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亮

　　1922年10月，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开始展开以“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为名目的民意调查。翌月，胡适在《努力周报》发表《谁是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表明“我们的意见”。《密勒氏评论报》的民意调查结果公布后，胡适名列“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之中，居第十二位。那么，胡适的文章与《密勒氏评论报》的民意调查有无关联或有何关联呢？

　　1922年10月7日，《密勒氏评论报》正式启动“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民意调查。公告称：“论中国政事经济者每谓中国乏强有力之领袖人物，盖国中出类拔萃之人才，昔已凋谢。而自共和创始以来，各方之领袖人物尚未产生也。夫中国今日岂乏此项人才乎？为解决此问题起见，阅者之意，以中国何人具有此项资格，可选出十二人，将其姓名填入左方之空白选举票中。”

　　同时，《密勒氏评论报》明确了“选举”的办法、规则、时间之类，主要有：被选举人须系“名望素著堪为一业中之代表者……例如政军商银行各界以及其他专门事业之人物”；无论中外人士皆可投票，唯选举人须在选票中注明自己系外国人、中国人或中国学生，投票人之姓名无庸署于选票中，但可附一署名信函说明选举某人之理由，主持人将严守秘密，不公开署名信札；选票将在每一期密勒氏报刊出，已投票之读者，可将以后登出的空白选票“传与亲友，务使此项选举益加普及”；选票可用英文或汉文填写，径寄报馆，选举结果将逐期揭晓，回收选票的截止日期为1923年1月1日，最终结果定于同年1月6日在报上公布。

　　1923年1月6日，《密勒氏评论报》公布最终结果，排名前十二的有：1.孙中山一千三百一十五票；2.冯玉祥一千二百一十七票；3.顾维钧一千二百一十一票；4.王宠惠一千一百一十七票；5.吴佩孚九百九十五票；6.蔡元培九百六十九票；7.王正廷九百二十五票；8.张謇九百一十五票；9.阎锡山七百二十四票；10.余日章七百零三票；11.黎元洪六百七十一票；12.胡适六百一十三票。至此，为期三个月的“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民意调查结束，孙中山、冯玉祥、顾维钧等十二人在“选举”中获胜。除了前面十二人的排名情况，《密勒氏评论报》公布了“副榜”，即第十三名至第二十四名：13.颜惠庆五百一十三票；14.梁启超四百七十四票；15.陈炯明三百七十八票；16.段祺瑞三百五十六票；17.章太炎三百二十八票；18.施肇基二百七十八票；19.聂云台二百五十二票；20.李烈钧二百三十七票；21.唐绍仪二百二十二票；22.郭秉文一百八十一票；23.黄炎培一百七十八票；24.康有为一百五十五票。此外，《密勒氏评论报》一并公布了票数在四票（含）以上的其他“被选举人”名单及其票数，计一百七十一人。

　　《密勒氏评论报》的民意调查启动一个多月后，胡适在1922年11月19日的《努力周报》发表《谁是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之前，胡适已经大致了解这个投票活动，并对前面几次的票选排名有所掌握。

　　首先，胡适列举了1922年11月4日与1922年11月11日的票选结果，指出：“这种报是英文的周报，行销于寓居中国的美国人和其他英语人士的居多，故这种投票只可以表示这一派人的倾向，本不值得什么严重的注意。”《密勒氏评论报》创办于1917年6月。创始人是美国记者密勒。创办伊始，密勒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校友约翰·鲍威尔在报馆担任要职。《密勒氏评论报》是英文周报，以报道、评论中国与远东时事、政治、经济为主，旨在“让远东局势的发展，使本国明了；同时让西方的发展，使东方明了”。当时，读者群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外国人，包括寓居在中国的美国人和其他英语人士；另一方面是中国人，尤其是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年轻人。1922年11月，鲍威尔接替密勒，出任主编和发行人，继续坚持密勒时期的新闻立场与办报风格。胡适所言，大致不差。

　　接着，胡适指出《密勒氏评论报》在票数统计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办理这次选举的人，似乎亦不很知道中國的情形；如十月二十八日的报上，章行严有一票，而章士钊另有四票；十一月十一日的报上，章炳麟有十九票，而章太炎另有五十四票：他们竟不知道这四个姓章的，原来只是两个人！”章太炎、章士钊在当时中国知识阶层已有一定知名度。但《密勒氏评论报》的编辑，包括主编，可能都不知章太炎曾易名炳麟，而章士钊字行严，以至于闹出“笑话”。

　　随后，胡适交代了自己“抗议”的缘由：“但上海的一种有势力的英文报上竟因此大发其议论，说这一次投票的结果，是英美留学生占过半数，而且基督教徒占过半数，可见英美教育和基督教的影响之佳和势力之大了。”胡适不满“这种论调”——“我们不能说我们的意见比那三百多人的意见更能代表中国多数人的意见：我们至少可以说我们的意见似乎更公平一点”。当时，已经公布的几次票选结果显示，政治领袖人数较多，且排名靠前。于是，胡适拟了自己心中的“大人物”名单：第一组是三位学者，有章太炎、罗振玉和王国维；第二组是四位“影响近二十年的全国青年思想的人”，有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和陈独秀；第三组是两位“影响虽限于较小的区域，而收效很大的”，有吴稚晖和张謇；第四组是三位“在近二十年的政治史上有很大的势力的”，有孙中山、段祺瑞和吴佩孚。

　　最后，胡适对四组名单加以推荐，简要说明了“选举”他们的理由。如，“康先生近年来虽然老悖了，但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位置是不能抹煞的”。又如，“吴先生是最早有世界眼光的；他一生的大成绩在于提倡留学……吴稚晖的成绩是看不见的，是无名的，但是终久存在的”。再如，“段芝泉虽然失败了，但他在历史上的位置究竟在黎宋卿一辈人之上；我们不愿用成败来论人，自然不能不把他列入十二人之数了”。

　　胡适的文章发表时，《密勒氏评论报》的民意调查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而从胡适的文章发布后，胡适“稳固地坐在第十二名的位置上”。如此一来，让人很容易将两者关联起来。如，江勇振先生认为，胡适的文章前面部分作了“通盘的暗示”，后面又在其拟的四组名单里作了“很技巧的安排”——“胡适虽然很自谦地没有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推荐名单里，那暗示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江勇振先生甚至提出，胡适所说的“这种报是英文的周报……故这种投票只可以表示这一派人的倾向”是胡适“睁着眼睛撒谎”，而说谎的动机是因为胡适要当“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一言以蔽之，江勇振先生的看法是，针对《密勒氏评论报》的“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民意调查，胡适的处理“手法高明”，令人“叹为观止”。有的学者，如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著名专家杨天宏，虽然认为这次“选举”或与胡适的批评文章并无联系，却表示“时间上的巧合颇耐人寻味”。那么，胡适的文章与《密勒氏评论报》的这次问卷调查究竟有无关联呢？如有，又是怎样的关联呢？

　　当时的民意调查，主持者与参与者往往在中国知识阶层。相比中国人自己举办的民意调查，《密勒氏评论报》的民意调查，在范围上无疑更为狭窄，更是只能反映部分群体的“倾向”。这次调查中，有不少选票是在学校，“因为票选活动的编辑把选票寄给了一些有名的学校的校长，请他们在高年级班上分发，让教师和学生填上他们心目中的‘十二大人物”。而以城市来说，则主要是在上海、北京等地。显然，这种类别调查法比随机抽样法局限更多。当然，任何单一的民意调查都存在时空有效性限制，都是在特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进行的。然而《密勒氏评论报》的这次民意调查从启动开始，就有明确的名目、详细的规则、具体的流程等，特别是每周公布一次“被选举人”名单，并将此前收到的选票加以累计，更是增加了“选举”的透明度和公平性。1923年1月6日，“选举”按照先前公告如期揭晓，全部选票多达一万八千九百零四票。如果不求全责备，这次民意调查，在当时算是比较规范和成功的。

　　综合前面分析，可以说，《密勒氏评论报》绝无必要迎合、讨好胡适，绝无必要因胡适撰文批评就改动已定的方式方法，更绝无必要在票数上动手脚而保胡适当选。也就是说，这次民意调查，无论过程或结果都是胡适不能左右的，最终确定的“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名单是真实的、可靠的。有的论者质疑，胡适公开提出批评后，其名次才上升到第十二名，才最终得以跻身正榜。其实，胡适的文章发表前，胡适已经两次进入前十二名：一次是10月28日，一次是11月18日。至于《密勒氏评论报》修正“选举”中的错误（1922年12月2日，编辑承认存在姓名因字号而混淆的问题，并恳请读者务必随时指正），可能是回应胡适的批评，也不排除有读者指正。不管是哪種情况，能够知错就改、正视问题，本身反映出该报尊重事实的品质，更增强了调查的严谨性和结果的可信度。再说，胡适的最终票数是六百一十三票，而排在第十三名的颜惠庆最终票数是五百一十三票，两人足足相差一百票。《密勒氏评论报》哪有必要“帮助”胡适入选，抑或“担心”胡适落选呢？

　　不过，诚如胡适自己所说“这种投票只可以表示这一派人的倾向”，其所拟名单似乎也只可以表示胡适这一派人的倾向。毕竟，“谁是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如果不限定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群体等条件，谁的意见更能代表中国多数人、怎样“选举”更为公平，都是不便衡量的。胡适自己所列名单，有两组人选都强调“近二十年”，与《密勒氏评论报》所说的“今日”，在时间范围上已大大缩小。而胡适所选人物多在学术界、思想界，与《密勒氏评论报》所说的“政军商银行各界以及其他专门事业之人物”，在范围上也明显变窄。因此，胡适的“名单”对《密勒氏评论报》来说，至多给那十二个人各加一票，而不会作为遵循、奉为圭臬。

　　再谈胡适一方。说胡适完全不在乎这次民意调查，显然不合实际。否则，他没有必要对这次民意调查“说三道四”。但是，说胡适十分重视这次票选，似乎与实际也不相符。胡适一向爱惜“羽毛”，断不会为了入选，而向亲朋好友、门生弟子行拉票贿选之举。否则，如此贻人口实、授人以柄，胡适岂不自知？

　　当然，胡适的文章一出，民意调查之事更为人所知，胡适的“拥趸”为其投票、拉票，也不是没有可能。所以，说胡适有意无意进行了利己宣传，这是可能的。不过，只要选票“有效”，胡适的“拥趸”也有“选举”的权利，也可以表达“倾向”。事实上，《密勒氏评论报》的这次民意调查，被调查者的社会构成比较简单。据《密勒氏评论报》介绍，不少选票发往学校，而这些学校中有的还是中学，如苏州的东吴大学附中、上海的中西女塾、安庆的圣保罗中学等。而胡适在中学生中的影响力显然远小于在大学生中的影响力。这部分选票当然很不利于胡适。在这次民意调查中，胡适的票数不占优势，甚至挤出正榜，也不是没有可能。如果同样或类似名目的民意调查在大学进行，胡适的优势也就可想而知了。

　　1922年11月，心理学家张耀翔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主持了一次民意测验。此次民意测验是中国大学举办的首次民意调查，开近代中国校园民意调查之先河。为了扩大影响，举办方还专门设计制作了一份测验表格，并且是现场测验，希望以此“窥探吾民真正舆论之所在”。测验题目中，第四个问题是“当今活着的中国人，你最佩服那〔哪〕一个”，排在前十的分别是：孙中山、吴佩孚、冯玉祥、蔡元培、梁启超、黎元洪、胡适、顾维钧、段祺瑞和陈独秀。

　　1923年12月，胡适任教的北京大学也做过一次民意调查。这次民意调查是在北大二十五周年校庆期间进行的，十分注重方法与程序，“不敢稍含暗示之意，以存其真”。调查结束后，相关数据分析报告还在《新民国杂志》及《北大日刊》上公开。测验中，第六个问题为“你心目中国内或世界大人物，是那〔哪〕几位”，根据统计，“国内大人物”共有一千零五十六票，排名前五的是：孙中山、陈独秀、蔡元培、胡适、段祺瑞。

　　如果将北高师、北大及《密勒氏评论报》的民意调查结合起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的中国，孙中山、冯玉祥、顾维钧、吴佩孚、蔡元培、胡适、梁启超、段祺瑞、陈独秀等，无疑都是第一等的“大人物”。而在文化领域，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更是叱咤风云，各领风骚。具体到胡适，从1917年至1922年，可谓其一生“高光”时期的发端。这一时期，胡适占尽了天时、地利和人和。天时——新文化运动；地利——北京大学；人和——蔡元培、陈独秀、刘半农、周作人、钱玄同、高一涵、傅斯年、顾颉刚、罗家伦等，无不是其支持者或追随者。而最为重要的，是胡适自身的实力和努力。1923年3月12日，在致美国朋友韦莲司的信中，胡适写道：“目前，我是一个自由人——五年来，第一次获得自由！五年来，很少有我自己的时间……过去五年来，我发表了超过五十万字，大部分是有关文学、哲学和社会议题的文章。”回看胡适回国五年的生活和成绩，其说并无夸张——协助蔡元培改革北大，奋力教书与著述，引领新文化运动，砥砺同道，提携后学种种，胡适的人脉不断拓展、声望不断扩大，都是自然而然的。这自然也有助于胡适迅速成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文化偶像，继而成为引领中国学术界、思想界的要角。

　　回到胡适的文章与《密勒氏评论报》的民意调查，两者的关联显而易见，前者或多或少影响了后者。但这种“影响”最多是补偏救弊，而不是亦不能把持操控。有的论者把自己当作福尔摩斯，把胡适当作“阴谋家”，在文章的字里行间搜寻蛛丝马迹，小到遣词造句，大到谋篇布局，试图揪出胡适不可告人的动机——他当选上“十二个大人物”的价值超过一切，只能说是“想当然耳”。而有的论者说胡适通过一番“巧妙的运作”才顺利入选，“这一别有居心的举动，起到了暗示、催票的作用”，从此就有资本自称“全国最受欢迎的领袖”“中国最伟大的人物”，更是让人啼笑皆非。以胡适当时的声名，需要《密勒氏评论报》加持吗？

　　退一步说，即便当选，当选者又有几人信以为真，而以“大人物”自居？胡适在致韦莲司的信中说：“在一个由上海周报所举办的一次公众投票中，我获选为‘中国十二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很少有人能理解到：与暴得大名斗远比与反对的意见斗更艰难！我很清楚，以我这样年纪的人暴得大名的危险。我为自己立了一个生活的原则：一定要做到名副其实，而不是靠着名声过日子。”

　　对胡适而言，《密勒氏评论报》的民意调查，“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的入选，最大的意义也许不是得了“大人物”的名声，而是“一定要做到名副其实”的自勉与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