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志庸

　　1931年徐志摩遇难之后，很多朋友撰文纪念，而闻一多始终没有写文章，很多人对此感到不解。臧克家曾问过他：“你是公认的他的好友，为什么没有一点表示呢？”闻一多说：“志摩一生，全是浪漫的故事，这文章怎么个做法呢。”

　　对于闻一多的回答，我们不必强解，去揣测闻一多隐秘的内心世界，比如他是否对徐志摩感到不满，或者在完成诗人到学者的转向后，他是否对诗歌有放弃的态度。1931年之后，他就很少再写诗，或翻译诗歌。虽然闻一多归国后加入了新月社，但他和新月社的绅士趣味不同，新月社诸人如林长民、胡适等喜欢谈政治，闻一多当时更喜欢创造社，崇拜郭沫若，梁实秋说他是“拉丁区”趣味。

　　那么，徐志摩与闻一多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他们是怎样的“好友”？对他们的交往关系进行梳理，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他们之间的友谊。

　　徐志摩与闻一多的交往始于1925年8月，当时徐志摩刚从欧游返回，与陆小曼的婚外情闹得满城风雨。介绍徐、闻认识的很可能是张嘉铸，张幼仪的八弟，字禹九。闻一多在纽约时与一帮朋友排演古装话剧《杨贵妃》，其中就有张禹九，还有余上沅、赵太侔等人。闻一多归国未久，工作无着落，适逢北京艺专恢复成立，在徐志摩的帮助下，闻一多、余上沅等友人受聘于艺专，闻一多做教务长。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一文中说到这件事：“这是由于徐志摩的推毂，当时的艺专校长是刘百昭。刘是章士钊的部下，初接校篆，急需一批新人帮忙，所以经志摩介绍一拍即合。”

　　梁锡华在《徐志摩新传》中也提到徐志摩的推荐。可惜闻一多并不喜欢这份工作，在给梁实秋的信中曾抱怨做教务长不是他的事业，加之当时学校欠薪严重，闻一多在1926年3月就辞职了，在艺专大约待了五个月的时间。

　　闻一多写给弟弟的信中如实地记录了闻、徐最初的交往。1925年8月11日，致闻家驷信：“徐志摩顷自欧洲归来，相见如故，且于戏剧深有兴趣，将来之大帮手也。”此中“相见如故”，显示了徐志摩热情的个性。张奚若曾回忆说：“志摩这个人很会交识朋友，他一见面就和你很熟，他那豪爽的态度、风雅的谈吐和热烈的情感，不由得你不一见倾心，不由得你不情愿和他接近。”

　　同日，在致闻家骢的信中，谈得颇详细：

　　北京《晨报》为国内学术界中最有势力之新闻纸，而《晨报》之《副镌》尤能转移一时之思想。《副镌》编辑事本由正张编辑刘勉己兼任。现该报拟另觅人专管《副镌》，已与徐志摩接洽数次。徐已担任北大钟点，徐之友人不愿彼承办《晨副》，故徐有意将《晨副》事让弟办理……今日徐问弟：“谋到饭碗否？”弟答：“没有。可否替我想想法子？”后谈及《晨副》事，又向弟讲：“一多，你来办罢！”弟因徐意当时还在犹夷，不便直接应诺。容稍迟请上沅或太侔向徐再提一提，想不致绝无希望也。

　　从信中看，闻一多是颇希望能任职《副镌》的编辑，他在清华学校时也编过《清华周刊》。当然，出乎意料，编辑事最终无果。那么，信中记录徐志摩的热心难道是虚假的不成？志摩的热心是有原因的，对于接手编辑事，徐志摩一直是推脱的态度。原先《晨报副刊》是由孙伏园编辑，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发表于此，1924年10月孙伏园就辞职了，一直由刘勉己兼任，《晨报》的主编陈博生早与徐志摩接洽，徐志摩推脱不过，答应他欧游回来可以考虑。另外，徐当时在北大担任钟点，再要办副刊，时间上确实不充裕，所以志摩的热心推荐是可以理解的。

　　闻一多没有做成编辑，却在《晨报副刊》上办了专栏《诗镌》，他的名诗《死水》、名文《诗的格律》即发表于此，办刊的缘起是这样的：当时闻一多与清华的四位校友经常在一起讨论诗歌，这四位是饶孟侃、朱湘、孙大雨和杨世恩，因为他们的字都带有一个“子”，故称“四子”。他们写了诗没有地方发表，就请蹇先艾做中间人，去找徐志摩商量。蹇先艾是蹇季常的侄子，而蹇老与徐志摩同在松坡图书馆共事，蹇先艾其实也住在松坡图书馆内，应该早几年就认识了。没想到，此事一拍即合，徐志摩于1926年3月27日到闻一多的寓所拜访，之后在《诗刊弁言》中详尽地描写了闻一多的家居设计，以黑色为主调，充满异域色彩，极其鲜明地显示了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趣味。

　　可惜好景不长，《晨报副刊·诗镌》只办了十一期，前六期是轮流主编，第七期以后，交还给志摩。原来诗人之间发生激烈的冲突，他们意见不同，尤其是朱湘反应激烈。此事在梁实秋的文章《谈闻一多》中有记载，1926年4月27日，闻一多致梁实秋信，谈及与朱湘关系的恶化：

　　朱湘目下和我们大翻脸，说瞧志摩那张尖嘴，就不象是作诗的人，说闻一多妒嫉他，作了七千言的大文章痛击我，声言偏要打倒饶、杨等人的上帝。这位先生的确有神经病，我们都视为同疯狗一般，就算他是Spenser（因为Shakespeare是他不屑于做的，他所服膺的是斯宾塞），社会上也不应容留他。他的诗，在他未和我宣战的时候，我就讲了，在本质上是sweet sentimentality，在技术上是dull acrobatics，充其量也不过做到Tennyson，甚至Longfellow一流的kitchen poet，因为这类的作品只有housewives才能鉴赏。这个人只有猖狂的兽性，没有热烈的感情。至于他的为人，一言难尽！

　　从信中可以看出，闻一多的情绪是很激烈的，可能是在气头上写的信。徐霞村在《我所认识的朱湘》一文中也提到朱湘与《晨报副刊·诗镌》脱离关系的原因：“是因为朱湘不满于徐志摩的不严肃的编辑态度，不容忍于徐志摩利用编选权力，搞文人间的互相标榜吹捧的油滑的市侩作风。”

　　诗人之间的矛盾，核心问题在于朱湘对徐志摩的编辑态度不满。诗人群体分化，闻一多于1926年7月下旬离京。在这段办刊经历中，闻一多是否对徐志摩有意见，在以上材料中是看不到的，可能会有一点不满，因为徐志摩在选稿录用方面会有一些人事关系，即徐霞村文中提到的“市侩作风”。

　　学者付祥喜在《新月派考论》中论及闻一多与新月派的关系，多所创见，其中提到闻一多的文章《诗人的横蛮》，认为此文是对徐志摩的批评。其实，这篇发表在《晨报副刊·诗镌》上的文章，并非指责徐志摩，而是讽刺朱湘的。但后来闻一多在武汉大學文学院任院长时，还在设法请朱湘任教，可见他并没有把这次冲突看得很重，这也体现了闻一多真诚与敦厚的品格。

　　徐、闻的交往集中在1925年下半年与1926年上半年，之后的交往少了很多，只有闻一多在上海做短暂的停留，可能会有一些来往。闻一多南下上海的经历，梁实秋曾有详细的回忆：

　　不久北伐军抵沪，这个学校（本文注：指吴淞政治大学）被封闭了。一多再度赋闲，在光旦家里闲居无事，开始刻图章。他也给我刻了一个闲章，文曰：“谈言微中”，初试铁笔，亦复不俗。他又和光旦偕游杭州，六桥三竺留下了他的屐痕。这时期一多百无聊赖，虽然新月书店此时正在创办，一多并未积极参与其事。余上沅、张禹九、潘光旦、饶子离、刘英士、罗努生和我都在上海，但是一多总是栖栖惶惶不可终日。

　　《新月》杂志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十日首刊，编辑人列徐志摩、饶子离、闻一多三个人。事实上饶子离任上海市政府秘书，整天地忙。一多在南京，负责主编的只是志摩一个人。一多负着编辑人之一的名义，给《新月》写了一些稿，也为《新月》拉了一些稿，例如费鉴照、陈楚淮几个年轻人的稿子都是他介绍来的。这编辑人的名义一直到二卷二期（一九二九年四月）才解除。在这一年当中，一多在《新月》上发表了不少译诗，例如《白朗宁夫人的情诗》（十一至二十一首），哈代的《幽舍的麋鹿》，郝斯曼的《情愿》《从十二方的风穴里》，在论文方面有《先拉飞主义》《杜甫》等。

　　从梁实秋的回忆里可以看出闻一多与新月书店、《新月》杂志的关系并不密切。1927年徐志摩、胡适创办新月书店，他闲居在潘光旦家中，刻闲章，并不积极参与书店事务。1928年《新月》杂志创刊，虽然闻一多列名编辑，但他也没有在上海专司其事，只是当时他在南京任教，偶尔会为《新月》拉拉稿子。

　　徐志摩一直很欣赏闻一多的艺术才能，志摩大部分的著作都是请闻一多设计封面。在《猛虎集》序文中，志摩写到闻一多的诗才：

　　一多不仅是诗人，他也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的理论和艺术的一个人。我想这五六年来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响。我的笔本来是最不受羁勒的一匹野马，看到了一多的谨严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但我素性的落拓始终不容我追随一多他们在诗的理论方面下过任何细密的工夫。

　　相对于徐志摩的热情，闻一多表现得比较冷淡，他在文章中很少提到徐志摩。在《论〈悔与回〉》一文中，他盛赞陈梦家和方玮德的诗歌，写道：“我曾经给志摩写信说：我在捏着把汗夸奖你们——我的两个学生……你可以换上一套字样，而表现力能比这增加十倍。不信，拿志摩的《罪与罚》再读读看。”

　　可以看出，聞一多对徐志摩是非常尊敬的，他的称赞也是比较含蓄的，但他始终保持着距离，比较来说，他和清华同学如梁实秋、饶孟侃、潘光旦的友谊就密切得多。1931年徐志摩主编《诗刊》杂志时，曾多次向闻一多约稿，而徐的约稿信是写给梁实秋的，当时梁实秋和闻一多同在青岛大学任教。

　　如果可以为闻一多的疏离找一个注脚的话，就是和闻一多的职业选择有很大的关系。虽然他的《死水》曾为他带来一定的声名，但从武汉大学时期开始，他就不再热衷于诗歌，而是潜心研究古籍。而徐志摩一直是以诗人名世的，两人的职业追求相去日远，这样就可以理解闻一多疏远徐志摩的事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