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芸芸众生共同拥有一个婆娑世界，诚为客观事实，但各自的觉解不尽相同，对于宇宙人生体悟或狭或广、或浅或深、或痛或痒、或晦或明，不同的意义作用于各人就会形成不同的境界。忽其小异，取其大同，人生境界可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这是哲学家冯友兰的观点，理性赅备，缜密而无所挂漏。相比较而言，国学家王国维强调“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感性充足，专为成功者量身定制，对于普通人则未置一词。

　　自然境界里的人，其行为特征是“率性”，正如孟子所言，“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为人行事喜欢凭直觉、顺本性、从习俗，有讲究而无深究，有常识而无精识，因此之故，往往“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自然境界犹如金字塔的塔基，长期逗留于这个层面的人多如恒河沙数。

　　功利境界里的人受到多种欲望的狠劲鞭策和加速驱动，其行为特征是“为利”，此“利”特指私利。“他的行为，或是求增加自己的财产，或是求发展自己的事业，或是求增进自己的荣誉。”此境界里的人视社会与个人为对立的双方，若要更好地生存，自己就必须又快又多地获取私利，故而占有欲强烈。冯友兰认为，某些盖世英雄，就算功在当代，泽及千秋，但细究其深衷本意，只不过追求一己之地位功名，始终难以脱出功利境界的窠臼。

　　道德境界里的人，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或“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其行为特征是“行义”。此境界里的人看清楚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并非彼此对立的双方，而是互相成全的两面，故而广谋公利，普惠众生，贡献的愿望和牺牲的精神始终如一，以此为自身最大的快慰和满足。“在功利境界中，人即于‘与’时，其目的亦是在‘取’；在道德境界中，人即于‘取’时，其目的亦是在‘与’。”由于各自的目的截然不同，二者的差异判若云泥，同为取与，利己和利群的效果势必迥异。

　　天地境界里的人不受现实的束缚拘囿，能够摆脱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的三面包夹，其行为特征是“事天”。人之为人，要尽性而且尽量地发展。久处于道德境界中，对人类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仍然不够完全，还必须知天，视自身为宇宙一分子，对宇宙作出贡献。“人不但应在社会中，堂堂地做一个人；亦应于宇宙间，堂堂地做一个人。人的行为不仅与社会有干系，而且与宇宙有干系。他觉解人虽只有七尺之躯，但可以‘与天地参’；虽上寿不过百年，而可以‘与天地同寿，与日月齐光’。”

　　冯友兰认为，觉解多者境界高，其所实际享受的一部分世界也大，如天女之天；觉解低者境界低，其所实际享受的一部分世界也小，如井蛙之井。孟子说：有天爵，有人爵。与此相应，在天地境界中的人，其地位是圣人的地位；在道德境界中的人，其地位是贤人的地位。“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此论不易。正由于道心常受人性、人心、人欲牵拽撕扯，一念可入魔，一念可成佛，四大境界之间，多数人都会获得降维或升维的体验，唯有上圣与下愚之人守恒不移。

　　其实，在“觉解”之前，还存在着一大块“精神”地带。先看看以下的沙盘推演：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具有大致接近的精神——大致接近的精神并不妨碍一方人觉解各异——一方人觉解各异，境界亦参差不齐。

　　一个人欲抵达更高境界，就必须充分激发自身的良知良能，否则有翼而不飞，恰与无翼同，甚至比无翼还要糟糕，它会变成累赘。

　　道光年间，某友致书罗泽南，教他“揣摩时好，弋取功名”，他一笑置之。罗泽南将读书人分为三品：道德之士、功名之士、富贵之士。道德之士尊德乐义，待后守先；功名之士志大才高，攀龙附凤；富贵之士热衷于科名、官职、爵位，得之则欢天喜地，失之则怨天尤人。罗泽南讲得好：“夫道德者，功名之本也。功名者，道德之华也。道德囿于功名，则其道德不宏；功名出于道德，则其功名乃大。”由此可见，出入之际，功名与道德可以彼此交汇，甚至互相成全。至于天地境界，凡是具备公德、仁心、义胆、侠气、大情怀、大视野、大格局的人，均一苇可航。

　　二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湖南的水土如何？

　　屈原谪居湖南，行吟泽畔，赋《九歌·湘夫人》，欣赏“沅有芷兮澧有兰”，在其心目中，香草地即是人间佳壤。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道是“贾生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谪去，意不自得”。明朝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认为，当年贾谊所闻欠准确。长沙处于洞庭湖上游，地势并不算卑；湿气重倒是不假，长沙地面普遍是黄土层，“其性粘密不渗，故湿气凝聚之深”。

　　唐代文豪韩愈赞美南岳衡山，道是“五岳于中州，衡山最远；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数，独衡为宗：最远而独为宗，其神必灵。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驶；其最高而横绝南北者岭”。他还赞美郴州水土宜人、资源丰富，进而作出地灵人杰的推断：“衡山之神既灵，而郴之为州，又当中州清淑之气蜿蟺扶舆磅礴而郁积，其水土之所生，神气之所感，白金水银丹砂石英钟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寻之名材，不能独当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间……”

　　唐代诗人刘禹锡有个相当新鲜的说法：“潇湘间无土山，无浊水，民乘是气，往往清慧而文。”对于刘禹錫的赞扬，外人长期将信将疑，及至晚清，一群湘籍书生率领几十万湘籍泥腿子平定了东南和西北的乱局，挽救了厄运连连的国家，湖南人就不仅以“清慧而文”见称，而且以“英霸而武”打造出新招牌。

　　唐宋时期，多位大诗人感念湖南，他们吟兴翩翩，佳句甚夥，且掇选两例，足见激赏之忱。唐代“诗圣”杜甫暮年旅居湘中、湘南，他赞叹道：“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南宋诗人陆游任江西常平提举时，投诗恳求掌铨选者将他派往湖南履职，有此智虑，不妨明言：“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清绝地”即清奇超绝之地，这就难怪了，潇湘水云间充盈诗情画意，陆游心向而神往，却未能如愿以偿，太可惜，他本可以将更多佳作收入诗囊。

　　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对中国古代地理造诣极深，其行迹遍布东西南北，分析天下郡国之利病，言必有中。他从地理的角度切入经济，作出这样的评点：“长沙土野沃衍，下有洞庭之输，泉源氵粪氵粪出山阯，故鲜水旱，称善郡。其民祓襫而事钱镈，以殖衣食，无所仰于四方。”长沙自给自足，被顾炎武列入“善郡”之目，理由充分。清朝学者蒋伊看好湖南的交通便利：“……长沙澧岳之间，利用战。何则？蜀之馈饷难继，而长沙财赋甲天下，不虑转输也。”蒋言可为顾说之佐证。晚清时期，天下大乱，湖南以一省之人丁、钱粮为江南数省提供兵源、饷银，而不虞匮竭，这样的表现直接惊呆了一众有识之士。

　　曾国藩对湖南的地理人文了然于胸，条分缕析，确有所见：“湖南之为邦，北枕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亦山国荒僻之亚。然周之末，屈原出于其间，《离骚》诸篇为后世言情韵者所祖。逮乎宋世，周子复生于斯，作《太极图说》《通书》，为后世言义理者所祖。两贤者，皆前无师承，创立高文。上与《诗经》《周易》同风，下而百代逸才举莫能越其范围，而况湖湘后进沾被流风者乎？”曾国藩将屈原、周敦颐分别尊称为情韵之祖和义理之祖，这两根大藤上瓜瓞绵绵，湖南人受惠尤多。

　　抗日战争期间，现代学者钱基博来到湖南，著成《近百年湖南学风》，《导言》开宗明义：“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迭岭，滩河浚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被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这段文字颇能诠释古代、近代湘地与湘人筋骨粘连的关系，“风气自创”“宏识孤怀”“思想自由独立”“志节坚强不磨”，这四点即为湖南人的精神特质，易于区分，难以混淆。

　　三

　　湖南人的精神绝对不是孤立体，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屡获外力加持。

　　远在战国时期，楚国的三闾大夫屈原被流放到沅澧之间，行吟于洞庭湖畔，其通天彻地的探索精神、忠君爱国的忧患情怀、不肯同流合污的人格、欲挽狂澜于既倒的志愿，令湘人感铭而效仿。至少可从四个方面加以观察：其一，“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追求理想，义无反顾；其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探索真理，心无旁骛；其三，“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仁者悯人，治乱均难释念；其四，“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智者处世，清浊皆宜有为，真若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投水寻求清净也不失为解脱。同盟会作家冯自由对陈天华、杨毓麟投水而为波臣心存疑惑，感慨系之：“陈、杨皆湘人，亦忧国伤时之文人，岂同受汨罗江屈大夫之召耶？不然，何三湘爱国文人投水之多也！”唯有那些为文化所化的人能得精神之神，其极端表现虽超出意料，却仍在情理之中。

　　唐朝诗文鼎盛。“诗圣”杜甫滞留湖南三载，“夜醉长沙酒，晓行湘水春。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其诗歌对湘人的影响可谓肉眼可见，长沙铜官窑瓷器上的民间诗作水准奇高，且看那首未收入《全唐诗》的五言绝句，“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恨不生同时，日日与君好”，湘女多情之态，跃然瓷上。“文雄”柳宗元谪居永州十年，韩愈《柳子厚墓志铭》道是“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有名师柳宗元循循善诱，湖南读书人沾溉风雅，蛮性易化。“诗豪”刘禹锡谪居朗州十年，《旧唐书·刘禹锡传》道是“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词”，至今常德诗风盛，诗人多，岂偶然哉！

　　宋朝名相范仲淹堪称公务员的楷模、读书人的榜样。“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所忧者民不堪命而君无所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日月高山，星辰大海，见证满心仁爱，有此境界，人生值得。湖湘士子早就明白，只要《岳阳楼记》在，灵窍就在，精神永不打烊的底气就在。

　　两宋时期，三百余年间，文武名臣在湖南任职者甚多，如王旦、寇凖、赵抃、胡安国、张浚、李纲、岳飞、韩世忠、辛弃疾、朱熹、张栻、真德秀、文天祥，他们的功德和情怀均给湘人作出了极好的示范。时至今日，一些老地名仍纪念着他们，如长沙的岳王亭、营盘街、朱张渡、赫曦台。

　　大儒胡安国、胡宏父子创立“湖湘学派”，强调“缘事物而知”和“循道而行”，其知行论对湖南人影响深远。鸿儒朱熹、张栻会讲于岳麓书院，以“礼义廉耻”振刷世道人心。及至元军破城，湖南安抚使李芾举家殉国，潭州（今长沙）官员、士子随之毅然赴死者甚多，百姓投井、跳江者不计其数。于士君子而言，从容就义固然很难，慷慨赴死也并不容易啊！

　　岳麓书院烨耀于南宋，沉寂于元明，“道南正脉”曾被疑为虚誉，“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曾被疑为自夸。直到清朝中期，得山长罗典、欧阳厚均之大力振刷，人才始得其门而入，复得其门而出。湖湘学风独异，轻考据而重义理，谋经世以致实用，湘籍读书人普遍具备家国意识和责任担当，这一点倒是断无可疑。

　　四

　　叶德辉祖籍江苏吴县，他致书恩师缪荃孙，道是“湘中入儒林文苑者，先辈本无多人。一省人物尚不如辉一家，非夸诞也”。中国古代，儒林、文苑范围不窄，叶氏一门出息的顶尖人才竟然多过湖南全省出息的顶尖人才，这个事实就不免有点令湘人尴尬了。

　　旷古之间，为何湖南俊彦七零八落，难成气候？近代湘籍名家刘蓉抽丝剥茧，对于这道难题作出了精到的解析，尽管他只是针对湘乡一地而言，倘若扩大范围，观察湖南全境，亦可揭开谜底。“盖吾邑之落寞久矣，秦汉而还，列在郡县，然史册所著而可指数者，自季汉蒋公以外无称焉。其达而在上，不闻有殊勋伟烈，磊落轩天壤，照耀古今。而求之山林韦布之儒，学成德立，为天下后世宗仰者，亦未有闻也。夫前此数千年中，人才多矣，岂无魁杰瑰伟非常之士挺生其间？而讫不能有所表见，何哉？其才虽美而学不足以成之，其志虽远而识不足以达之，是以沦落终身，卒泯灭而无传也。”刘蓉认为“事需才以济，才非學不成”。古代湘人“经术疏而知识浅”，体察虽勤而未能达其微，致其精，“诣力”不足，往往半途而废。尽管北宋时期偶然间出现过鸿儒周敦颐，但煞似孤星闪耀，未能在湖南造就繁星璀璨的局面。直至王夫之藏之名山、几近沉埋的学术思想于二百年后被湖湘“挖矿人”陆续解开封印，先得封疆大臣陶澍、贺长龄以真知实行悉心推毂，继获湘军将帅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以经世致用大力提倡，军政文教等各个领域，湘籍人才纷纷亮相于乱世的军政大舞台，尽展平生所学。刘蓉不忧继起无人，只因培植加厚：“吾乡夙多材杰，庶几感发奋兴，厚植本根以希枝叶之茂，博求经术以俟时世之需，岂忧继踵而起者无其人乎！”现代股市名言道是“横有多长，竖有多高”，以此形容湖湘精英人才市场“横盘”千余年，却于近代连续霸踞“龙虎榜”，实为贴切之比喻。

　　五

　　道光二十年（1840）六月上旬，曾国藩为恩师季芝昌撰写寿序，分享自己的感悟：“今夫连抱之材，经雪虐风饕而成用；步光之剑，因千辟万灌而称神。从古至今，伟人畸士莫不劬劳撼顿，忍性动心。何者？精神以磨炼而强，智虑以艰危而邃。”咸丰七年（1857）十二月中旬，曾国藩告诫胞弟曾国荃：“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身体虽弱，却不宜过于爱惜，精神愈用则愈出，阳气愈提则愈盛。每日做事愈多，则夜间临睡愈快活。若存一爱惜精神的意思，将前将却，奄奄无气，决难成事。”湖南人不畏惧寒冰热火的淬炼，乐于吹海大的牛，敢于干天大的事，就因为他们心气高、意气豪，精神愈用愈出，愈用愈强。

　　道光十三年（1833）四月，胡林翼写信提醒堂弟胡保翼：“吾人做事，第一须赖学问，第二须靠精神。有学问而无精神以济之，则办事过久过多，均有不能支持之苦痛。语曰：‘有十分精神，方能办十分事业。’此诚阅历有得之言也。”

　　光绪十一年（1885）三月，彭玉麟在奏折中强调精神的重要性，讲得极为通透：“伊古以来，人之能有守有为者，固赖才智，而尤仗精神。若其精神疲敝，虽具才智，有守且不能，而况有为乎？”其时正值中法战争期间，彭玉麟年近古稀，患有咯血症，“几于无日不病”，仍然坐镇广州，指挥清军抗击法國侵略者，支撑他的就是强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均看重血性，赞美血性，就因为血性是极致化的精神。湖南人喜欢以血性配搭良心，凭此精诚去立大功、成伟业。究其实，皆因敢担当，尤其肯付出。近代湘籍名将蔡锷评点“将材”，特别表彰曾国藩和胡林翼的“良心”和“血性”。他说：“……曾、胡两公之所同倡者，则以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尤为扼要探本之论，亦即现身之说法……两公均一介书生，出身词林，一清宦，一僚吏，其于兵事一端，素未梦见，所供之役，所事之事，莫不与兵事背道而驰，乃为良心血性二者所驱使，遂使其‘可能性’发展于绝顶，武功灿然，泽被海内。按其事功言论，足与古今名将相颉颃而毫无逊色。得非精诚所感，金石为开者欤？苟曾、胡之良心血性而无异于常人也，充其所至，不过为一显宦，否则亦不过薄有时誉之著书家，随风尘以殄瘁已耳！复何能崛起行间，削平大难，建不世之伟绩也哉！”

　　蔡锷智勇双全，“敢唱满江红一阕，从头收拾旧山河”，得力于精神卓绝。他曾说：“余当困难，精神始现。”1916年春，护国之役，争夺泸州纳溪一战最为凶险，亦最为关键。当护国军士气渐趋低落时，蔡锷鼓舞将士，与他们同生共死，士气少衰而复振。蒋百里与蔡锷既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又是好友，对其心思知之甚悉：“公身不魁伟而绝有力。好弈，终夜不肯休，艺之强者，常以精神不继而负。其书法别成一家。公之东下，天下人无不想见颜色。有面谀者既退，公曰：‘咄，不算回事，战胜于国外乃为雄。’”蔡锷有志率军战胜外敌，这正与左宗棠的意愿相同，可惜两位湘籍军事天才始终未曾有过一试身手的机会。

　　六

　　晚清七十年，湘军先起，淮军继起，安徽人锐气十足，长期与湖南人明里暗里较劲。直到1920年，徽籍人杰陈独秀终于表示心悦诚服，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仰慕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问题也就随之而至：“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无论杨度为人如何，却不能以人废言。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底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现在那里去了？”在文章的结尾处，陈独秀欢迎湖南人的精神，出于至诚：“不能说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已经是完全死去的人，因为他们桥的生命都还存在。我们欢迎湖南人底精神，是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欢迎他们奋斗造桥的精神，欢迎他们造的桥，比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所造的还要雄大精美得多。”

　　1921年2月，蔡元培到长沙演讲。途中，一位湖南学者告诉他：“湖南人才，在历史上比较的很寂寞，最早的是屈原；直到宋代，有个周濂溪；直到明季，有个王船山，真少得很。”蔡元培对此作出明确的判断：“我以为蕴蓄得愈久，发展得愈广。近几十年，已经是湖南人发展的时期了。可分三期观察：一、是湘军时代：有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及同时死战立功诸人。他们为清政府尽力，消灭太平天国，虽受革命党菲薄，然一时代人物，自有一时代眼光，不好过于责备。他们为维持地方秩序，保护人民生命，反对太平（天国），也有片面的理由。而且清代经康熙、雍正以后，汉人信服满人几出至诚。直到湘军崛起，表示汉人能力，满人的信用才丧尽了。这也是间接促成革命。二、是维新时代：梁启超、陈宝箴、徐仁铸等在湖南设立时务学堂，养成许多维新的人才。戊戌政变，被害的六君子中，以谭嗣同为最。他那思想的自由、眼光的远大，影响于后学不浅。三、是革命时代：辛亥革命以前，革命党重要分子，湖南人最多，如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是人人知道的。后来洪宪一役，又有蔡锷等恢复共和。已往的人才，已经如此热闹，将来宁可限量？”

　　在近现代中国，蔡元培是公认的教育泰斗，陈独秀是私谥的政治彗星，尽管两人的侧重点不同，前者论人才，后者论精神，但是他们敬佩湖南人意气风发，赞扬湖南人斗志昂扬，实属肺腑之言。

　　七

　　点检湖南人的精神特质，不乏正反两方面的归纳，包括但不限于“霸蛮”“任侠”“敢为人先”“特立独行”“心狠手辣”“好走极端”“喜欢另起炉灶”“乐于汲引人才”“打脱牙和血吞”“以天下为己任”“扎硬寨，打死仗”“危急时站得定”。更形象化的说法也有，笔者总结了以下九条：

　　其一，锤子精神：霸蛮，铁打铁，硬碰硬；

　　其二，骡子精神：刻苦耐劳，负重行远；

　　其三，钻子精神：务实，没有火，就钻燧取火；

　　其四，辣子精神：疾恶如仇，除惡务尽；

　　其五，起子精神：健斗，而且善斗，专治各种不服；

　　其六，链子精神：信赖团队，融入团队，支撑团队；

　　其七，弩子精神：目标明确，趋向极端，虽千万人吾往矣；

　　其八，椽子精神：不畏缩，该出头时就出头；

　　其九，柱子精神：负责到底，即使风雨如磐，也坚挺如故。

　　八

　　湖南人的精神特质披襟可见，湖南人的境界有迹可循。

　　清代山阴人金缨编纂《格言联璧》，其中有“人生四看”之说：“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度，临喜临怒看涵养，群行群止看识见。”个人境界和群体境界均可见于担当、襟度、涵养、识见。自其大者而观之，与天地万物相承接；自其小者而观之，一言一动莫不与平素蕴藉息息相关。

　　曾国藩平生不打诳语，独于家书中屡放豪言：“吾湖南近日风气蒸蒸日上。凡在行间，人人讲求将略，讲求品行，并讲求学术……目前能做到湖南出色之人，后世即推为天下罕见之人矣。”

　　蔡锷笔下也不乏壮语：“总之，我湖南一变，中国随之矣。”

　　乱世残阳下，湖南人的底气何其足，口气何其大；孙中山、蔡元培、陈独秀、章太炎，这些在中国近现代政教学界执牛耳的人物，全都盛赞过湖南人，他们的褒扬何其美，推崇何其高。

　　笔者并不想沿着赞美湖南人“武烈之性，文明之象”的标准线路直达终点。全面展示湖南人的精神境界，既不蔽美亦不掩恶，既不昧功亦不讳过，才是正办。其实，早在同治年间，湘军名将曾国荃就坦然承认过湘人身上存在明显的短板：“吾楚近一二十年来，负闻望者不乏贤豪，迹其岸然自立，本可敬慕，但多欠宽广胸襟，故于圣贤以仁存心、以善养人之学往往差一层……”有个例子很典型：同治三年（1864）三月二十四日，在湘军攻打天京初露胜机的节点，曾国藩写信提醒湘军大将曾国荃：“城内放出之妇幼，迪庵前在九江一概不收，仍送进城内。一则城内饥饿者多可致内乱，二则恐贼之眷口从此得生也。望弟参酌。”曾国藩让曾国荃参考湘军大将李续宾于咸丰年间攻打九江时的老办法，将金陵城内放出的妇孺仍复驱赶回去，以增加敌方内耗，也可防止敌军将士的眷属趁机漏网逃脱。一旦功利占据上风，人道、人性必为之偃息，境界降维势所必然，这还是那位被世人交口称赞的“圣相”曾国藩吗？曾国藩是个多面体，其中标记为“残忍”的剖面触目惊心。曾国荃感叹吾楚贤豪“于圣贤以仁存心、以善养人之学往往差一层”，还真不是故作谦虚，而是客观事实。后来，曾国荃率军打下天京，这座六朝古都所蒙受的浩劫可谓目不忍睹，口不忍言，赵烈文亲临其境，在《能静居日记》中记下了一笔笔细账。曾国荃所承认的在仁心上“差一层”，怎么看，都不止差一层。近代学者杨昌济也曾记下一位外地朋友对湖南人的评论：“湖南人求其能负气者不难，惟性情厚者难得耳。”杨昌济肯定此说“是亦名论”。这就从侧面提醒湖南人：狠辣过头，仁厚不足，固然利于立功，但悖于行道。

　　（王开林：《湖南人的境界》，岳麓书社202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