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

　　黄郛（1880—1936），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浙江绍兴人，原名绍麟，字膺白，日本东京振武学校毕业，1905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任沪军都督陈其美的参谋长兼第二师师长。1923年入阁，担任外交总长，9月改任教育总长。其时鲁迅在教育部任职，他就是鲁迅所说的“我所目睹的一打以上的总长之中”的一个，不过两个人之间没有什么个人的往来。1924年秋，黄郛参与策划了冯玉祥的政变密谋。10月24日政变成功，推翻了贿选总统曹锟，他即临时代理内阁总理，摄行总统职权。摄政内阁虽然存在的时间很短，却做了一件永载史册的大事：修改清室优待条件，永远废除皇帝尊号，清室应即日移出宫禁。把溥仪赶出了皇宫，完成了辛亥革命未竟之业，并宣布开放故宫为公共博物与图书展览场所。1927年5月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黄郛被任命为首任上海特别市市长。1928年2月10日至6月8日任外交部长。1933年日本侵略华北的形势紧张，他被任命为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驻北平应对。1936年12月5日以肝癌去世。

　　《鲁迅全集》里两次说到黄郛。第一次是1919年3月15日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三号发表的《随感录五十四》（署名唐俟）：

　　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

　　这许多事物挤在一处，正如我辈约了燧人氏以前的古人，拼开饭店一般，即使竭力调和，也只能煮个半熟;伙计们既不会同心，生意也自然不能兴旺——店铺总要倒闭。

　　黄郛氏做的《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中，有一段话，说得很透澈〔彻〕：

　　“七年以来，朝野有识之士，每腐心于政教之改良，不注意于习俗之转移;庸讵知旧染不去，新运不生：事理如此，无可勉强者也。外人之评我者，谓中国人有一种先天的保守性，即或迫于时势，各种制度有改革之必要时，而彼之所谓改革者，决不将旧日制度完全废止，乃在舊制度之上，更添加一层新制度。试览前清之兵制变迁史，可以知吾言之不谬焉。最初命八旗兵驻防各地，以充守备之任;及年月既久，旗兵已腐败不堪用，洪秀全起，不得已，征募湘淮两军以应急：从此旗兵绿营，并肩存在，遂变成二重兵制。甲午战后，知绿营兵力又不可恃，乃复编练新式军队：于是并前二者而变成三重兵制矣。今旗兵虽已消灭，而变面换形之绿营，依然存在，总是二重兵制也。从可知吾国人之无澈〔彻〕底改革能力，实属不可掩之事实。他若贺阳历新年者，复贺阴历新年;奉民国正朔者，仍存宣统年号。一察社会各方面，盖无往而非二重制。即今日政局之所以不宁，是非之所以无定者，简括言之，实亦不过一种‘二重思想’在其间作祟而已。”

　　此外如既许信仰自由，却又特别尊孔;既自命“胜朝遗老”，却又在民国拿钱;既说是应该革新，却又主张复古：四面八方几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每重又各各自相矛盾。一切人便都在这矛盾中间，互相抱怨着过活，谁也没有好处。

　　要想进步，要想太平，总得连根的拔去了“二重思想”。因为世界虽然不小，但彷徨的人种，是终竟寻不出位置的。

　　从《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这书名和鲁迅所引这短短的一段中，可以看出作者黄郛的忧国之心和他对国情的深刻思考，鲁迅是完全赞同他这意见的。

　　十五年之后，鲁迅又一次说到黄郛了。那是1933年5月17日鲁迅写的一篇杂文《保留》。文章开头就说：“这几天的报章告诉我们：新任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的专车一到天津，即有十七岁的青年刘庚生掷一炸弹，犯人当场捕获，据供系受日人指使，遂于次日绑赴新站外枭首示众云。”

　　鲁迅看了报纸的报道，立刻写了这篇杂文。他显然是同情投弹者这一方的。杂文的结尾说：

　　我希望我们将加给他的罪名暂时保留，再来看一看事实，这事实不必待至三年，也不必待至五十年，在那挂着的头颅还未烂掉之前，就要明白了：谁是卖国者。

　　从我们的儿童和少年的头颅上，洗去喷来的狗血罢！

　　这话的潜台词就是：投弹者不是卖国者，黄郛才是卖国者。

　　不过，依我说，这个投弹者当然不是受日人指使的汉奸，不是像张敬尧、白坚武那些日本人重金收买的汉奸那样的人。当时的清议多是主张对日强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能容忍委曲求全，认为委曲求全、前往谈判的就是卖国者。

　　日本1931年9月18日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三省。随后成立伪满洲国。1933年更加紧了侵略步伐。当时中日关系的紧张、华北的危急，就在收了这篇《保留》的杂文集《伪自由书》里也有不少反映。如《崇实》一篇，就是议论1933年1月3日，日本侵占山海关后，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于1月17日决定将故宫博物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收藏的古物分批从北平运至南京、上海，以及教育部电令北平各大学“据各报载榆关告紧之际，北平各大学中颇有逃考及提前放假等情……查大学生为国民中坚分子，讵容妄自惊扰，败坏校规；学校当局迄无呈报，迹近宽纵，亦属非是”这两件事。《对于战争的祈祷》一篇，是从1933年2月，日本侵略军继攻陷山海关后又进攻热河，于3月4日攻占热河省会承德这件事讲起的。在日本侵略日益加紧，北平、天津危在旦夕的情况下，黄郛才被任命为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赴北平向日方接洽停战的。他当时接受这项使命是什么心情，在他北上途经上海的时候，和上海《大晚报》总主笔曾虚白的谈话中说得很明白。曾虚白在《一个外行人办报的经验谈》一文中回忆说：

　　膺白先生叙述完了他受命北上的经过之后，更向我解释道：“我这次北上，不光是跳火坑，简直是去拆火巷。日军进逼，正像房屋密集的市区遭遇了大火，无论你有怎样精良完备的消防器材和怎样勇敢熟练的消防人员，要在着火地区内消灭火种是不可能的。目前唯一救急的办法，只有把快烧到的房屋拆掉它，打出一条空巷，不让火源在蔓延过来。”膺白先生愤慨地说：这拆火巷的工作，表面上的破坏，又不能得国人的共谅，他是受了委员长的感召，宁愿蒙无以自白的舆论谴责北上的。膺白先生向我保证说，日本军阀的横蛮，得寸进尺不会有止境，我政府忍辱负重争取时间延缓战火之爆发却有退无可退的止境，因此抗日必战，政府早具决心，现在只争时间之迟早而已。抗战的炮火可以打开笼罩在忍辱谈判上的一片阴霾，膺白先生微笑地表示，他亦可借此引以自慰了。

　　黄郛是以怎样的态度、怎样的心情，在怎样的条件下工作，取得了怎样的结果，我们不妨看看当事人的来往电报。

　　18日南京汪精卫致何应钦、黄绍竑、黄郛电：“北平何部长敬之兄、黄部长季宽兄、并转黄委员长膺白兄：闻膺白兄在天津遇险，至念，祈加意珍卫。美总统申请书想已阅及，国人或又将兴奋，以为得此声援，无须对日缓和。但远水不救近火，此时务须依预定政策，保全平津，徐图转圜。于各国未以实力共同作战之前，不易方针，是为至要。兆铭巧。”

　　21日汪精卫致何应钦、黄绍竑电：“北平何部长敬之兄、黄部长季宽兄：马未、马酉两电敬悉。（1）军费自当尽力筹措，政府存在一日，决一日不放弃责任。其筹措方法，容与财政部商定再告。（2）我军应付方案，政府实难遥制，兹授权敬之、季宽、膺白三兄便宜处置，安危荣辱与兄等共之。即使国人不谅，只求无忝于职，无愧于心，一切皆非所计也。敬复。汪兆铭马亥。”

　　22日汪精卫致黄郛电：“北平黄委员长膺白先生：马亥电计达。欲谋停战，须向对方问明条件，由负责长官决定其可答应与否。弟以为除签字于承认伪国、割让四省之条约外，其他条件，皆可答应。且弟决不听兄独任其难，弟必挺身负责。乞速与敬之、季宽、岳军诸兄切实进行为盼。兆铭养。”

　　22日黄郛电：“南京汪院长：马亥电奉悉。近日对方态度骤变，本晨已另电详告，想蒙钧阅。连日专制造小问题迫我，并无条件提出。略取平津虽尚未必，而包围平津迫我接受严酷之条件，不可不防，现正在慎重应付中。电稿未毕，闻天津日司令要求北宁路备车，明日要运兵五百名来平护侨，按《辛丑条约》无法拒绝，敬之兄约晚间召集会议，商筹应付，附闻。郛祃。”

　　22日黄郛电：“南京汪院长、南昌蒋总司令：抵平五日，危疑震撼，不可言喻。自美国申请书发表后，日方态度骤变，既往工作尽付流水，赵敬时案又适逢其会而发生。昨晚敬之兄召集军事会议，已决定在白河线作最后抵抗，但平津若动摇，则前在沪所商定之六百万，事实上又成空话。财政如无新途径以资接济，而维军心，则全部华北情形将不知纷乱至何程度，应请中央预为注意。郛等进止，尤须请示。北平既入战区范围，政整会自无工作余地，现虽尚未成立，拟至必要时即随军事机关转进，或即南旋面陈经过，如何盼复。郛养。”

　　22日电：“北平黄委员长膺白兄：效（19）辰电悉，多日未接尊电，得此甚慰。接敬之哿（20）亥电：‘敌军仍向我三河撤退之宋部猛攻，飞机频来北平威胁。’就昨今两日情况观察，敌人进攻平津之企图并未停止，未审实况如何？已迭电敬之，凡熊哲民等与前途一切接洽，均须与兄等遇事相商，妥为应付，措辞之间，切勿稍有两歧，想兄与敬之亦必常有晤商矣。一切情形切盼日有电示，以慰远念。中正养。”

　　23日电：“南昌蒋总司令勋鉴：时局至昨日极险。军心不固，士气不振，内幕又不堪问。日方决定本晨拂晓大举进攻，故一时不得已预备军政两机关移驻平汉线。兄思平津一失，中央政局亦必动摇，财政无办法，粮饷接济之源绝，平汉、平绥、北宁、津浦各线之交通枢纽尽落敌手，国土变色，地方糜烂，溃军且将波及豫鲁，种种不堪设想之后患，均意中事。且昨日得精卫电略称‘只要不涉及承认伪国、割让四省问题，一切条件均可商订’，并称‘决不使兄独任其难，弟必挺身而出，共同负责’等语，故于临出发移驻之前，思为最后之努力。于昨午夜十二时赴一私友处，不露声色，与中山代办、永津陆军武官、藤原海军武官彻夜讨论，天明始归，商定结果已与敬、季二兄联名另电详达。想蒙接洽事机迫切，间不容发，未及事先电商，至为惶惧。好在交涉仅以停止为范围，条文上能加意审慎，当不至受大指摘。然而兄泪内流，兄胆如裂，想吾弟亦必能想象也。特闻，盼复。郛梗。”

　　24日电：“北平何部长、黄部长、黄委员长：漾辰电悉。事已至此，委曲求全，原非得已，中正自当负责。惟停战而形诸文字，总以为不妥。且将来协议条款必有种种难堪之苛求，甚或东北三省及热河字样亦必杂见其中，无异割让之承认，尤为可虑。顾停战协定，即非议和条约，最宜题界划清，极力避免，此则惟赖兄等慧心运用耳。日人狡猾成性，当谈判进行之际，且恐波折层出，忽软忽硬，乍阴乍阳，极威迫诱惑之能事，尚盼趁此时机，激励士气，重整军容，以备最后之牺牲为要。中正迥申。”

　　25日电：“北平黄委员长膺白兄：梗电敬悉。忍辱周旋，为国苦心，实深感佩。惟弟始终不信倭寇有休战诚意，尤在威胁吾人使之自动撤退，俾其唾手而得北平也。至于协定一节，总须避免文字方式，以免将来引以为例，其端由吾人而开也。否则万不得已，最多亦不可超过去年淞沪之协定，绝不能涉及伪国事实之承认，以及东四省之割让与界限问题，故其内容及字句必须加意审慎。鄙见所及，于昨复兄等漾电业已详述之，惟赖兄匠心独运，使之得当耳。以后周折必多，应付甚难，故于谈判时期，城防设备尤应加紧，最高无上之决心不可须臾忽忘，弟以为不有一北平死战，决不能满倭寇之欲，亦不能得国人谅解也。中正有申。”

　　27日黄郛致电：“南昌蒋总司令勋鉴：有申电奉悉。停战协定，岂兄所愿，因廿一晚开军事会议，聽各将领所表示，知危机已间不容发；廿二日晨日使馆又由津增兵两连，而前线各路急报频来，城内反动团体复跃跃欲试，津埠暴动相应而起，一时人心恐慌，秩序大乱。其时环境之险恶，较之当年在济南退城时之程度，有过之无不及。在平同人见大势已去，认弟电所称‘最后关头’已至，决定一面守城，一面将军政最高人员暂移驻长辛店，然犹虑离平以后，华北局面必至不堪设想，故迟迟未发。延至晚间十时，得汪院长养电略称：‘欲谋停战须向对方问明条件，其可答应与否，弟以为除签字于承认伪国、割让四省之条约外，其他条件皆可答应。且弟决不听兄独任其难，弟必挺身负责。乞速与敬之、季宽、岳军诸兄切实进行’等语。得电时敬之兄正与徐军长研究城防，岳弟未在侧，乃与季宽兄密商。时已深夜十一时，不容有踌躇之余地。遂决然偕李择一君，电约中山代办永津武官至某私人宅会谈，直至次晨六时始散。彻夜周旋，心酸胆裂，勉获缓和，重留北平。今后谈判进行，自当遵嘱认定以停战条件为范围，伪国承认问题，双方均非疯狂，深信决不至涉及。盖局部军事长官所派之代表，其资格并不足以代表国家，何得议此有关领土完整之政治问题？所当注意者，条款文句之间，彼等或用偷关漏税之狡猾手段，插入满洲国境线等之字句，为将来交涉东北本问题之伏笔，此则当时时防范耳。总之，弟既强我以肩此重任，弟必给我以同等信用。兄山居六载，虽不敢谓已达悲智双修之域，然自信悲愿决不至卖国，智慧决不至误国。深盼彼此把握住既定之方针，勿为外来蛊惑之词所蒙蔽，更勿为南来不稳之消息所动摇。盖国际援助一层，以兄平素所具之国际常识判断，敢断其不过一片空言，让百步言之，其实际之援助为时必甚迂缓，远水不救近火，为量必甚微薄，杯水无补车薪者也。至南部情形，彼等早已决策，所谓‘你东我西’，无论如何无可避免，惟有用种种方法以图应付。至尊电所谓‘应下最高无上之决心，以求得国人之谅解’一语，则兄尤不能不辩。两年以来，国事败坏至此，其原因全在对内专欲求得国人之谅解，对外误信能得国际之援助，如斯而已矣！最高无上之决心，兄在南昌承允北行时早已下定，无待今日。兄至今迄未就职，弟如要兄依旧留平协赞时局者，希望今后彼此真实的遵守‘共尝艰苦’之旧约，勿专为表面激励之词，使后世单阅电文者，疑爱国者为弟，误国者为兄也。赤手空拳，蹈入危城，内忧外压，感慨万端，神经刺乱，急不择言，惟吾弟其谅之！并盼电复。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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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黄郛写的这些电报里可以看到他是如何与强敌周旋，尽量设法减少和避免国家的损失。忧国之心和写作《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那时一样，不同的是，那时只是书生论政，而这时是担负了挽救国家危亡的重大责任。

　　这一次和日本人交涉的结果是签订了“塘沽协定”。“塘沽协定”《辞海》有词条：“1933年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丧权辱国的协定。是年3月，日本侵略军占领热河（治今河北承德市）后，大举进攻长城各口，直逼平津。5月31日，国民党政府派熊斌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停战协定。根据协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县（今北京市通州区）、宝坻、宁河一线以西以南地区，并划上述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地区为非武装区域。这样，国民党政府实际上默认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东三省及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今内蒙古库伦旗西北）、察北（今河北西北部）、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便利了日本进一步控制整个华北。”

　　鲁迅两次写到黄郛。《新青年》时期，他是把黄郛视为文章知己；十多年后再写黄郛，却是持一种否定的态度了，这反映了鲁迅思想前期后期的不同。

　　顺便讲一下《鲁迅全集》注释里的黄郛。《鲁迅全集》第一卷，第三百六十二页注〔5〕：“黄郛，（1880—1936）字鹰白，浙江绍兴人，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曾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后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一书，1918年12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这里所引的一段文字，见于该书第三编。”

　　又《鲁迅全集》第五卷第一百五十一页注〔1〕：“黄郛，（1880—1936）浙江绍兴人。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等职。1928年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因媚外辱国，遭到各界的谴责，不久下台。1933年5月又被蒋介石起用，任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

　　他1928年2月10日继伍朝枢任外交部长，6月8日辞职，由王正廷接任。2月21日他以国民政府新任外交部长身份发表对外宣言，宣言提出国民政府今后与各国周旋的标准有六点：（一）废除不平等条约，于短期内与各国开始商订新约，“以平等及相互尊重领土主权为基础”；（二）新约未定前，国民政府准备与各国维持并增进亲善关系；（三）按照国际公法尽力保护居留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四）各地方与外国政府、外国公司或个人订立的条约，经国民政府参与或许可者，均认为有效。其各国间关于中国方面的任何条约协定，经国民政府参与者，亦认为有效；（五）设法解决重要悬案；（六）对于干涉中国内政或破坏中国社会组织的国家，国民政府为保全本国生计，“不得不采施行最适宜的应付方法”。

　　4月16日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葡萄牙驻华公使毕安琪重订新约照会声明：1887年12月1日在北京签订的《中葡通商条约》已不适用于现在中葡两国的政治经济商务情形，提议于本月28日该约期满后，由两國派员重订新约。北京政府亦于28日照会葡萄牙公使提议重订新约。

　　4月20日日本政府发表二次出兵山东声明书，即将驻天津日兵五百人开往济南（4月21日到），同日青岛日本海军陆战队五百人上岸。4月21日黄郛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身份照会日本外务大臣田中义一，抗议日本出兵山东。4月26日黄郛更驳斥日本出兵山东声明。

　　5月1日国民革命军进占济南，日军寻机挑衅，制造济南惨案，惨杀我外交人员蔡公时等十七人。

　　日本制造济南惨案的目的是阻碍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破坏中国统一的事业。当时国民政府一度考虑放弃继续北伐计划，准备让全军南撤。黄郛以为不可，力主绕道继续北伐，他建议：“不撄蛮横日军之锋，绕道渡黄河以完成北伐，统一中国，再图其他。”日本人在济南的举动，是错误地估计中国军队非控制津浦铁路就不能前进。不了解北伐军既无重兵器，所需运输力量有限，粮食可经运河输送，离开铁道仍能进军。国民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决定各军退出济南，分五路渡河北伐，使日军无法阻挠。5月5日黄郛离济南赴党家庄，临行宣布除负责维持治安者外，所部各军均撤离济南，绕道渡河北进（时黄河桥已不能通过）。黄郛是在处理完了这件事以后，6月8日被免去外交部长一职，由王正廷接任。

　　（附记）这一篇是我早几天看了岳麓书社《亦云回忆》之后，才起意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