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28日下午，我第一次去拜访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馆长莫弗特（John P. C. Moffett）老师，并参观了研究所和图书馆，之后莫老师便让我自由浏览。我在翻阅李约瑟的文学藏书书架时，发现了角落里放着一些尚未编目的纸质材料。其中有个不起眼的褐黄色牛皮纸信封，信封上贴有李约瑟的助手王铃（Wang Ling）的名字，这引起了我的好奇。
打开，发现是一叠厚厚的英文文稿，用打字机打印在整齐的A4纸上。第一页纸标注Chapter I （第一章），文字开头第一句便是：“The Philosophy of Lao Chang was based upon money and the principle of ‘three.” 这句话看起来颇眼熟，我想了想，好像正是老舍在英国写的长篇处女作《老张的哲学》的著名开头：“老张的哲学是‘钱本位而三位一体的。”我迅速翻了翻，这个英文稿子共三百多页，结尾中英人名对照的索引（Index），从“Chang Cheng 张成”“Lao Chang 老张”“Chao Szu 赵四”再到“Li Ching李静”，还有“Li Ying 李应” 和“Wang Te王德”。再瞧瞧，全稿四十五章齐全，看来的确是《老张的哲学》英文翻译稿无疑了！
唯一让我感到迷惑的是，此译稿从头到尾没有署名，所以并不知道译者是谁。但当时我就感觉这已是一个极有趣的发现，于是立刻告诉了莫老师。因为在我印象里，《老张的哲学》似乎确然并无已出版的英文译本。我记得在王德威教授的《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Fictional Realis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Mao Dun， Lao She， Shen Congwen）和安妮·韦查德（Anne Witchard）《老舍在伦敦》（Lao She in London）这两本书中，当论及《老张的哲学》，引用原文时，都是作者自己翻译成英文，并无现成英文译本可引，这让我基本确定了这个译稿应该没有多少学者知道或者亲自读过。翻查资料，发现关于老舍著作英文翻译之情况，舒乙先生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曾有过总结：老舍先生的主要著作都已有英文译本，只有早期的长篇《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小坡的生日》以及《文博士》《火葬》没有英译本。这也进一步证实了我的判断。这份译稿重见天日，无疑是对老舍翻译研究资料的一个有意义的补充。
一、 译稿字迹分析
此翻译稿无署名，因此不能确定译者是谁，文本也都是打字稿。但仔细看这份译稿，有一些细节值得注意，或可帮助我们推测译稿背后的故事，找到一些可能暗示作者身份的蛛丝马迹。首先，这份稿子上我们发现了三种不同的手写修改字迹，有可能是三位不同的批注者留下的：
一、批注者甲使用铅笔，但在译稿上留下的基本是一些符号，而不是修改和批注意见。推断：（1）这有可能是译者本人字迹。因为每一章中的尾注，都以（*）星号逐条表示，但星号并不能用打字机打出，全稿的每一个尾注星号都是用铅笔加在纸上的，这个工作非译者本人不能做。在八十六页之前批注者甲使用的是粗铅笔，八十六页及之后是细铅笔痕迹。（2）脚注是批注者甲（译者）所写。我认为译者很可能是一位中国人而非英文母语者，因为在文字中常常流露出中国特色的语法和思维。我在此仅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译稿第八十页的脚注，批注者在介绍袁世凯的时候，是这样说的：“Yuan Shih Kai was the first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Republic. Later he wanted to be an emperor. One of the revolutionary leaders rose against him. Then many others joined him. When he found that his scheme failed， Yuan Shih Kai died in despair. –Tr.”简要翻译成中文即是：“袁世凯是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之后他想成为皇帝。一位民国革命领袖起而反抗他。接下来很多人都加入了他（的抗争）。当他发现他的阴谋失败之后，袁世凯在绝望中死去。 — 译者注。”这个脚注的表达一连用了四个代词”他“（he/him）。虽然熟悉民国历史的读者知道，第三个“他”应该指的是前面的“民国革命领袖”蔡锷，而不是袁世凯，在中文中这样的代词指代法可能语义还是基本清晰的，但英文读来却会出现很大混淆：很多人加入了“他”，这个“他”是指袁世凯呢？ 还是指蔡锷？ 这种代词指代不清以及文中其他地方出现的语法问题，让我觉得作者是非英语母语且来自中国背景的可能性比较大。
二、批注者乙字体娟秀，字迹是淡蓝色细钢笔。字体写得相当细小（单个字母最多一毫米见方），风格精致。批注者乙的字迹跟批注者甲不同，两者应该不是同一人。批注者乙仔细地修改和更正了译稿多处的问题，一些是笔误或语法问题，一些是错译或者漏译，仅举几例如下：
（1） Lost his money改为memory（原文：记性） 。
（2） Five （添加数字） hundred years。
（3） Nominal school改为 Normal school （原文：师范）。
（4） Colt改为Little horse （原文：小马）。
从这些修正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批注者乙未必百分百是中国人，但其对中文和中国文化的掌握是较为充分的。而且，批注者乙对《老张的哲学》中文原文也是非常熟悉的，不然无法做出上述校对改正。
三、批注者丙（未必真的存在，可能与批注者甲是同一人）。批注者丙使用一支深色墨水钢笔。全篇译稿的Wade-Giles romanization拼写的抑扬符号（如ê音上的^）和重音符号是用這种笔迹加上的，因为打字机无法打出这些符号，所以只好一个个用笔加上。
接下来，自然想到拿这些已有的字迹和一些明显的可能译者人选的字迹比较。比如，会不会是老舍本人的翻译？老舍当然有亲自参与翻译自己作品的先例（如《四世同堂（The Yellow Storm）》和《鼓书艺人（The Drum Singers）》，但翻译稿上的英文字迹并不像老舍本人的笔迹。那这会不会是李约瑟或者王铃的笔迹呢？我问莫老师，莫老师摇摇头，说：“这完全不像李约瑟的笔迹， 也不像王铃的。”
所以这位译者到底是谁呢？查找资料后，我怀疑这个译本并非在历史上完全没有痕迹，李越在《老舍作品英译研究》中，已经指出过老舍在1947年《离婚》改定本初版前言中提到的细节，也就是老舍在美国访学的时候曾见过一部《老张的哲学》的英文翻译稿：
到美国之后，出版英译《骆驼祥子》的书店主人，问我还有什么著作，值得翻译。 我笑而不答。 年近五十，我还没有学会为自己大吹大擂。后来，他得到一部《老张的哲学》的译稿，征取我的意见。我摇了头，译稿退回。后来，有人向书店推荐《离婚》，而且《骆驼祥子》的译者愿意“老将出马”。我点了头。现在，他正在华盛顿做这个工作，几时能译完，出书和出书后有无销路，我都不知道。 老舍，一九四七年五月 纽约。
这一段话虽有语焉不详之处，但整体还是透露了很多信息：第一，这里所说的《骆驼祥子》应该是伊文·金（Evan King）所翻译的Rickshaw Boy；第二，这个出版英译的书店主人，应该是指纽约出版社Reynal & Hitchcock的负责人，而不是某个实体书店老板;第三，在这个时候，老舍和伊文·金的关系还未完全破裂，老舍也还是同意伊文·金继续翻译《离婚》的（同一年稍后才发现伊文·金依然在翻译过程中随意改写剧情，两人才彻底决裂）。关键问题其实就在于两点：第一，老舍为什么没有同意出版他看到的这部《老张的哲学》英文翻译稿？第二，还是那个问题，这个英文翻译稿究竟是何人所译？
二、《老张的哲学》艺术价值再评价
老舍不同意《老张的哲学》英译版出版的理由可能有很多，但最大的原因可能是他对自己作品由中文翻译成英文的谨慎态度。老舍很可能觉得他二十七岁时发表的长篇处女作还不够成熟，在1947年的那个时刻，尚不是出版《老张的哲学》英译本的合适时机。特别是，在《骆驼祥子》英文版发售如此成功的情况下，我估计，老舍的下一部英译作品，应该是想选择一部他内心认为有着对等质量（甚至更好）的作品的。所以，自然而然，他会放弃《老张的哲学》而去运作《离婚》和《四世同堂》这样“更值得出版”的翻译项目，哪怕手上已经有一部完整的《老张的哲学》译稿了。因为他已经说过，《离婚》这部小说“文字与结构都比以前所写过的略有进步”，这已是他很高的自我评价了。从这个角度，我们似乎可以理解老舍为何有这样的英文翻译和出版的策略。但话说回来，作为老舍的小说处女作，《老张的哲学》虽有各种不完美（特别是结尾仓促，像写了一半就停掉了， 所以结局第四十五章像后半部小说的大纲，而不是一个十分自然的收束），但出版社和读者对这部连载小说的热情反馈极大地鼓励了他的创作，老舍的文学梦由此成功落地，从此一发不可收，走上了他伟大的小说家之路。《老张的哲学》的重要价值，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保存了老舍对民国时期的民俗文化的观察。按小说末尾所说，此书写作的相关时期是“大概中华民国八九年到十一二年间”，也就是1919—1923 年间从一个北京学堂展开的故事。叙事时间不过比小说本身写作和发表时间早个三四年而已。所以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说，老舍写的是当代之文学，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同时，对现在的读者来说，小说还保留了一些民国当时特有的俗语，如 “下雨是墨盒子，刮风是香炉”。据老舍说这是外国人的说法（英文译稿翻译为“When it rains，it resembles an ink-pot；when it storms， it resembles a censer”），但这个俗语目前早已不用，却因这部小说而得以留存。
第二，老舍后来作品系列中的典型人物与典型形象，在《老张的哲学》中已经初见端倪。老张这种钱本位而混合各种“三位一体”市侩理念左右逢源的人物原型（archetype），在老舍后来的故事里反复出现。比如，前几年改编成电影的《不成问题的问题》中的丁务源即可看作这种原型人物之一。而在读到赵四这样的人物的时候，我们又不禁想起祥子，他那阿Q一般又颓丧但又有点可爱的自欺欺人，再想想赵四和赵四爷名字的巧合，很难不让人觉得老舍借鉴了鲁迅的《阿Q正传》但又加入了自己的艺术感觉。进一步说，研究《老张的哲学》，我们可以从中挖掘老舍小说天才的灵感起源，即广泛的阅读和个人生活经验基础。比如，常被提起的是老舍自己承认的受到狄更斯作品特别是《匹克威克外传》的影响，老舍也谈过《儒林外史》的启发。但显然《老张的哲学》所受的影响不仅仅来自狄更斯和吴敬梓，还有其他很多作家作品。我们看《老张的哲学》中王德和李静人心隔肚皮的愛情悲剧，实在有点像《红楼梦》，而老张钻营娶妾之事，就有些明清以来的讽刺小说的味道，特别是有老舍参与翻译过的《金瓶梅》的影子。老张的主要职业是一个教书先生，而教学职员是老舍长久以来的职业，他也真做过一阵“北郊劝学员”（大概就与南飞生那个角色的职位差不多），教学行业应该是老舍比较丰富的人生经验的来源了。
第三，老舍的叙事和美学风格在《老张的哲学》里初步成形。作为新手，老舍虽然对一些细节描写尚用力过猛，“年轻人的炫技”往往特别明显，且有时叙事的技巧又稍嫌断裂和生硬（比如第七章到第八章的转场），但市侩龌龊的老张和大好的新青年王德、李应和李静这两股势力，是故事的两条主线，两条线交替描写穿插斗争，最终在第三十五章故事线合流，这种叙事技法已经非常成熟，这是从宏观的叙事层面而言。至于从微观角度，则可见老舍妙语连珠的本事，在这第一部不那么成熟的长篇小说里就已崭露头角。不论是一些信笔写来的风景（如第九章写德胜桥风景）还是场景描写（如第十章开场饭馆的热闹）都非常生动，是厉害的手笔。
读者当然会讶异于从《老张的哲学》这样的长篇处女作开始，老舍的表达就已每每出人意表。比如他写老张如莫里哀“悭吝人”去在乎他小得不能再小的“财产”——一只小鸡的命，但老婆同时昏死“像灯草般的倒下去”却完全不理会。所谓的“钱本位而三位一体”“生命好似量时间的机器”“家庭间要是没有真爱情，可以用魔术替代之”，这些奇言妙语后或隐或现的是老舍极力刻画的市侩世界观——他的“老张的哲学”。这里我想起胡金铨注意到罗常培看过《老张的哲学》之后书呆子般较真地批评其“思想没有哲学基础”。老舍于是不服气地反问道：“狄更斯又有什么哲学基础来着？” 诚然，这些好笑又有悲哀底色的中国式妙悟，自然不是作为语言学家的罗常培所认真期待的那种哲学（philosophy），充其量是一种市侩的“智慧”（wit）。而这朴素“智慧”背后的世界观和逻辑，明显又反过来影响了小说本身的风格（style）和体裁（genre）。我基本确信老舍在《老张的哲学》里两对情侣两个老头的设置，是受了西方喜剧甚至尤其可能是受了上文已经提到的莫里哀的即兴喜剧类型作品的影响。然而跟即兴喜剧中情侣们多以冰释误会、促成大团圆的欢喜结尾不同，《老张的哲学》的结局却是这种类型故事的反面，情侣们要么伤心至死，要么四散奔逃。我甚至觉得老舍在小说的最后部分（也就是上面提到的三十五章及之后）就开始在悲喜剧之间挣扎。他没法为他创造出的这些人物的命运做一个稳妥的决定，所以只好写一个大纲式的悲剧结尾，然后还自说自话地解释为何如此。 在《老张的哲学》这样的结尾里，混乱的世间少了一两个人，自然和社会却照样没有什么变化，世界照常运转。这种环境的停滞感（stagnancy）突出而无力。但另一方面，在这个宏大而停滞的环境中，又鸟语花香、生生不息，一切都在停滞中流动。老舍很敏锐地捕捉了这种悲欣交集的中国式矛盾困境。老舍如此处理《老张的哲学》的结局虽不成熟，却无意中突破了常规的对爱情喜剧的读者期待，这是他的中国式“哲学”使然，一种对社会的无奈顿悟，也是贯穿了老舍的文学生涯的一种创作哲学。我们可以从这种以乐语写悲剧的文学中，看到老舍对中国社会和人生的怜悯态度。
综上，诚然不悔少作很难，名家如老舍也不例外，我们还是可以说，被放弃翻译成英文出版的《老张的哲学》纵有种种不成熟，依然是值得读的。老舍小说艺术的闪光在《老张的哲学》初步体现，通过阅读它，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老舍独特风格的起源和发展。
三、谁是不具名《老张的哲学》英文译稿最可能的作者？
写到这里，我们回到关于译者的问题：老舍在《离婚》序言里所提及的他拒绝的译稿和我们发现的李约瑟中心所藏的这份译稿，是不是同一版本的不同副本呢？我觉得是有这个可能的。这叠手稿统一用的是一种半透明的打印纸，在透过灯光之后可以看到“海军亚麻 美国制造（Navy Linen Made in U.S.A）”的字样，这说明译者使用的这批纸是在美国制造的混有亚麻纤维的纸张。虽然译者是否在美国海军内部工作还是跟美国海军有外部联系，不得而知，但这样看来译者或许跟美国有很大关系。这一定程度上间接证明，李约瑟中心这部译稿跟老舍提到的那部译稿是同一版本的不同副本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但在能追踪这种美国海军纸张的特定使用范围之前，我们并不能确定译者翻译书稿时就一定在美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与美国合作的国家中，比如英国和民国时期的中国，都有可能存在潜在译者。译者是谁，成了一个像黑洞一样吸引人的谜题。通过考察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老舍小说的译者和与李约瑟有过可能接触的人物，我认为以下几位译者有不同程度的可能性。虽然我的理由有时有点异想天开，但我们不妨初步做一些推测。
首先说英国方面：
一、李约瑟的助手王铃。 这并非完全不可能：第一，这个信封上就贴着王玲的名字；第二，1943年，李约瑟到四川李庄史语所参观时，傅斯年向李约瑟介绍了王铃，后来，王铃得到奖学金来到英国剑桥，这些都早于老舍看到译稿的时间；第三，虽然我们目前所见译稿上的字迹与王铃的不同，但上文已经分析过，译者的笔迹只是一些符号的添加，稿件上的笔迹可能不是译者的，而是另有其人在帮忙校对修改的笔迹；第四，虽然我们很难揣测王铃翻译《老张的哲学》的动机，但如果此译稿真是出自他手，不能排除也许是出于工作之余练习英语翻译的目的，或者是交给李约瑟审阅的中翻英样本（writing sample）？王铃在做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项目助手时做过很多中文文献翻译成英文的工作，这些猜想未必完全没有可能性。
二、语言学家袁家骅。袁翻译过老舍的短篇小说《“火”车》。1941年在昆明与老舍见过面。会不会1940年代李约瑟造访中国时候，袁通过王铃将手稿带给了李约瑟，寻求在英国的出版机会？这个推测目前缺乏证据，暂显牵强。
三、翻译家熊式一及其子熊德倪。熊式一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剑桥大学任教，在四十年代末翻译《牛天赐传》，1951年出版。李越考证了这个版本的《牛天赐传》实为其子熊德倪所譯。有趣的是，老舍曾经也对《牛天赐传》的翻译持否定意见，认为不如翻译《四世同堂》，但熊式一坚持翻译《牛天赐传》，老舍只得同意。是否熊式一与李约瑟有交往，将他（或其子熊德倪）的《老张的哲学》翻译稿通过王玲转交给了李约瑟收藏？不过，在和老舍的交往之中，熊式一似乎比较强势，如果老舍不同意，未必熊式一会乐意把已经翻译完成的英文全本《老张的哲学》再封藏起来。
而美国方面的译者，我觉得有以下三个可能性：
一、华裔女作家郭镜秋（Helen Kuo）。 她是老舍在发现伊文·金胡乱翻译《离婚》之后请来帮忙重新翻译的译者，后来又和老舍合作了《鼓书艺人》的翻译。当然，我们也可以同时断定，这个翻译稿肯定不是喜欢篡改故事的伊文·金的成果。舒悦老师编译的《老舍英文书信集》记录了老舍跟书商和代理人讨论和郭镜秋签订合同的来往书信的情况，但老舍信中并未提到为何选择了郭镜秋。我认为存在老舍先看了郭镜秋的翻译样本（或许就是《老张的哲学》），然后再聘用她的可能性，那么此种情况下，王铃手里的译稿可能就是郭译稿的副本了。
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王际真。王际真在1944年出版的《现代中国小说选》（Contemporary Chinese Stories）中翻译过五篇老舍的短篇小说，所以他也有可能在后来翻译了《老张的哲学》。我想有一种可能性是，《老张的哲学》其实是王际真或者某位译者系统性翻译老舍长篇作品的第一步，但没想到一开始就被老舍否定了，于是就此作罢。但如果译者是王际真的话，我们無法解释为什么这个英文稿没有藏于哥伦比亚大学，而是出现在剑桥。
三、林语堂。1946年的确有一篇林语堂翻译的老舍短篇小说《有声电影》出版，但我不觉得名人如林语堂花了如此大力气翻译了《老张的哲学》却会被时间湮没默默无闻。所以此译稿有林语堂翻译的可能，但可能性很小。
综上，对于这个不具名的译者，我认为王玲或郭镜秋的可能性最大。甚至根据“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的原则，在没有证据证明此译稿外来的情况下，不妨就暂认为是王铃所翻译。当然以上推断，像是在写不甚高明的侦探小说大纲，猜测和臆断的部分居多。如有读者有更明确的线索和实在的证据指向某一个确定的译者，请不吝赐教。
四、结语
大概每个访寻资料的故事，开头都大抵相似：心里当然一定是怀揣着能挖出一些先前并不知道的宝贝的期望的。而乐趣和无限可能性就在开始翻查资料的那一刻正式开启，不知道手上的运气和心底的眼界能将自己领向何方。虽然大多数时候并不能找到十分特别的东西，期待往往落空，可一旦找到好东西，就像沉默了许久的渔者钓到了大鱼一样开心。
实际上老舍研究，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显学，在我看来已经非常丰富圆满，基本已经没有多少空间可以发现和开拓了。这部《老张的哲学》英文翻译稿的重新发现是一个小惊喜，给我一个缝隙得以介入这块早已被学界深耕的著名领域。莫老师也笑道：“Ha！That Brown Envelope！”（那个褐黄信封！）能偶然发现这躺在时间遗忘角落的褐黄信封，多少我还是感到一些幸运的。
（本文的完成首先要感谢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馆长莫弗特（John P. C. Moffett） 老师的热情和大力支持，没有他提供参观机会和对图书馆的热情介绍，这次的发现是不可能的。感谢高诺佳（Noga Ganany）博士的引荐，感谢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主任何妍老师和老舍孙女舒悦老师的支持和鼓励，另外，我还要感谢彭欣博士提出的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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