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文新作《家山》（人民文学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甫一面世即引发各界广泛关注。这部被誉为“生生不息的民族史诗”的长篇巨著，聚焦一个名叫“沙湾”的南方村落，以该地陈氏家族五代人从大革命时期到解放战争胜利以来的生活经历为主线，将旧时代惊涛骇浪、风起云涌的民族抗争史，特别是乡土中国在社会文化领域的现代化演进，悄无声息地融入一村一隅、一人一事的现实悲欢和命运离合之中。
一部《家山》，数百位父老乡亲，数十个典型形象，十余件沙湾大事，印拓出半个世纪的历史车辙。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沧桑变革，不仅表现为社会性质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向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现代化转变，在社会文化领域更体现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对外来新知的兼容并蓄，以及对革命思想的培育弘扬——透过《家山》诗意的书写与飽含深情的回望，我们恰好可以还原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尤其是其中以陈修福（佑德公）、陈扬卿、陈齐峰为主要代表的沙湾各路人物，透过他们的思想行为、命运走向以及相互关系，我们仿佛看见乡土中国在传统文化、外来新知、革命思想的三重“洗礼”下，社会文化既有传承、又有流变，不断由近代走向现代的过程。
小说开篇便是一场“械斗血案”，牵涉其中的既有沙湾内部的陈家与朱家，也有分别代表沙湾和舒家坪的陈家与舒家，看似平平无奇的愚民相争，实际反映了乡土中国长期以来以血缘宗族为手段争夺有限生产资源的问题。
中国社会的乡土性，在于人口与土地之间的深厚羁绊——土地等有限的自然资源将人们聚集起来，而依附在土地上的乡民们彼此之间既有“团结”也有“斗争”——费孝通将中国乡土社会的这一结构称为“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以血缘、地缘、业缘为基础的中国乡土社会，血缘关系无疑是最重要的关系，以血缘为基础延伸出的地缘、业缘关系则像是从血缘这一核心往外荡漾开的一圈圈水纹——离核心越远，关联性就越弱。
作为相邻的两个村，沙湾与舒家坪积怨已久，小说开篇看似荒唐的“争闲气引命案”，在众人紧紧盯住“陈舒新仇”或“陈朱旧恨”时，作者借佑德公之眼，清醒地洞见了问题的根源：从明朝以来，沙湾和舒家坪为争青龙坝的水，纷争不断，动辄刀刃相向。在两村、两姓的争斗中，青龙坝的水是“根子”，资源的稀缺性也让沙湾和舒家坪绵延数百年的争斗更像是一场难解的“死局”——资源困局不解，两村争斗难休。土地、水源等稀缺性生产资源，既为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关键动力，同时又触发了其中的结构性矛盾，以血缘为基础形成的乡间宗族，则成为资源争夺战中最常见的对抗方式和最有力的组织形式，这也使得乡土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更显复杂艰巨。
《家山》原定名《家谱》，原型是王跃文湖南怀化溆浦老家王氏族谱中记载的故事。“沙湾陈家自祖公老儿起，分作五房……敬远公手上第三回修家谱，派字往上数五代，往下排到三十二代。叫作：福贵昌隆，家声远扬；修齐有本，锡庆延长；怀祖崇善，世代辉煌；威振华汉，烜耀东方。”小说中的陈氏“派字”无疑是一种家族传承的展示，特别是昭示在“派字”中世代相传的家风家训——既有先祖们穿越时空的热望与期盼，又有中华民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永恒追求——这是沙湾陈家人坚守的“老规款”，又何尝不是世代中国人传承的“文化根”？
自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中国大地出现了一群新型知识分子，他们或在新式学堂接受了新思想，或留学归来，亲眼见证了现代科学技术、亲身接触了先进思想主张；同时，中国社会的积贫积弱、广大民众的愚昧无知，更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精神和时代使命——沙湾的革命女性陈贞一和水利专家陈扬卿便是其中的代表。
“我们不能等到天下太平才做事，而要为着天下太平去做事。”同样留日归来、学过经济的县长李明达专程上门，一席肺腑之言令陈扬卿重新审视沙湾、重燃奋斗热情，从此也开启了实干兴乡的坎坷征途。“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陈扬卿打背包、着草鞋、提长剑，不辞辛劳跑遍全县，克服万难在竹园修建红花溪水库。他充分利用自己水利高才生的优势特长，“把设计师、造价师、施工经理、质量监理都做了”。红花溪水库“既是饮水工程，也是泄洪工程”，为竹园乃至周边多个村庄破解了灌溉难的发展困局。
“沙湾挨近县城，算是稍为开化的地方，却仍是愚昧。”陈扬卿深感国民教育任重道远，李明达离任前与他交心，“沙湾还没有国民小学，你若有心，要动员乡亲办起来”。陈扬卿“久有此意”，于是又义不容辞承担了办新学、建村小的重任。“沙湾陈氏国民初级小学校”的立校碑序写明：“国难严峻有加无已，救亡图存之唯一方法惟有灌入儿童脑筋，俾适于现代新国民之修养，则义务教育之加强则为……应尽之责。”国民小学比照“新国民”的标准，教授国文、算数、音乐、体育等科目，还通过童子军教育，培养学生的爱国报国热情和团结协作精神，陈扬卿更是计划“高年级还要学英语、学日语”，因为沙湾子孙不仅要“走出去报效国家”，还要“走向世界”。
五四运动后，随着全国无产阶级队伍的不断壮大，各地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与此同时，各地农民也通过抗捐、抗粮、抗税等形式，自发开展斗争。但这个时期的农民运动，组织形式比较落后，领导力量又相对薄弱，因此大多以失败告终。随着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遭血腥镇压，全国工人运动随之转入低潮。毛泽东等人意识到，工人运动必须与农民运动相结合，于是农民夜校、秘密农协、农民运动讲习所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湖南更是成为全国农运中心。正是在此期间，沙湾进步青年陈齐峰，带着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到的本领，回到湖南领导农民运动——随着他的登场，红色基因和革命思想开始浸润沙湾地区……
中国人的家山，便是中华文化的来处和归途——从“传统文化”到“外来新知”再到“革命思想”，海纳百川，万流归宗——我们的社会文化也在乡土中国的砥砺前行中，完成了既有传承又有流变的现代化演进。“正像佑德公家娘井的水会流到长江和东海，沙湾村父老乡亲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酸甜苦辣都连着波谲云诡的时代和灾难深重中浴火重生的中国”。
家山乡土既是中华民族的风雨来路，也是文化自信穿越沧桑、历久弥新的根基所在。《家山》的故事看似只写一村五代数十人，实则关涉中华百年社会大变革、文化大发展，作者笔下的沙湾人更是曾在神州大地奋力挣扎、野性生长的中国乡土的真正主人——他们来过、拼过，从未被打败，也从未真正离开。我们始终相信，那些尊重生命、保持人格的温情，那些坚持正义、对抗邪恶的血性，那些打不断、分不开的血脉亲情，那些在“小人物”身上熠熠生辉的“大情怀”，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将来，依然能照耀中华历史文化长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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