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课程是中国语言文学系的主干课程之一，在许多的中文系学生眼中这门课是一门催人入眠的课程，枯燥的语法让学习者实在是难以提得起兴趣。但是，在二十世纪中叶的复旦大学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授课的这位老先生普通话不是很标准，还带有严重皖南徽州方言口音，他上课时而刚促、时而平缓，矜持又有趣味，让听者精神抖擞、睡意全无。他就是中国现代著名语言学家胡裕树。胡裕树先生几十年如一日，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中国现代语言学事业，对中国的语言学发展有过重要贡献。
迈进汉语语言学大门
胡裕树于1918年7月出生在安徽省绩溪县华阳镇。绩溪是位于皖南徽州地区的一个人口不到十万的小县，却文风昌盛，文人墨客辈出，素有“邑小士多，绩溪为最”的美誉。胡裕树孩提时即进入当地胡氏家族办的小学就读。胡氏家族是绩溪的大家族，他们办的私立小学在师资力量、教学设备上是肯下功夫的，丝毫不比公办小学差，同时还带有自身独有的特色。可以说这段学习时光为胡裕树后来大学选择中文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小学毕业后，胡裕树考入了距家乡百里之遥的徽州中学学习，并在那里完成了初高中学习生涯。
1937年，胡裕树高中毕业后顺利考入安徽大学中文系。是年，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的烽火烧至大江南北。学期末，由于日军紧逼安庆，安徽大学被迫停止办学。胡裕树只好返回绩溪从事宣传抗日救亡的工作，其间还在当地中小学当了两年老师。1941年，胡裕树进入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就读，师从徐震堮、王起等名师系统学习古典文学。浙江大学素以学风严谨著称，胡裕树后来说，在浙大的学习时光，为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对他后来的学习和工作都有很大的好处。两年后，胡裕树又从浙大转入暨南大学就读，一直到大学毕业。
暨南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华侨高等学府，其前身暨南学堂于1906年由时任清朝两江总督的端方创办。他曾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允许“南洋各岛及檀香山、旧金山等处侨民”回南京读书，以“宏教泽而系侨情”。经过筹备，校址选在南京薛家巷妙相庵。全面抗战爆发后，暨南大学迁往福建建阳，在校期间，胡裕树跟随许杰学习文学，跟方光焘学习语言学。这两位学者都是中国近现代语言文学的大家，理论功底深厚，教学方法新颖，特别擅长将中外语言文学进行对比，用国外的先进理论指导现代汉语研究，在学生之中具有很高的威信。1945年，胡裕树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从事古典文学的辅导工作。1946年，暨南大学回迁上海，胡裕树开始研究先秦文学，后为刘大杰赏识，转攻唐宋文学，写过《论唐代的边塞诗》等学术论文。此后胡裕树专职执教大一国文课，一直到上海解放。
1949年，上海市宣告解放，胡裕树被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工作，在当时系主任郭绍虞的指导下，开始讲授大一国文和理论文，并准备“中国现代散文诗歌”课程。1952年，胡裕树成功晋升为讲师，后来由于工作需要，改教“语法修辞”，搁置已久的语言学书籍又被摆了出来，从此他便正式开始从事语言学的教学工作。胡裕树深知自己语言学理论功底还不够深厚，“头重脚轻根底浅”，所以他一边教书，一边向郭绍虞、陈望道等先生学习，还经常写信向在南京大学的方光焘请益。胡裕树坦言，就是这些著名的前辈学者把他领进语言科学大门的。
革新汉语语法理论
胡裕树一生研究兴趣广泛，涉及现代汉语诸多领域。当然，作为我国著名的汉语言学家，他在汉语语法上花费的时间是最多的，取得的成就也是最高的。其中，尤以他和张斌一起创建的“三个平面”的语法理论，对今天的现代汉语研究仍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1898年出版的《马氏文通》对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语言学者们在语法的教学和研究中越来越感到模仿西方语法体系有碍汉语语法学的发展，逐渐展开了对《马氏文通》及其因袭之作的批评。
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终于形成了一场规模空前的语法问题讨论。1938年，陈望道、方光焘等人在上海发起了关于文法革新问题的讨论，把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引进了汉语语言学界。胡裕树作为方光焘先生的学生，受其学术思想的影响非常大，他继承并发展了方光焘先生的“广义形态”说，认为不能直接把西洋语法关于形态的观念直接嫁接到汉语语法上，从而把汉语的形态限制在狭义形态的范围内。胡裕樹非常重视汉语广义形态的地位，认为广义形态是区分汉语词类的主要标准，同时强调广义形态和狭义形态不是对立的，狭义形态包含在广义形态之内。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汉语语法学进入高速发展期，当时一些著名的语言学者主张借鉴苏联语言研究特点，认为区分汉语词类时应该采用词义与功能并列的双重标准。这时，一篇署名胡附、文炼的《论词的分类》的研究论文在《中国语文》发表，一时在整个汉语圈引起了轰动，不久甚至被苏联语言学核心刊物《语言学问题》全文转载。该文认为词分类的标准只能是功能，苏联提出的“词汇·语法范畴”本意是在于说明词类的性质而不是划分词类的标准。
胡附、文炼分别是胡裕树和张斌的笔名，二人相识于1952年，因兴趣爱好相近，遂开始了学术上的合作，长达半个世纪。胡裕树对于广义形态理论的创新研究不是摒弃前人的研究成果，单独走一条创新之路，而是在继承和发展中不断革新。他曾说：“任何一门科学的发展，都不能割断历史。在继承和创新中前进，是学术发展的一般规律。没有继承，创新难免成为无根之木，甚至流于哗众取宠的故作尖新；没有创新，继承往往成为墨守成规，使学术之树枯萎而导之学科的衰亡。”
胡裕树在学术研究中始终坚持以唯物主义为指导，重视方法论，过往的理论对今天是有帮助的，但不能代替今天的思考。“把以往打破惯例而得出的结论当作新的固定的观念是不可取的。这就是我们在科研道路上不断探索中得出的一点经验。”
“三个平面”理论是胡裕树最早提出的，也是他的研究中最为杰出的成果。1981年，胡裕树就提出，汉语语序有三种，分别是语义的、语用的、语法的。第二年他就和张斌合写了《句子分析漫谈》，进一步提出了从语序到虚词到句子成分都需从句法、语义、语用这“三个平面”去加以研究。1985年，胡裕树和范晓合著的《试论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正式提出了“三个平面”理论，并作了详细的阐述。1994年，胡裕树在《汉语语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对“三个平面”理论作了更加详细的论述，使这一理论走向成熟。
胡裕树曾说：“三个平面理论的提出，给人们带来了一种语法观念甚至语言观念上的变化。这种观念上的改变，将促使人们运用新的思路和方法对汉语语法规律和现象做全方位，多角度的观察、描写和解释。”胡裕树的研究拓宽了汉语语法的范围，推动了汉语语义研究更加系统化、科学化，为解决汉语语法领域的难题提供了重要参考。胡裕树曾说：“如果说三个平面的学术思想有可取之处，那是大家的努力，绝不是什么个人突然想出来的。”但我们知道，他提出的新理论为我国汉语语法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教材不仅在国内高校中文系长期使用，也有国外译本。他指出“语法教材必须利用语法科学研究的成果”，晚年的胡裕树深感《现代汉语》教材必须实时更新、补充完善，决不能墨守成规，他寄希望后来者能够“立足于汉语的语法事实，运用‘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的理论，来完善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的建构”。
服务对外汉语培训
胡裕树长期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的负责人，并兼任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他始终活跃在汉语语法研究和教学的第一线。同时，胡裕树还是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的顾问，是最早从事对外汉语培训的学者之一。
1965年，胡裕树担任复旦大学留学生办公室主任，负责留学生的教学工作，为了能够让留学生一年内能达到国内本科生的水平，胡裕树敢于启用青年教师，如许宝华、汤珍珠、徐志民、陈晨等，同时还邀请外地名师来校授课，通过集体备课、观摩教学、编写教材、制作教具等方式充分调动青年教师的积极性，使他们的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后由于“文革”影响，留学生事宜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在胡裕树指导下的这次复旦大学对外汉语教学却为后来的国际汉语教育提供了经验。尤其是一批青年教师通过对外汉语教学实践，逐步成长为汉语教学领域的佼佼者。
改革开放后，对外汉语教学逐步恢复正常。1980年，胡裕树受命主编一套面向华裔的汉语教材。胡裕树接到命令后，立即着手编纂工作，他认为编写这类教材，除了要有汉语语法类的人才外，还必须补充文学专业的人员参加，这样编出来的教材才具有可读性。于是，1982年刚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胡中行就被选入了《今日汉语》这支编纂团队。
后来，胡中行回忆说，正是当年胡老的拍板，他才能进入这支编纂队伍。当时，胡中行负责编纂的是第四册一个故事集，讲一对华裔父女来中国的种种经历。胡裕树特别叮嘱胡中行，强调“所编的故事，既是文学创作，更是教材写作，要在注意故事可读性的同时，十分注意语法和词汇的复现率”。有一次，胡中行用了一则北宋大文豪苏东坡与和尚的对联趣事，其中有一副对联的表述是这样的：“坐！请坐！请上坐！茶！敬茶！敬香茶！”胡裕树审核到这篇文章时，改正了其中的标点，改成：“坐，请坐，请上座；茶，敬茶，敬香茶。”胡裕樹说：“标点源自古代的句读，根本意义在于断句，所以逗号句号基本足矣。有些文章又是问号又是感叹号，再加破折号省略号，弄得花里胡哨，实在是有失庄重。”
《今日汉语》在胡裕树的主持下顺利出版，成功将教学和趣味紧密结合，在当时来说可以说是非常超前的，当年即被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列为第一批向世界推荐的汉语教材。后来因为工作调整，胡裕树不再负责对外汉语教学这方面工作，但是他依然关心着对外汉语学科建设和发展，还相继发表了《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两个问题》《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的构建》等文章，为对外汉语教育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绩溪历史名人出了不少，近代以来更是出了胡适这样的大学者，这使许多的绩溪学子十分得意，但胡裕树却保持十分清醒的头脑，认真钻研学术工作，“拖着病弱的身子，期盼学业的长进，追求着学者教授的理想”。胡裕树在自传中说自己充满着书呆子气息，笔名“胡附”取自胡椒、附子两味中药，说自己习性偏于寒凉，宜补以温热，而他的学术合作者张斌教授则是属于温热型，所以两个人才可以携手勇攀学术高峰几十年。胡先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温文尔雅，待人接物非常和蔼可亲。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语言文学事业，为我国语言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传承和阐发先生的汉语教学思想和实践经验，就是我们对他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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