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延国

　　我对柳鸣九的认知始于罗新璋。2004年暑假，罗新璋从北京寄我一信，里面附有柳鸣九手书的唐、宋诗人名句四种，且写有赠语。其一为：“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柳一村芳名，源出陆游诗《游山西村》，特录以赠。罗新璋。”其二为：“清溪清我心，水色异诸水。借问新安江，见底何如此。柳清兮芳名，源出李白诗《清溪行》，特录以赠。罗新璋。”其三为：“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柳相宜芳名，源出苏轼诗《饮湖上初晴后雨》，特录以赠。高慧勤。”其四为：“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柳觉晓芳名，源出孟浩然诗《春晓》，特录以赠。高慧勤。”

　　柳鸣九和罗新璋、高慧勤伉俪都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大学外语系同届同学，柳鸣九和罗新璋同班，学的是法语，高慧勤学的是日语。八十年代，罗、高跟随柳的步伐，陆续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由同学转而成同事，情谊由是更上层楼。罗新璋在信中告诉我，柳鸣九、朱虹伉俪拟赴美国探望四位孙女。柳鸣九嘱他将上面的内容以毛笔写成四张条幅，打算带到美国送给孙女们。罗新璋说，自己虽然被社科院的同事们誉为“书法家”，但只能用毛笔写写小字，大一点的字写不了，只好委托我这个远在长沙的朋友代劳。于是，我便花了好几天的工夫写就，连同柳鸣九的手书，一起打包邮寄给了罗新璋。

　　我原本以为柳鸣九只爱好法国文学，殊不料他对中国文学亦同样热衷。四个孙女，芳名全都由他取定，而且个个都发源于唐、宋两代的著名诗人，即是佐证。其实，他对中国文学的别有厚意完全在情理之中。“柳鸣九”中的“鸣九”二字不正是源于《诗经·小雅》中的《鹤鸣》吗？“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译成现代汉语，便是“幽幽沼泽仙鹤唳，鸣声响亮上云天”。柳鸣九的父亲曾挟厨艺而云游华夏，眼光甚为开阔，来往的友朋中肯定不乏文化人之辈。因此当儿子呱呱落地之时，父亲和友人们经过一番探究，“鸣九”两字便成了襁褓中幼童不同寻常的符号。孩提时代的柳鸣九时不时地和父亲身边的文化人打打交道，特别是在长沙市一中就读期间，著名记者严怪愚是他的语文老师，耳濡目染之下，中国文学的种子自然在他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而且也为他青壮年时期乃至鲐背之年的笔墨耕耘奠定了格外坚实的基础。

　　后来的柳鸣九果然不负父亲的厚望。1953年7月，他脱颖而出，一飞冲天，以优异的高考成绩，从地处长沙清水塘的长沙市一中出发，过长江、跨黄河，直奔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经过红楼中四年的学习，他又以不同凡响的表现，进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到了冯至、钱锺书、何其芳、蔡仪等人的麾下。二十五年之后，即1978年11月，柳鸣九在南国羊城再一次横空出世，一鸣惊人，以五六个小时之久的长篇报告，去伪存真、剔粗取精，别开生面地还原了西方现当代文学的本来面貌。

　　从那以后，柳鸣九开始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聚焦在一个“书”字上：编书、著书、译书。他以“推石上山”的勇气，以“蚂蚁啃骨头”的毅力，以“我劳作故我在”的精神，苦心孤诣、持之以恒地营造着一个“人文书架”，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他編选或主编的书呈三种类型：一是著名思想家、文学家研究，如《萨特研究》《马尔罗研究》等；二是文学作品，如《法国心理小说》（三卷）、《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七十卷）；三是著名作家文集或全集，如《雨果文集》（二十卷）、《加缪全集》（四卷）等。他写的书同样涵盖三个方面，首先是学术专著，如《法国文学史》（三卷）、《自然主义大师左拉》等；其次是评论文集，如《法国二十世纪文学散论》《法兰西文学大师十论》等；再次是文学散文，如《巴黎散记》等。他译的书亦是朝三个方向辐射，第一是文学理论，如《雨果文学论文选》等；第二是小说，如《莫泊桑短篇小说集》《局外人》等；第三是儿童文学，如《小王子》等。

　　柳鸣九所编、所著、所译的书无一不是学术富矿，其中两部扛鼎之作尤为耀眼。一部是《萨特研究》，另一部是三卷本《法国文学史》，前者令我们对法国著名思想家萨特有了更全面的知晓。尽管萨特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过中国之行，但了解其人者并不多。柳鸣九在编出五十万字的《萨特研究》之后，写了一篇长达两万字的序言，题为《给萨特以历史地位》，对其进行了充分的肯定。由是石破天惊，学界人士将“中国萨特研究第一人”的桂冠稳稳地戴在了柳鸣九的头上。后者，即《法国文学史》，发笔于七十年代初，一百二十万字的巨制将法国文学全过程进行了精确的梳理和科学的勾勒，被钱锺书赞曰“已超越老辈专家”。时至今日，该书依然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多卷本别国文学史和公认的权威学术读物。

　　对笔者而言，最能扣动自己心弦的是柳鸣九的翻译理念，其翻译理念囊括四个内容：一曰翻译目的，二曰翻译圭臬，三曰翻译技巧，四曰翻译标准。柳鸣九认为，翻译的目的就是要让译作成为“常青树”，能够“经得起时间淘沥”，能够“一版再版”，长销不止。翻译的圭臬是指翻译的语言必须做到“用得其所，一字千钧”。译作中的每一个字都应当用得恰如其分，都能够体现相当的力度，有文采，有美感。只有这样，翻译出来的文学作品才会像文学作品，甚至成为优秀的文学翻译作品，因为“优秀译本的文字，首先就应当是经过不着痕迹的修饰、经过反复锤炼的文学语言”。翻译的技巧则是在翻译的运作中，“对色调的轻重、浓淡做点自己的手脚”，或曰添加“油盐酱醋”，不过这种添加绝非“随心所欲、毫无节制”。如果原文是一锅“清淡的高汤”，译文就无论如何不能变成一盆“浓油赤酱”。换言之，即是译者务必“先拿准”原文的“全篇精神”，再决定进行翻译转换的“分寸与手法”。

　　对于翻译标准的拿捏，柳鸣九表现得格外慎重和缜密。他指出：严复在十九世纪标榜的“信、达、雅”三字标准，“为中国的翻译事业圈出了第一个宽阔的平台”，然而在翻译实践中却形成了不少软肋。比如对“信”的绝对盲从，使“达”和“雅”受到“忽略与损害”，译文成了“硬译”产品，即“语法上的欧化与语调上的翻译腔”，令人难以接受。“信”的结果，只不过是原文的“近似”，原文“字面背后的思想、感情、声音、节奏”很难彻底传达。有鉴于此，柳鸣九转而倡导钱锺书二十世纪提出的“化境”论。他认为，“化境”论具有“坚实的哲学基础，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延伸与发展，也是中国翻译事业更进一步、达到丰富多彩新景观的有效途径”。

　　2017年，柳鸣九在北京专门组织了一个“译道化境论坛”，十多个语种的近四十位翻译家闻讯而来，济济一堂，畅所欲言，慧思迭出。大家与柳鸣九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一致推崇钱锺书的“化境”论，认为完全可以将其作为“翻译新标准”推而广之。众所周知，“化境”论是钱锺书在1963年撰写的《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提出来的，该文刊发于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6月《文学研究》第一期。钱锺书在这篇文章中称：“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人或问，翻译实践何以进入“化境”？柳鸣九答曰：“先把原文攻读下来，对每一个意思、每一个文句、每一个话语都彻底弄懂，对它浅表的意思与深藏的本意都了解得非常透彻。然后，再以准确、贴切、通顺的词汇，以纯正而讲究的修辞学打造出来的文句表达为本国的语言文字。”柳鸣九的这番说法无疑是使“最高理想”化作真正现实的一剂良方。

　　2018年，柳鸣九荣获中国翻译界最高奖即“翻译文化终生成就奖”，这一年，柳鸣九整整八十四岁。从童年时期对中国文学的爱好到耄耋岁月对世界文学的传播，几十年的打拼，几十年的淬炼，这个奖项可谓实至名归。

　　晚年的柳鸣九，为了“送小孙女柳一村一个礼物”，将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小王子》译成了中文，善画的柳一村为这本译作配上了美丽的插图。文图并茂的双柳联袂新作于2016年8月由海天出版社隆重推出。逖闻之下，自以为毛笔字书写日有所进的我，立马生发出一种念想：将以罗新璋名义赠送柳一村的陆游诗句重写一遍，通过罗新璋转交柳鸣九。惜乎，迟迟未能动笔。2022年2月22日，八十六岁的罗新璋撒手人寰，我的这个念想便落空一半。2022年12月15日，八十八岁的柳鸣九驾鹤西行，我的这个念想则完全落空。而今，遥望朔方，低吟着孟浩然、李白、苏轼、陆游的名句，我不禁潸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