚，生死不忘！先生刻苦似二曲，贞晦过夏峰，多闻博学，志节皎然，不愧顾黄二先生。”曾文正公家书以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八字教子弟，时以“刻苦振拔”四字自警，此尤贵省先哲坚苦之精神，可与雅礼精神东西辉映者。本固有之精神，收外来之文化，是故当负媒合东西文化之责任者，非贵省人恐莫属也。昔者曾文正公，尝思和合汉宋之学，学风为之转变，今日如再能和合东西二大文化，其影响不更大哉。

　　演说列举的湘省贤达有二十几人，王夫之、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陶澍、魏源、谭嗣同、唐才常等固然影響深远、名满天下，但也有汤海秋、周荇农、唐镜海、刘霞仙、王璞山、李迪庵等声名不彰者，非专门预备不能随口而出，足见曹云祥用心颇深。

　　在“结论”部分，曹云祥简略介绍了近代东、西文化之趋势，进而分析认为：欧洲思想混乱之后，出现了大哲学家康德，中国思想混乱之后，出现了王船山先生，当文化下堕之日，得此二大名家，砥柱中流，于人类进步大有关系。然后，将话题重新聚焦到湘省和胡美身上，作出了最终的结论，提出了深厚的勉励：“当今东西文化尚未融和，学者思潮漫无根据，而贵省已有尚实践哲学之先哲，可为模范，此尤他省所求之不得者。一面收纳新理，一面发挥固有哲学，不更相得而益彰耶？今日贵校校长胡美君即英国哲学家许姆后裔，但其精神界，已含有雅礼之色彩，合古今中外之精神于一堂，以酿成绝学，真千载一时之盛事矣，诸君可不勉哉？”

　　这一篇演说，无论是材料还是落脚点，大半都离不开湘省的人和事，对于湘省之往昔和今日，都是赞赏有加。不得不让人怀疑，这是一篇特别给湖南人听的演说。事实上，也达到了这一效果。长沙的报纸特别注意到曹云祥“有极精彩之演说”“多称湘中先达，如王船山、曾文正，盛道仰慕之情”。据当时的学生听众回忆，曹云祥演说普通话标准流利，让人印象深刻。三天之后，赵恒惕在省长公署宴请曹云祥、胡美、范亨利、解威廉、颜福庆、葛荫华等人，宾主尽欢，甚为隆重，也显然是对就职典礼和演说的肯定。

　　一个多月后，即1924年11月14日，曹云祥在《清华周刊》发表了《西方文化与中国前途之关系》。文章主要观点、结构和长沙演说词大体一致，许多细节表述相同，不过内容上就围绕清华学校改革展开了。综合看来，无论哪一篇文章在先，二者关联都是无可否认的。如果是长沙演说词在前，就是删减了有关湘省内容，代之以清华学校内容；如果是《西方文化与中国前途之关系》在前，就是临时加入大量湘省史料，以适应演说需要。曹云祥十一岁入读教会学校——上海圣约翰学堂，在此从中学一直到大学毕业，然后留学美国、英国，学习经济学和管理学。从教会学校课程设置和留学专业来看，他没有机会系统学习我国传统经典，要十分熟悉前面一长串湘人名字，细致入微的掌握湖湘文化，恐怕不容易。那就很可能是临时囫囵搬入，或者有人代笔、润色，无论何种情况，都会让曹云祥勉为其难，这也是长沙演说词未在《清华周刊》等发表的原因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场特别的演说呢？联系长沙雅礼大学的历史和当时的社会形势，可以找到答案。

　　长沙雅礼大学起源于1906年美国雅礼总会设立的雅礼学堂，前后陆续成立的相关机构还有湘雅医院、湘雅护病学校等，医院、学校的设立和运行，美国雅礼总会出力甚多，更加离不开谭延闿等开明官绅的支持。但是，保守派收回湘雅医院、收回教会办学权的想法一直没有停息，且利用民众、学生的简单爱国情绪，多次引发罢课、退学和游行。谭延闿第一次督湘期间，湘省育群学会和美国雅礼总会签订了合办湘雅医院十年的条约，在条约到期前一两年里，保守派鼓动省议会和民众收回自办，掀起的风潮几起几落，最后好不容易才平息。1924年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届年会召开，提出收回教育权问题。长沙雅礼大学举行胡美校长就职典礼前后，湘省成立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联盟，召开省教育会常年大会，都有收回外人所办学校的章程和提案。此时，长沙雅礼大学进行新学制改革，从当年9月起取消大学预科，设立六年制的中学和四年制大学，与现代学制接轨。胡美就是实施新学制的第一任校长，对未来有更大的期待。在这种情况下，长沙雅礼大学要稳定巩固办学现状，甚至开拓新局面，以胡美校长就职典礼为契机，争取湘省上层支持就尤其重要。

　　因此，美国雅礼总会数次函电曹云祥前往，长沙雅礼大学校长就职典礼筹备委员会也再三嘱咐使用中文演说，显然是为让湘省听众听明白，达到争取支持的效果。值得一提的是，主持典礼的解威廉是曾国藩的异国知音，来中国之前的博士论文就是以曾国藩为主题，对曾国藩评价甚高；代表艺芳女校致辞的曾约农就是曾国藩的嫡系曾孙；赵恒惕虽然是一介军人，但科举出身又留学日本，颇有国学修养，对曾国藩等先贤甚为佩服。数日之后，曹云祥归途中在汉口银行公会夜校演说，题目为《银行员之修养》，其中一处提到曾国藩，可算是长沙演说留下的影响吧。此后，曹云祥发表的所有文字，再也没有提到过长沙雅礼大学演说的湘人湘事。曹云祥秉承平等融合的文化理念，具有开放的国际视野，自然明白和尊重湖湘文化的价值。但是，在长沙有如此特别的一次演说，更多的是体现其因时因地的权变和策略。

　　在长沙，曹云祥停留了五天，也不虚此行，“得与名人及教育家相谈，获益不少”。例如，他考察明德学校，发现教职员忠诚于学校、师生感情亲密，实所罕见，可以借鉴以改善清华学校教职、师生关系。当时，曹云祥将清华学校改办成清华大学的计划初步形成，长沙之行发挥了启发、完善和加速推进的良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