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馨

　　陈明达先生是著名的中国建筑史学家，在由中国营造学社开启的中国建筑史学研究薪火传承的过程中，是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也是公认的“继梁思成、刘敦桢先生二位学科奠基人之后在中国建筑史研究上取得重大成果的杰出学者之一”，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最近由殷力欣先生主持编辑整理的十卷本巨著《陈明达全集》即将问世，这是我国建筑界和建筑史学界的重要事件。

　　今殷力欣先生邀我为全集作序。在陈先生面前，我是晚辈，作序很不合适，由于从事专业的不同，此前也和陈先生从未谋面，但力欣先生力邀，终感却之不恭。而且，我对陈先生向来是钦敬有加的。早在大学学习时，就知道中国营造学社除了梁、刘二位法式部和文献部的巨匠之外，其手下刘致平、陈明达、莫宗江、卢绳诸先生都是此中大家。也读过陈先生在《建筑学报》发表的几篇论文，如1963年6月《对〈中国建筑简史〉的几点浅见》、1977年与杜拱辰先生合写的《从〈营造法式〉看北宋的力学成就》、1986年9月《纪念梁思成先生八十五诞辰》等，尤其是最后一篇，曾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自与陈先生的外甥殷力欣先生认识以后，对陈先生愈加关注，2010年又得到先生所著《〈营造法式〉辞解》。《中国建筑文化遗产》在2014年陈先生百年诞辰之际出版了先生的纪念专辑……我通过这一系列的学习，进一步加深了对于陈先生学术成就的理解。因此利用这个机会，写下自己的一些学习心得和体会，并以此表达对于学界先哲陈明达先生的尊崇和敬重之情。

　　中国建筑史学是中国史学、史料学、文化学、考古学、工程技术学、艺术学、遗产学、社会学、美学等诸多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中国营造学社自成立以后，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的实物测绘、文献校勘、法式研究、理论分析，用科学的眼光进行系统的研究。陈先生作为刘敦桢先生的主要助手，参与了营造学社最活跃、成果最集中时期的调查研究活动，参与测绘古建筑数百座，绘制了大量实测图和模型足尺图。通过广泛收集材料，深入学习研究问题，一生不懈求索，提出精辟观点，学术成就突出。同时他本人又是“自甘淡泊，不尚虚声”“脚踏实地，循序前进，不尚浮夸，力避空论”，为我们后学者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之所以讲《陈明达全集》的出版是建筑史学界的重要事件，是因为与文学界众多作家林林总总的全集相比，建筑史学大家以往多是出版专著文集，而以全集的形式出版相对滞后许多。直到进入新世纪，才有了一定的进展。2001年，《梁思成全集》在梁先生身后二十九年才得以出版；2007年，《刘敦桢全集》在刘先生身后三十九年才得以出版；《林徽因全集》则是在林先生去世五十七年后的2012年才出版。从1992年起，殷力欣先生即开始协助整理陈明达先生数百万字的文稿和手稿。陈先生去世以后，发现大量的遗作和笔记，殷力欣先生又从1997年7月起与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研究所的王其亨教授及其团队合作，进行了艰苦的整理、考证、校勘、编辑工作，筚路蓝缕，历时近二十年。而编成十卷本《陈明达全集》，前后也耗费了八年时间。因此，本书除见证了陈明达先生的学术成就外，也体现了编辑整理者们呕心沥血的学术历程和出版单位的全力配合。

　　当然，纵观各行业学者全集的出版过程，也面临着市场销路以及技术操作、立项经费、学术观点等诸多问题。以《鲁迅全集》而言，即先后出版过1938年的二十卷本、1958年的十卷本、1973年的二十卷本、1981年的十六卷本和2005年的十八卷本等众多版本。如何保证全集的全而精，收入哪些内容，加之佚文佚稿、信札的不断发现，注释的不同写法，校勘中的不同观点，都成为引人注意的“公案”。而有些全集在编撰过程中因“为尊者讳”而有意回避一些敏感内容的做法也时有所见。还有一些合作文字的著作权争议等，都是全集出版中的常见问题。由此深感编辑一套全集是十分不易的，这也是《陈明达全集》得以出版的可喜可贺之处。

　　我作为长期从事建筑设计的工程技术人员，对陈明达先生除建筑史学研究外在建筑设计方面的实践和理论研究尤其关注。和梁、刘二先生都曾参与建筑设计活动一样，陈先生在1944年任中央设计局研究员，加入中国工程师学会，从事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工作。1948年，陈先生在故乡湖南祁阳陈氏宗祠旧址上规划设计了砖石结构的重华学堂礼堂。他在设计中十分注意环境保护，采取传统手法和西方手法結合的形式，避免简单的符号堆砌。1950年，他又设计、监理了重庆的中共西南局办公楼和重庆市委会办公楼工程，在设计过程中，他曾与邓小平同志交流过意见并达成共识：人民参政议政的公共建筑要雄伟，而机关办公楼要在尽量节俭的基础上追求朴素的建筑美感。目前，陈先生三个建筑设计作品中的两个已被列入第四批中国二十世纪建筑遗产名录。

　　在1986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梁思成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集》中，陈先生以《纪念梁思成先生八十五诞辰》为题发表文章。他在回忆梁先生所著《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一文的同时，也提出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建筑创新的一些重要观点，十分值得我们后学从中汲取营养。

　　梁先生的这篇文章刊于1944年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因未署名而未被收入1982—1986年出版的《梁思成文集》，陈先生作为亲历者向公众披露此文的作者是梁思成先生。陈先生引用梁先生文中“在传统的血液中另求新的发展，也成为今日应有的努力”“欣赏鉴别以往的艺术与发展将来创造之间，关系若何，我们尤不宜忽视”等句，认为梁先生着意强调传统和创新具有重要地位，而“目前，形式与内容似乎又成为热衷讨论的问题，借此重温先生在四十年前的观点，或者也有益于今日的讨论吧”。陈先生根据他的理解，认为梁先生所说的创新“是指建筑‘艺术’的‘精神’或‘风格’（在这里，‘精神’‘风格’是同义词）。而究竟中国建筑的风格是什么样，他没有说，我以为是无法用文字描写传达的，只能在长期生活中逐渐感受、积累和体会——即‘熏陶’。因为，风格不是指某种具体的形象，而是透过全体反映出来的精神面貌，可以意会而难于言传”。

　　由此，陈先生理解梁先生当时虽然为二十年代出现的“宫殿式”建筑高兴，认为那是“接受新科学，采用现代材料、技术，进行新创造的火炬，是显示了中国精神的复兴，为迈出创新的第一步”。但他紧接着指出：“他（梁先生）并不是赞赏‘宫殿式’，不认为那是成功的创作。”他引用梁先生的话说：“因为最近建筑工程的进步，在最清醒的建筑理论立场上看来，‘宫殿式’的结构已不合于近代科学及艺术的理想……在形式上它模仿清式宫衙，在结构及平面上它又模仿西洋古典派的普通组织……它是东西制度勉强的凑合，这两制度又都属于过去的时代……因为靡费侈大，它不常适用于中国一般经济情形，所以也不能普遍。”

　　所以，陈先生结合梁先生《建筑设计参考图集》一书中所提出的“今日的建筑师，不要徒然对古建筑作形式上的模仿”，引申其意——要从中国建筑的某些特点出发，发挥它的精神，而不是模仿它的形象，并由此归纳为：“既说建筑是‘生活思想的答案’，那么适合于自己（生活）应是对新创造的基本要求。”这就像梁先生在该图集的序言中所讲的：“我希望他们认清目标，共同努力的为中国创造新建筑，不宜再走外国人模仿中国式样的路；应该认真的研究了解中国建筑的构架、组织及各部做法权衡等，始不至落抄袭外表皮毛之讥。”

　　陈先生总结梁先生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的三大目标：“首先是为尊重古代传统文化，保护古代遗物；其二是深刻认识古代建筑在工程技术上及艺术上的成就，确认古代建筑的客观价值；其三是为了创造新的，包含着中国素质、智慧及美感，适合于自己（生活）的建筑。”陈先生确信，在这三项当中，最后一项是重点。

　　我以为陈先生《纪念梁思成先生八十五诞辰》一文，应是他在多年深入研究古代建筑法式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建筑工程设计的经验，也是在十分关心建筑设计的前提下，对于当时建筑创作中所涉及的传统与创新、形式与内容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是一篇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论文。陈先生也向我们建筑师提出，这“毕竟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时下重温先哲旧作对我们仍有启发。

　　十卷本《陈明达全集》收录了陈先生毕生的成果和著述，是集智慧和思想于一体的知识宝库，值得我们去学习、钻研、开拓，并将陈先生的成就和学风进一步发扬光大。

　　谨以代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