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林

　　1993年10月8日，诗人顾城在新西兰激流岛打伤妻子谢烨（后不治身亡），并自缢身亡，震惊海内外诗坛。如今，顾城逝世已近三十年。对于顾城的海外经历和生命变故，学界已经发表过大量讨论。但相关文献大多忽视了翻译家、汉学家闵福德在顾城后期经历中所发挥的作用。为此，本文将对顾城与闵福德的交往进行简要梳理，为“顾城之死”的谜案提供更多相关细节。

　　1987年5月底，顾城在德国汉学家顾彬的邀请下，与妻子谢烨一起离开中国内地，取道香港前往欧洲多国，参加巡回的诗歌或其他艺术活动、学术研讨会议。据顾城友人的说法，出国之前，顾城与谢烨便已打定主意不再回中国内地。1987年12月，顾城夫妇从欧洲回到香港，申请了去加拿大的签证，但由于当时谢烨已有身孕，签证被拒，这让他们陷入了无处可去的窘境。12月10日，顾城在香港参加了“中国当代文学与现代主义研讨会”，会议期间，他接受了与会的闵福德以及伊凡（时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翻译研究中心主任）和高尔登（时为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中文系讲师）的采访。据杨炼所说，顾城和谢烨见到闵福德后，似乎哭诉了一番，说他们走投无路。而当时闵福德正好要离开香港，去就任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亚语系主任。于是闵福德仗义相助，提出为顾城提供奥克兰大学的教职，邀请顾城夫妇前往新西兰。1988年1月，顾城与妻子谢烨以工作签证身份移居新西兰，任职奥克兰大学亚语系研究员和中文口语助教。闵福德任亚语系主任后，很快建立了一个“新西兰-中国作家翻译家工作坊”，而顾城就是工作坊的第一个成员。

　　顾城到新西兰后，闵福德给予了不小的帮助与支持。由于顾城夫妇英语都不好，闵福德专门安排人协助顾城教学和生活。例如，亚洲语言文学系当时的博士生何与怀，不仅曾协助顾城为亚语系硕士班上中国文化课，还在顾城儿子Sam出生后，陪同顾城去相关部门办理证件手续。在谢烨生产当天，闵福德夫妇还赶到了顾城家里陪同。而顾城在新西兰购买房产，闵福德也起了很大作用。顾城于1988年6月以符合技术移民条件获得新西兰永久居留权后，便马上着手购买房子和土地的事宜。由于当时顾城不懂英文，他便将报纸上的广告剪下来，请闵福德帮忙参谋。一天，闵福德看到激流岛有房产出售，他认为这个岛很适合顾城，便带着家人陪同顾城去激流岛参观，并协助顾城与卖家交涉。第二天，闵福德还带领顾城去当地银行，帮他办好了购房贷款。可以说，正是得益于闵福德的大力帮助，顾城才能于该年7月移住到岛上。

　　可以发现，在顾城定居激流岛的历程中，闵福德扮演了关键角色。在某种意义上，这也让闵福德被间接卷入了“顾城之死”的历史悲剧，因为这一事件发生的舞台正是顾城在新西兰激流岛的住所。并且，在李英（顾城生命悲剧中的核心人物）前去新西兰的过程中，闵福德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据何与怀回忆，顾城刚到奥克兰大学后，便常常对闵福德提到李英，并盛赞李英的诗比自己写得还好。在顾城的游说下，闵福德便写信邀请李英前往新西兰，参加1989年11月在新西兰南岛基督城举办的一场中国文学研讨会。根据顾乡的转述，闵福德之所以会邀请李英，几乎完全是由于顾城的鼓动：“我（顾城）只给闵福尔（即闵福德）写了几个字：现在干净的人不多了……刷，闵福尔就签字了……”而且，为了帮助李英办理去新西兰的签证，闵福德曾分别于1989年2月、6月和8月，给李英寄去了三封邀请其作为访问学者的信函。虽然这场研讨会在后来由于种种缘故取消，但李英还是通过闵福德的邀请信拿到了签证（谢烨在拿到永久居留权后也给李英寄去了访友的邀请信，但李英怕出差错，所以并未将谢烨的信函提交至新西兰大使馆），并通过该签证于1990年7月到达新西兰。

　　应该说，闵福德之所以会对顾城仗义相助，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他对顾城诗歌的深度认同。闵福德是最早向海外译介朦胧诗的译者之一。换言之，顾城的新西兰之旅其实脱胎于一场文学因缘。事实上，在闵福德向顾城伸出援手的十年前，全职翻译《红楼梦》的闵福德也曾经十分潦倒，而时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首席中文教授的柳存仁在得知此事后，也出于文學上的动机，为闵福德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邀请他到澳大利亚攻读博士。命运也罢、巧合也罢，这种由中国文学所搭建的“东西之谊”都是极其可贵的。而对于闵福德在工作和生活上的热心帮助，顾城本人也满怀感激之情。但由于教职收入微薄，兼之不喜欢上课说话，1990年6月，顾城辞去了奥克兰大学的教职。时隔三年之后，他仍对闵福德的恩情念念不忘。在顾城1993年10月3日写给儿子Sam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可以很好地证明这一点：“这时（即1987年顾城在香港走投无路时）有一个声音在边上说：‘你想去新西兰吗？我说：‘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他说：‘你只要说话就可以了。Sam，你要记住，那个人叫闵福德。他帮助了你，也帮助了你爸爸、妈妈，帮助得太多。”顾城写下这段话时，距离他上吊自杀只剩下五天。信中对闵福德的谢意（以及隐含的歉意）之深，溢于言表。

　　可以说，闵福德答应顾城邀请李英，很大程度上是出于非功利性的文学动机以及对顾城本人的信任，但顾城的目的却并不那么纯粹，因为他对李英的感情带有强烈的私人性。而在外人看来，顾城告诉闵福德李英的诗比自己写得还好，恐怕也带有一丝欺骗的意味。在生命的最后两周，面对自己人生的分崩离析，顾城也意识到自己对闵福德的辜负，因此无奈地发出感叹：“此生对不起闵福尔。”假如没有发生那场悲剧的话，闵福德与顾城的故事也许会成为另一段文坛佳话。但可惜的是，历史没有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