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木生

　　思想者或者作家，哲学或者文学，有一个别样的衡量高下的尺度，那便是对于女性的态度。

　　鲁迅的女性观是鲁迅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鲁迅对一个一个女性的具体态度则最为生动地体现了他的女性观。贯穿鲁迅女性观始终的，只有两个字：解放。这是双重的解放，从专制奴役中的解放与从男权重轭下的解放。

　　一

　　获得解放最直接的途径当然是革命，对于挺身而出的女革命者，鲁迅总是怀着一种对于行先者的格外的尊敬、佩服、理解与爱戴。不是居高临下地施以光泽，而是心悦诚服地发现她们可以照亮黑暗的光泽，并满怀热爱地理解、体贴，甚至还有一些仰望与崇敬。

　　革命者秋瑾与鲁迅是绍兴同乡，他们早年先后参加了光复会，又都是辛亥革命的拥护者与参与者，这便有了血脉的相通。但是他们又有着重大的差异与分歧，一个是激烈的行动的革命者，一个是温情的将译介与创作作为工具的思想启蒙者。虽然秋瑾与鲁迅有过共同留学日本的经历，在1905年年末共同参加中国留学生抗议日本政府颁发《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的行动时却有过重大的分歧：秋瑾主张留日学生全部罢课、退学、回国；鲁迅则主张短期罢课，并反对退学回国。

　　但是这些差异与分歧丝毫不能减弱鲁迅对秋瑾的怀念与钦佩。1907年7月15日凌晨被就要灭亡的清政府斩首于绍兴轩亭口丁字街头，从那时起，秋瑾就一再地被鲁迅提起与纪念着，尤其在人们早已将烈士遗忘、复古复旧复辟的时候。十八年后的1925年12月29日，鲁迅写下论战长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第四章是《论不“打落水狗”是误人子弟的》，沉痛地说：“秋瑾女士，就是死于告密的，革命后暂时称为‘女侠，现在是不大听见有人提起了。”一句“现在是不大听见有人提起了”，是对于烈士落寞与寂寥的体察与惋惜。这种体察与惋惜一直在鲁迅的心上放着，再过了九年的1934年12月11日写下的《病后杂谈》，重新记起秋瑾临刑前的那句“秋雨秋风愁杀人”；紧接着又在《病后杂谈之余》中，痛切地说到人们的忘却：“轩亭口离绍兴中学并不远，就是秋瑾小姐就义之处，他们常走，然而忘却了。”

　　最能表达鲁迅对秋瑾心情的，还是写于1919年4月的小说《药》。尽管愚昧与黑暗笼罩着中国，秋瑾还是慷慨地抛洒了一腔热血，哪怕这一腔的热血只能换回冷的“人血馒头”。在鲁迅那里，一个夏瑜（秋瑾）代表了许多辛亥革命的牺牲者，而忘掉这些牺牲者则不仅是倒退，甚或竟是一种背叛。所以取名夏瑜，固然可以解释为“夏”“秋”相对，“瑜”“瑾”互映，或者“夏瑜”谐音“夏逾”，而有“秋近（瑾）”之义——但我还是觉得，在鲁迅的心上，夏瑜（秋瑾）便是一块华夏之美玉，无比珍贵。

　　刘和珍则是民国遇害的新女性。《记念刘和珍君》让我们永远地记住了她。这是一座爱与憎的丰碑，将中国最早觉醒又最富牺牲精神的新女性形象恒久地保鲜在中国的大地上，同时也将屠杀者的残暴与罪孽永久地铭刻在历史的账簿里。而那个牺牲在北洋军阀枪弹与刀棍之下的只有二十二岁的刘和珍，一个“始终微笑的和蔼的”、温和而美润的女子，也便因为鲁迅的爱惜与崇敬而永存在这个国度里。这是熔岩般的文字，与痛惜国人忘却秋瑾一样，依然是“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正如多年后写下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不是为了忘却，竟是为了永留——就是要用文字阻断遗忘并为这个民族敲响警钟。

　　鲁迅用“勇毅”来表达对刘和珍、张静淑、杨德群这批新女性的赞颂：“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魂的伟大呵……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压抑数千年，最早醒来并试图反抗者却横遭杀戮，这不仅是女子的悲哀，更是旧中国的悲哀。那些日子，虽然有着许广平的亲近，却也不能稍稍减轻他的悲愤，不睡，不吃，在“老虎尾巴”与逃匿的日子里，抛开被逮被杀的危险，鲁迅不顾一切地与“刘和珍们”站在一起，连续写下七篇关于“三一八”惨案的血泪控诉。

　　“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写于1926年3月18日的《无花的蔷薇之二》的末了，鲁迅专门记下这样一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我们从此可以一再地看到这样“最黑暗的一天”与刘和珍温和的笑容。好在那时的魯迅并不孤单，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启超、许仕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都与鲁迅一起，各自发声发文写歌声讨与谴责；而《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京报》等报刊，也一起站在声讨与谴责的立场上刊登大量的图片与文字。

　　二

　　鲁迅逝世的消息，丁玲是在前往延安的途中得悉的。她悲痛之中立即给许广平发去一封唁函，这样表达她的内心：“无限的难过汹涌在我心头……我两次到上海，均万分想同他见一次，但为了环境的不许可，只能让我悬想他的病躯，和他扶病力作的不屈的精神！……这哀恸真是属于我们大众的，我们只有拼命努力来纪念着这世界上一颗殒〔陨〕落了的巨星，是中国最光荣的一颗巨星！”

　　唁函署名“耀高丘”，来自鲁迅的旧体诗《悼丁君》中“可怜无女耀高丘”一句。1933年5月14日，丁玲在上海虹口昆山花园路7号寓所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逮捕，6月便有丁玲被杀的传言散布开来。传言鲁迅是信的，“三一八”“四一二”以及柔石等五位青年作家的被害，革命者的血淡了又鲜。鲁迅的这首诗写于听到传言之后的6月28日，用一个“悼”字，与数月前写下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样沉痛。丁玲被捕，鲁迅与杨铨、蔡元培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同人一起奔走营救未果，才写下这首诗寄托一种疼惜、愤怒与反抗，还有隐隐的无奈。营救未果，营救者杨铨先已被国民党特务杀害，6月21日刚写下《悼杨铨》：“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1931年2月，鲁迅还写下悼念柔石的《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鲁迅一生四次写下悼亡诗，除这三次外，最早是写于1912年的《哀范君三章》，悼念范爱农，“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独沉清冽水，能否洗愁肠”，“大圜犹酩酊，微醉自沉沦”。四次悼亡，唯独《悼丁君》鲁迅主动寻找发表的园地，9月21日致曹聚仁信：“旧诗一首，不知可登《涛声》否？”9月30日果然刊登于《涛声》周刊。

　　写下这首诗的前后，鲁迅一直在密切地关注着丁玲的命运。《〈伪自由书〉后记》里有“五月十四日午后一时，还有了丁玲和潘梓年的失踪的事”。丁玲失踪后的第三天，鲁迅就找良友公司，劝其以最快的速度出版丁玲的长篇小说《母亲》，并查清丁玲母亲的详细地址，请良友将稿酬寄到丁母的手上。6月25日，鲁迅在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与增田涉的信中，分别谈到了丁玲的被捕与失踪，并表示“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6月26日致王志之信：“丁事的抗议，是不中用的，当局那里会分心于抗议。现在她的生死还不详……杨杏佛也是热心救丁的人之一，但竟遭了暗杀。”6月30日《我的种痘》：“……然而从人类历史上说，却已经是半世纪，柔石丁玲他们，就活不到这么久。”8月1日致科学新闻社信：“至于丁玲，毫无消息，据我看来，是已经被害的了，而有些刊物还造许多关于她的谣言，真是畜生之不如也。”不仅是割舍不下的牵挂，还有愤怒与谴责、保护与捍卫。

　　后来终于得到丁玲还活着的确切信息。对于丁玲还活着，鲁迅有过两次不同于以往的口吻：“丁君确健在，但此后大约未必再有文章，或再有先前那样的文章，因为这是健在的代价。”（1934年9月4日致王志之信）“蓬子转向；丁玲还活着，政府在养她。”（1934年11月12日致萧军、萧红信）这里，当然有态度的改变与不信任的成分，却绝对没有“变节”的判断，甚至还格外地有着不好言说的理解与宽容：活着，尤其一个稀有女作家生命的延续，虽说不必庆祝，却是应当理解的。1934年，鲁迅与茅盾应美国作家伊罗生之托编选中国左翼作家短篇小说集准备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时，编入丁玲的《水》和《莎菲女士的日记》。1935年杨霁云编辑出版鲁迅的《集外集》，鲁迅没有犹豫地收入《悼丁君》。1936年，鲁迅帮助编选的《活的中国》最后定稿时，又收入丁玲的两篇小说《水》和《消息》……这是肯定，也是信任。

　　历尽沧桑、嚼过漫长酸涩之后的丁玲，在1981年鲁迅一百周年诞辰之际，写下了一篇万字长文《鲁迅先生于我》，回忆她与鲁迅交往的所有时光与细节。包括早期在北京从报刊上搜集所有鲁迅的文章如饥似渴地阅读，“他成了唯一安慰我的人”；自己主编《北斗》杂志时得到鲁迅的支持并应约写下十五篇文章……都深情地一一缕述。“我想我还是鲁迅先生的忠实的学生。他对于我永远是指引我道路的人，我是站在他这一面的”——这是这篇长文的结尾，也是她人生的结论，更是温暖了丁玲一生的感念。

　　萧红与丁玲是不一样的人，她们的作品也有着迥异的质地，虽然她们都是鲁迅关爱的作家。

　　1938年初，萧红在山西临汾民族大学担任文艺指导员时，遇到从延安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来的丁玲。在因临汾形势紧张而一同撤到西安的时候，丁玲曾劝萧红一起去延安，但被萧红拒绝。

　　丁玲与鲁迅结识时已经成名，有《莎菲女士的日记》等，萧红却纯粹是在鲁迅的发现、推荐、培育之下走上文坛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具风格的作家的。当漂泊的萧红以其《生死场》震动中国文坛的时候，她注定要和丁玲走截然不同的文学与人生道路。

　　那时，鲁迅是放下自己或急或缓的事情，腾出专门的时间一字一行地用心打量这部作品，改正错字，并蘸着心血写下不朽的序言。“现在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日的夜里，我在灯下再看完了《生死场》”，鲁迅竟清楚地看到他与萧红与东北黑土地上的人们“奴隶的心”，但是“我们还决不是奴才”。推荐，碰壁，再推荐，再碰壁，干脆支持几个青年创立一个“奴隶社”自己出版。于是，这个对漂泊者萧红有着父亲一样爱护意绪的长者，用母爱一样的温情写下给予无名者萧红《生死场》的深刻而又中肯的评价：“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

　　鲁迅死时，萧红正在日本。她一度有些自我欺骗地就是不相信这个死讯，等到再也无法欺骗自己，她几乎不能支撑自己而病了，而且一病就是一个多月。发烧，烧到嘴破成“一块一块的”。病着，忘了自己，让鲁迅的死占了全部的心。她给上海的萧军去信，说“现在他已经离开我们五天了，不知现在睡到哪里去了？虽然在三个月前向他告别的时候，他是坐在藤椅上……”

　　1937年初从日本回到上海的萧红，第一件事便是到万国公墓拜见她的鲁迅。再也没有了那个含着烟嘴向她微笑的先生了，只有冰凉的半身的瓷像和在风中徘徊的落叶。那个她所熟悉的灰蓝色的花瓶却在，但也没有了曾经让她惊喜的万年青。鞠躬，深深地鞠躬，流泪，默默地流泪。总得离去，离去了再猛烈地转身，不顾一切地扑倒在鲁迅墓前，号啕恸哭，撕肝裂肺。哭罢痛难去，又为恩师写下送行的诗：“我哭着你，不是哭你，而是哭着正义……”

　　萧红是让鲁迅挂念的人。他深深地体味到了她的漂泊与苦难，还有孤独与寂寞。萧军频繁的外遇让她不能忍受才躲避去了日本。临行，是鲁迅邀了萧军等人为她送行，并说了关于船上验病的一番嘱咐。知道鲁迅病着工作又重，萧军萧红两个人约定一年内不给鲁迅写信免得他撑着病体回复。可是，这更加地让鲁迅担心，还有十四天就要离开人世的鲁迅，还在给茅盾的信中说着自己的担心：“萧红一去之后，并未给我一信，通知地址……”从东北逃亡到青岛，再从青岛漂泊到举目无亲的上海，两个一贫如洗的青年人，只带了两部书稿：《八月的乡村》与《生死场》，是鲁迅接纳了他们，借給他们钱，请他们吃饭，为他们介绍上海的茅盾、叶紫、聂绀弩、周颖等人，再不懈地为他们介绍发表作品的报刊，让他们终于有了立足之地。恩师一样的鲁迅，又是父亲一样的鲁迅。就是在这次与诸位结识的饭局上，被温暖着的萧红便将祖父留下的两只山核桃与常带在身边的一对小棒槌赠给海婴。

　　三

　　关于杨荫榆，或者专门提到杨荫榆，鲁迅的文字里就有《寡妇主义》《“碰壁”之后》《并非闲话》《我的“籍”与“系”》《答KS君》《咬文嚼字（三）》《记念刘和珍君》等。鲁迅与杨荫榆的冲突，发生在杨执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1924、1925年。最早是杨力主开除因南方水灾而迟到的学生以整顿学纪，后又反对学生们参加爱国运动并开除学生自治会刘和珍、许广平等人，继之封校并呼引警察与男士拖拽殴打学生；鲁迅等教师则坚决支持学生，发表驱杨声明，并与数位教师另租宗帽胡同赁屋授课不让学生失学等，可谓针锋相对。形诸文字的批评与攻击都是激烈而辛辣的——最早提出杨荫榆实行“寡妇主义教育”，“许多女子，都要在那冷酷险狠的陶冶之下，失其活泼的青春，无法复活了……个个心如古井，脸若严霜”（《寡妇主义》）；批评杨荫榆将校长与学生的关系搞成婆媳一样，并形容在杨治下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成了关锁学子的壁垒——“只有默默地阴森地四周的墙壁将人包围……碰壁，碰壁！我碰了杨家的壁了”（《“碰壁”之后》）；“丑态，我说，倒还没有什么丢人，丑态而蒙着公正的皮，这才催人呕吐”（《答KS君》）；“她（刘和珍）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就是她……”（《记念刘和珍君》）。

　　最终是学生胜利复课、杨荫榆被罢免。

　　我家有一本三十多年前购下的薄薄的小书：杨绛的《回忆两篇》，其中一篇《回忆我的姑母》便是回忆她的三姑母杨荫榆。书中“一九二四年，她做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从此打落下水，成了一条‘落水狗”，便是说的此事。杨绛先生真是会写，她说“我不大愿意回忆她，因为她不喜欢我，我也很不喜欢她”，说到“皮肤黑黝黝的”姑母婚姻的不幸，被夫家骂为“灭门妇”，甚至连姑母收养的一个孙女儿，也“一经她精心教育，孩子变成了一个懂事的小养媳妇儿”。但是杨绛还是曲曲折折地讲到这位姑母的几件事：一是1918年离开工作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赴美留学时，不少师生到火车站送行，大伙都“哭得抽抽噎噎”的；另一件是姑母1927年在苏州东吴大学任教时，曾经因为反对学校开除一个大四的学生而辞职；最为让人难忘的是，日本人占领苏州请姑母出任伪职，被她果断拒绝，自己创办了“二乐”中学教育和保护妇女而被日本兵枪杀于一座桥上。杨绛当然要说到对姑母的体谅，那是一颗“伤残的心灵”，“不知道人世间有同情，有原谅，只觉得人人都盯着责备她，人人都嫌弃她”。一个“盯”字，是否包含着对于鲁迅批评的不满？而且杨绛特别地总结道“如今她已作古人；提及她而骂她的人还不少，记得她而知道她的人已不多了”。此一时彼一时，离开北京后的鲁迅，也就不再“盯”着她了，甚或知道一点她的坚持与不易，并没有打“落水狗”。

　　衍太太是鲁迅的叔祖母，出现在《琐记》和《父亲的病》两篇文章中，当然算不得“正面人物”。她“嘁嘁喳喳”、拨弄是非、散布谣言，以及说谎，都现出着绍兴民间一种类型的人的形貌，也是鲁迅童年时代一个不能忘却的女性。

　　衍太太散播关于鲁迅的流言，对鲁迅有过大的伤害：“说我已经偷了家里的东西去变卖了，这实在使我觉得有如掉在冷水里。”其实是衍太太怂恿鲁迅去偷母亲的钱或者偷了母亲的首饰去换钱，被鲁迅拒绝。对此，鲁迅有一段话值得玩味：“倘是现在，只要有地方发表，我总要骂出流言家的狐狸尾巴来，但那时太年青，一遇流言，便连自己也仿佛觉得真是犯了罪，怕遇见人们的眼睛，怕受到母亲的爱抚。”他是将衍太太当作童年时代的流言家，与成人时代的流言家并列着。“好。那么，走罢！”（《琐记》），影响当然也是严重的，便离开家去了南京。

　　不同的是，衍太太并不是一味地不好，鲁迅也还宽容地甚至有些回想起她的另外的“品德”：比如衍太太对于儿童们的自由放任，鼓励孩子们冬天吃冰与“比赛打旋子”——虽然等到阿祥摔倒，她又会说“我叫你不要旋，不要旋”，但毕竟“孩子们总还喜欢到她那里去”。至于父亲断气前听了衍太太催促鲁迅呼喊“父亲”而造成临死时父亲的痛苦，则鲁迅每每想来“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父亲的病》）。

　　四

　　鲁迅有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关于妇女解放》。鲁迅很少为别人指路，曾说“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但他唯独关于妇女的解放说得斩钉截铁，他从孔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养”字，不仅透析出两千年来封建社会对于女子的轻蔑、侮辱与压迫，体味着由此产生的无穷无尽的痛苦，更从一个“养”字得出必须经济独立而后达到社会地位平等的结论：“所以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必须地位同等之后，才会有真的女人和男人，才会消失了叹息和苦痛。”而这个平等地位之下的经济权的获得，不是等来的，而要靠从奴隶的处境中站起来斗争。“在真的解放之前，是战斗。但我并非说，女人应该和男人一样的拿枪，或者只给自己的孩子吸一只奶，而使男子去负担那一半。我只以为应该不自苟安于目前暂时的位置，而不断的为解放思想，经济等等而战斗。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但自然，单为了现存的惟妇女所独有的桎梏而斗争，也还是必要的。”这里，鲁迅特别强调了两点：将妇女的解放放在整个社会的解放之中，而要通过斗争获得这样的解放必须有一个“思想解放”的前提。

　　这是鲁迅成熟的思想，早在十年前他就写过《娜拉走后怎样》，而且预言没有经济地位的娜拉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鲁迅当然在谋妇女的真正解放，而且“单知道仍然要战斗”。

　　女性要有爱与被爱的权利。萧红和娜拉们，都可以自由地爱与被爱，像子君一样，“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而且，不仅是宣告，还要有能够实行的经济基础与社会舆论的后盾，让爱情能够“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伤逝》），没有使人冻馁而死的风雪，也没有人言的可畏。

　　而爱的权利的获得，必须要有持久而韧性的斗争。“我们能够大叫，是黄莺便黄莺般叫；是鸱鸮便鸱鸮般叫。我们不必学那才从私窝子里跨出脚，便说‘中国道德第一的人的声音。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我们要叫到旧账勾消的时候”（《随感录四十》）。

　　鲁迅还告诉我们：斗争最重要的任务，是砸碎两千年间旧的道德的枷锁，通过启蒙点燃思想解放的大火。

　　枷锁之一，是对于女性格外的节烈的要求与规范。《我之节烈观》是鲁迅思想性与战斗性极强的一篇重要文章，他直接揭开现实的狰狞面目：“据时下道德家的意见，来定界说，大约节是丈夫死了，决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里愈穷，他便节得愈好。烈可是有两种：一种是无论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他也跟着自尽；一种是有强暴来污辱他的时候，设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杀，都无不可。這也是死得愈惨愈苦，他便烈得愈好，倘若不及抵御，竟受了污辱，然后自戕，便免不了议论。”怎么办呢？“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枷锁之二，现实的黑暗正淹没与残害着女性：“当大众之前，明明买着三四个姨太太，并不觉得不道德，而于男人和女人一同尽力于艺术的事倒说是不道德”（《观北京大学学生演剧和燕京女校学生演剧的记》）。“连土匪也有坚壁清野主义，中国的妇女实在已没有解放的路”（《坚壁清野主义》）。

　　枷锁之三，礼教的沉重包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却要比嫖妓更高明。这制度之下，男人得到永久的终身的活财产。当新妇被人放到新郎的床上的时候，她只有义务，她连讲价钱的自由也没有，何况恋爱。不管你爱不爱，在周公孔圣人的名义之下，你得从一而终，你得守贞操。男人可以随时使用她，而她却要遵守圣贤的礼教，即使‘只在心里动了恶念，也要算犯奸淫的”（《男人的进化》）；“女人的替自己和男人伏罪，真是太长远了”（《女人未必多说谎》）；“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阿金》）。怎么办呢？当然是砸碎了枷锁！“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時就如羊！那么，无论什么魔鬼，就都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忽然想到》之七）；持续地施以教育，文化的教育、人的平等权利的教育、性的教育，“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鲁迅还为我们做出了一个榜样，这便是发现女性的美。“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二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在《女人未必多说谎》里，鲁迅引用了五代十国后蜀花蕊夫人的这首诗后，“快哉快哉”的快评让古代这位女子的阳刚之气呼之欲出。“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是鲁迅《小杂感》中的一句话，是在抒释女性的无私的爱心之美。就连悲绝投缳的女吊的形象，鲁迅也发现着她的美并从心里喜爱着：“石灰一样白的圆脸，漆黑的浓眉，乌黑的眼眶，猩红的嘴唇……假使半夜之后，在薄暗中，远处隐约着一位这样的粉面朱唇，就是现在的我，也许会跑过去看看的。”等到她“两肩微耸，四顾，倾听，似惊，似喜，似怒，终于发出悲哀的声音”，凄美的形象里又透着魂灵的悲剧之美。

　　听到美的女性的悲哀的声音，设身处地地体会她们的苦难与呻吟并深思熟虑地找出疗救的办法，鲁迅开掘出一道清凉的小溪，使世人清醒。我还注意到鲁迅1913年2月3日在北京绍兴会馆写下的四十个字，是对于自己手绘的明器略图所做的题识：“偶人象一，圆领披风而小袖，其裙之襞积系红色颜料所绘，尚可辨，高约八寸，其眉目经我描而略增美。”这个从明代而来的只有八寸高的人偶像，在鲁迅的心中手上，不仅红色的褶裥、窄袖与圆领的披风已具有了人的温度，那双细长的眼眉更流动起情感的波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