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纬

　　何怀硕早就是一位享誉华人世界的画家，其特立独行的艺术见解以及对艺术品格的坚守，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被艺术界所关注。多年以来因著述丰厚，画家反而成了他第二身份，更多地被人看作是一位有独立思想的知识人。他的人生像是一场孤独的旅行，抑或是寂寞的追索。

　　一

　　2010年5月的一天中午，好友王犁来电话：“台湾的何怀硕先生来了，今晚在美院作‘中国绘画独特性及其渊源的讲座，来不来？”我在午休中，正捧读何先生《大师的心灵》，差不多读完最后一章。我说：“正读着他的书呢，这么有缘，当然要去！”我与何怀硕先生认识多年，经常向他讨教艺术问题。何怀硕先生爽朗耿直，看问题直抵本质，常让人豁然开朗。

　　当天下午，我便见到了何怀硕先生，与毛建波、王犁陪他共进晚餐。席间，何先生果然快人快语，他说：“真奇怪，中国美术学院下还有一个人文学院，谁都知道人文比美术的概念大，这就好比内裤套在外裤外面。”知我在美术馆工作，他冲我说：“公立美术馆举办展览要收费，这与画廊有何区别？”我一时语塞。晚上讲座由毛建波教授主持，何怀硕先生的演讲观点鲜明。他说，中国绘画与西洋绘画最大的区别在于人文主义精神的贯穿。中国文化的自然观和现代西方不同，自古讲究尊重自然，对天地存敬畏之心，提倡“天人合一”，节制人的欲望。而西方的自然观是探索自然奥秘，以满足人类无穷尽的奢求。自从进入工业革命，人类三百年来的科学进步，迅速转为科技，科技代替了科学，人类社会进入以商业经济为主导的现代文明。人类不断向自然攫取资源，不停地挖取地下贮藏几亿年的矿产、石油，上天入地，恨不得把整个星球都占为己有。

　　他透彻分析中、西方绘画的区别，认为中国绘画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表现，它提倡以物传情，从来就是借具象表现作者的情操抱负，既不“具象”，又不“抽象”，而是“意象”，不对具象作毫无目的的真实摹写。西方绘画则不然，是对具象作解剖式的摹写，当照相机发明的时候，西方画家便一时无措。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和商业社会的发达，西方艺术便摈弃古典的写实主义，转入抽象主义。现代西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艺术思潮，实则是以抛弃和牺牲人文精神为代价的。我们思考中国绘画的命运，就要将其放置于整个文化大背景中去思索，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和自信心。

　　演讲最后，他以一个问句作结：艺术的功能是净化人的心灵，寄托人的情感，如果“安全套”“大便”都能成为艺术，那还要艺术干什么？

　　两个多小时的演讲，何怀硕先生口若悬河，让我的大脑经受一场风暴洗礼。

　　演讲结束后，王犁和我再去见何怀硕先生。他余兴未尽，继续着他演讲的话题，对当下现代艺术表现之浅显深表忧虑、愤慨与无奈。他提出：“将西方文化视为世界性文化，是近代西方中心论者及其附庸的观点。以西方为世界文化中心，将西方以外的文化贬为落后边陲，是西方文化霸权的心态，可悲的是，许多附骥欧美的发展中国家也自卑地以西方文化为全球化的目标。”他不厌其烦地说明自己的观点：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不曾有同时也将永不会有一种单一的艺术模式，能够称之为“世界性文化”。

　　二

　　何怀硕先生在杭州的讲学活动结束后，我与王犁陪他一起拜访朱豹卿先生。老先生鲜与外界接触，平日在家闭门读书和画画，很少参与社会组织的艺术活动。

　　朱豹卿先生刚生了一场大病，消瘦，耳聩。两位先生采用笔谈的方式交流，一来一往递纸条。何先生敬佩朱先生的画拙朴而有真趣。朱豹卿先生谦称自己读书少，常常迷茫、痛苦、遗憾，表示还在路上，深叹时不我待的无奈与哀痛。何先生写道：“朴厚常与谦虚在一起，老先生的书画与为人使后生景仰，良有以也。”听说何先生是来美院讲学的，朱先生说：“可惜身体不适，否则真该去听听。”针对朱豹卿先生的客气，王犁开玩笑说：“你一个耳聋的老人，要听人家演讲，不要太调侃了。”大家大笑，气氛活跃了起来。临别，朱豹卿先生为何先生画一条鱼，笔墨厚拙朴茂，老先生却一直摇头说画得不好。

　　何怀硕先生喜欢吃鱼，离开朱豹卿先生的家后，我在钱塘江畔请何怀硕先生吃鱼。这家食店有钱塘江各种淡水鱼，江鱼鲜美，何怀硕先生吃得高兴，笑谓：“杭州真是个好地方，有好鱼吃，有高人访。”

　　第二天在王犁家，王犁请何怀硕先生看他所藏朱豹卿《四君子图》手卷，卷尾有朱先生的一段自跋，大意与何先生笔谈意思相近。跋云：“子曰，十有五而忘于学，三十而立……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此人生之次第也。以七十为最高之境界，八十以后未闻其说。八十以上俗称耄耋，实乃糊涂之谓也，当可存而不论。此真古圣哲之明察也。余年已望八，孳孳于笔砚有年矣，今垂垂老去，未能自明，更何談大自在之境焉。钝根若斯，奈何也哉。扼腕叹息曰：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不也是很美好吗？未知王犁同学以为然否？”王犁请何怀硕先生也题跋一段，他一挥而就：“昨日访豹卿先生，冒昧乞鱼一尾，蒙即挥秃笔赐赠。今日来王犁家，见先生《四君子图》卷。古来有隐于市者，不求闻达而幽光远曳，为知者所仰。豹卿先生不亦第五君子乎！”何怀硕先生十分欣赏朱豹卿先生笔墨的朴茂古拙之趣。后来，王犁去台北又曾请他题朱豹卿《录黄宾虹〈画学篇〉》书法卷：“余曾见豹卿先生作画，破笔浊水，行笔如牛吃草，如龟曳尾，神乎其妙，不守庸规，生拙朴茂，涤荡尘秽。画既如此，书法亦然。”

　　对传统绘画的审美，何怀硕推崇“金石气”之“拙”。他认为，中国书画历史悠久，“钟鼎彝器、碑碣瓦甓等古文物的斑驳陆离，实在是历史之美、时间之美的大发现，而启迪了中国艺术心灵对朴茂、残缺、遒劲、浑厚、古拙、沉雄、苍老等美的趣味的勃兴与嗜癖，使‘拙的美在中国艺术美中占据了一个独特的地位”。

　　2011年4月，“朱豹卿捐赠作品展”在浙江美术馆开幕。遗憾的是，朱先生因病未能出席展览，7月即谢世。我把《朱豹卿捐赠作品集》寄给何怀硕先生，很快接到他的来函，对朱先生的画评价甚高，认为“豹卿先生集八大、苦铁、白石等大师于一炉，加上他狷介的个性，展现了老拙、萧淡、古厚、天真的笔墨趣味”。深为朱先生的“被埋没”鸣不平，借此批评某位已故大写意花鸟名家的名过其实，较之朱豹卿先生，其“呆滞、稚拙、粗鲁、艳俗、一览无余真不可同日而语……真如薛蟠作诗，笑煞众人，珷玞当玉，世上不平事常如此，奈何”。

　　三

　　何怀硕原名何伟文，1941年出生于广东潮安一个清贫的普通家庭，一家大小生活依赖父亲在香港谋生。逼仄的环境和贫寒的生活让少年的他倍感压抑，很小的时候便有“逃离家乡”的梦想，向往到大江南北闯荡，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与遐想。1956年初中毕业，他考上武汉艺术师范学院附中，即后来的湖北美术学院附中，从此开始他以后的漂泊行旅。他庆幸少小离家，得以开阔与丰富自己的人生之路。

　　武汉求学期间，他从西画技法起步，最终选择中国水墨画的创作。他说：“我对文学、诗、音乐、哲学、知识的酷爱，使我不认为绘画只是技巧的磨炼而已。我觉得绘画观建立的先决条件是人生观与宇宙观的探索。所以我鄙夷成套的技术，主张由意象产生技巧。”中国绘画从来就不是具象与抽象的二分法，而是“意象”的创造之路。这一特性无疑让他对人生观、世界观有了更为准确的表达。

　　何怀硕回忆在武汉求学时，曾逢傅抱石来校演讲，时间很短。傅抱石“时代变了，笔墨就不得不变”的观点，让何怀硕茅塞顿开，无比钦佩。他说，无论是谁，凡是在艺术上有自己的创造与发展就值得尊敬，他认为傅抱石具有原创精神、时代特色，是他心目中的第一流画家。那些陈陈相因的，哪怕是自己的老师他也不讳其短，对曾经教过他的师辈如黄君璧、王壮为诸先生，他都大胆提出客观中肯的批评。

　　何怀硕认为第一流的画家有“三大指标”：第一是艺术成就的高度；第二是具有开创性；第三是影响力。具体而言，一个艺术家的成就可从时代精神、民族文化的特色和个人的创造性三方面着眼。而衡量他的总成就时，则必须将他置于他所处的时代中来考量，也即是历史中来考量。在历史上，有些艺术家有相当的贡献，他们延引、鼓吹、推广某种派别或风格，造成一时的声势，嘉惠了许多追随者，但是若缺乏原创性，便只是造桥，不是开路，所以与具有大开创性的画家比较，自然大为逊色。

　　他论张大千，是“今之古人”“古书画集锦式的匠家”，没有开创新路的抱负。其个人长期脱离民族的苦难，做一个享受锦衣玉食的高蹈逸士，没有鲜活独特的人格，其艺术便不能为时代与人生作见证。至于张氏晚年的泼彩，一方面是对西方新潮粗浅的移用，另一方面还摆脱不了传统山水的残局，并没有经营新形式的企图与能耐。

　　1961年，正在湖北艺术学院读书的何伟文获准到香港探亲。后来，他申请到台湾读书，进入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将名字改为“何怀硕”。当时的台湾画坛显得传统、保守，相比大陆的林风眠、傅抱石、李可染等画家的开拓与创造，以黄君璧、溥心畬为代表的临仿传统画风显得萎靡守旧、缺乏生气。受过大陆画家创新精神影响的他，凭一幅台师大毕业时创作的《白屋》一举成名，备受瞩目，给台湾画坛带来新鲜空气。1969年，他在台北举办首次个展，其不同时风的画作大受好评。随后，他频频参与重要画展、举办个展，在台湾画坛逐步建立起其地位。

　　1974年，何怀硕继续求学旅居美国，1979年后在台湾多所大学任职。他考察西方艺术的起源与发展，对中、西方文化有深入的思考，四十年来发表大量文章，与传统守旧派与崇美西化派展开论战。强烈的民族文化意识，成为他对待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之间关系的底色，对西方文化中心论提出强烈的批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何怀硕先生从杭州回台北后，很快收到他寄来的《大师的心灵》《苦涩的美感》《创造的狂狷》《孤独的滋味》《给未来的艺术家》五部著作和为我题写斋名的墨迹。他在给王犁写的信中说：

　　我这次最大的收获是看到许多不同形式、各有精彩的人生，也看到中国社会今昔悬殊的差异，有令人欣慰处，也有令人忧心处。你较年轻，对于今昔差异缺少亲身体验（“知道”与“体验”很不同），我们都希望人间社会呈现理性、合理、正义与均衡。我最担忧的是文化偏向时势所引导的潮流去发展，缺乏深刻的反省。反省的精神与声音都消失的时代，是知识人失去承担、懦弱的表现……

　　四

　　我曾两次造访何怀硕先生的书房。

　　2017年11月，我随浙江文化代表团去台北，这是我第二次台湾之行。之前的2009年，我到台北接收杭州籍著名画家傅狷夫作品捐赠。傅狷夫生前曾为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做过何怀硕的老师。到台北的第二天，我做客傅狷夫次子傅冬生和夫人姚安琴的人和园餐厅。人和园的云南菜在台北小有名气，何怀硕先生时有光顾，便约他一聚，觥筹交错，不觉陶然。

　　餐后，去何怀硕先生家。早闻先生藏书丰富，书房壮观。一进门，我虽有心理準备，还是被他顶天立地的书房所震惊。只见各种形制的书架摆放错落迂回，空间利用到极致。房层特别高，有一批书放在高高的上面，原来此处有两层，从下往上有一个小暗门，蹬步而上，别有一番洞天，何怀硕先生很得意他这个设计的巧思。他打开一个小房间，让我看里面放满的各式各样工具，说家里几乎所有的布置都是他自己动手设计并施工。从生活区到工作间的过道入口上方，挂着一件康有为旅日避居时期写的“避岛”两字字幅。相对两个墙面挂有两副对联，一是台静农写的对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一是何先生自己隶书联：“读书随处净土，闭户即是深山。”两副对联十分契合何先生的生活状态与精神追求。

　　何怀硕先生博览群书，他对读书的认识近乎感恩。他曾说：“我爱读万卷书，读书救了我。”身为画家的他，投入作画的时间远没有花在读书上的时间多。大量的阅读使他的文章“既不因袭旧说，亦不阿俗媚世，卓然成一家言”（梁实秋语）。他把以读书而获得的思辨能力塑造为他独立的世界观、价值观，培养了他远大的抱负。他最强烈的愿望“并不是专门做一个画家或作家，而是做一个遨游于四方上下，往古来今（这在中国称为‘宇宙）的能歌能哭的人”，希望自己成为“终身追求智慧的人”。

　　2019年，我又有一次台北之行，台湾友人董先生陪我再次做客何怀硕先生的家。去何府之前，我先见了台湾一位声名赫赫的岭南派大画家。董先生提醒我，见了何怀硕先生，千万不可提见过这位大画家，何先生爱憎分明，对“三观”不同的人必白眼相向，哪怕对方地位再高、名气再大，一概嗤之以鼻，直接批评。

　　又一次聆听何怀硕先生介绍自己亲手打造的书的世界。其中有一排是一整架的电影碟片，他很得意地说这里汇聚世界最优秀的影片。我与何先生已然老友，在他面前口无遮拦：“何老师OUT了，现在哪有存碟片的，都用手机搜了，白白浪费了一堵书架。”何先生吃惊，不信。他从架上抽出一碟，是印度的，让我在手机中搜，果然搜得，瞬间他露出一丝失落之色。

　　何怀硕的书房取名“涩盦”，有其深意。涩，即不滑润，艰涩、苦涩、生涩、枯涩……深沉而凝重，正如汉宝德评价他“兼有古代知识分子的怀抱与现代革命家的历史使命感”之写照。“他对传统自认有承继的任务，革除传统的积弊，另创中国艺术的新机，是他不能舍弃的责任。凡是传统不良的积习，如裹小脚，不论有多少特色都应该抛弃。”

　　从下午二时到晚上六时，何怀硕先生一直滔滔不绝，谈艺术、生活……我们只顾倾听，容不得插话。他总夸我字写得好，我“小猫钓鱼”送他一件字，也借机向他求字。他问写什么好？我答：“要书房对，要小，五言，隶书。”何先生幽默回我：“我晓得你意思，字不可多写，不要行书，隶书凑合。”他十分推崇清代隶书，固执地认为清代书法超越了前代。何怀硕先生在招待晚餐中依旧谈兴甚浓。

　　五

　　何怀硕作为一名画家，数十年来创作的作品数量并不多，但并不妨碍他作为一个画家的影响与声誉。记得一位老画家对我说，一个画家如能在美术史上留下几件作品，哪怕只有一件，也就很了不起了。何先生对每一件作品的创作都反复构思，借绘画倾注他对这个时代的思考，如同他的文章一样，是承载他“兼济天下”担当与勇气的另一种方式。

　　2019年，何懷硕先生应北京画院美术馆邀请举办“寄情造境——何怀硕作品展”。与何先生相识多年，却从未看过他的作品，因而我特赴北京观看他的画展。不光是我，熟悉他的人或也与我一样，读过他的书，听过他的言论，却不知他的画是什么样子，这次画展是他在大陆的首次画展。

　　展览汇集了何怀硕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创作的书画作品六十余件，“平生寄怀”“心象风景”“平淡真味”三个板块的作品展示了他超越现实之“心象造境”，呈现出一种郁勃、深沉、幽邈的境界。他曾在《苦涩的美感》书中谈道：“我所生存的时代使我偏向于艺术只能是悲剧感的表现，所以它只能有苦涩的美感；凡离开了此苦涩美感，任何悦人的甜性的美感，那些被称为生动、娇艳、秀丽的，与自然在流动中所偶有的悦目赏心之美，那非人文的，那称为自然美的，都难以冠上‘艺术的名号……逃避现代的急流之冲击与现实的苦难，不免近于编造谎言。”因而，在他的笔下，寒林、枯木、冷月、长河、荒原，是常见的题材，总是笼罩着“一种阴暗的浓郁气氛”“弥漫着一种孤冷和荒寒之感”（叶公超语）。

　　何怀硕笔下的月亮苍凉，流淌对故乡的忧思与怀恋；寒林表达对岁月痛苦的挣扎；长河则是其拟人化造境的标志，将蜿蜒流淌的河流幻化为舒展的女人玉体，暗含着对生命与自然的礼赞；枯树是最具个人符号化象征的母题，其笔下枯木成林，枝干相连，虬蟠弯曲，互相纠缠，强烈表达对腐朽、僵化的抗争和对新世界的渴望与向往。何怀硕对自己的绘画有过坦言：“我的绘画是一连串个人内心幻影的视觉构筑。我用广义的写实手法表现最曲折幽昧、抽象隐晦、难以诉说的心理活动。”“以梦幻来提示、探测生命存在的真实，以及世界的真相。”

　　在展览前言中，何怀硕先生说：“近百年艺术的异化使我失望。因为我不把艺术当禄食之‘职业，而是生命之所寄。不得已，遂自踽踽独行。人生况味与意匠境界，正是各适所适也。”在我看来，若仅以画技作为最终标准，显然是低估了何先生以绘画作为思考方式的价值评判。

　　何怀硕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从美国回国后，面对中国文化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日甚，三十年来撰写数百篇计的文章，与传统守旧派和崇美西化派论战，享誉华人圈。几十年过去了，随着现代西方文化影响的深入，人们似乎习惯抑或茫然地接受了这种东西交融的文化背景，年轻一代已渐渐对何怀硕感到陌生。但何先生依然初心不改，他的绘画表达着他的艺术思想。他的画虽纯用中国水墨画的技法，但却有西方绘画的恢宏气势，蕴含他对待这个时代变化忧患警醒的内心世界；而题材更是体现着他对整个中国文化、社会抱持深刻关怀、观察与省思。在古与今、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时空交汇中不懈地寻求中国艺术的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