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2月18日，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院礼堂，人民出版社举行成立大会。重建初期的人民出版社，与出版总署在同一个院内办公，出版总署党组书记、办公厅主任胡绳兼任社长。人民出版社共有来自新华书店总管理处、出版总署编审局、三联书店的编辑和出版人员二百一十九人，其中编辑部门六十三人。1951年3月至1956年7月，又从上海分三批先后调进三十余名知识分子，充实了干部队伍。1950—1966年，人民出版社率先制定并使用编辑职衔，以利于加强对编辑人才的培养、考核和合理使用；建立行之有效的制度规范编辑工作流程，使编辑人员有规可依；鼓励编辑人员多方学习，为其成长营造良好氛围；编辑《出版周报》《走廊》等内部刊物，促进编辑人员交流经验；开展“比学赶帮”活动，鼓励编辑人员提高业务水平；定期举办错误展览会或编辑工作交流展览会，使一大批编辑人才在这里成长起来。
一
1950年10月28日，出版总署发布《关于国营书刊出版印刷发行企业分工专业化与调整公私关系的决定》，其中明确规定了人民出版社的性质、任务、组织以及与其他出版社的关系等，第十条指出：人民出版社的组织应包含社务委员会及编审、出版两主要工作部门。第十一条指出：人民出版社对一切公私出版社应负协助或指导之责，并可委托其他出版社担任加工。为调整出版业的工作关系起见，可发起举行定期的编辑出版座谈会，交换关于出版方针、政策方面的意见，交流工作计划和工作经验，以提高业务水平，并避免重复混乱的现象。
作为国家首要的出版机关，且对一切公私出版社负有协助或指导之责，人民出版社率先制定并使用编辑职衔。1950年12月21日至22日，即重建三天后，人民出版社召开第一次社务会议，决定按编辑的工作能力评定编审、编辑及助理编辑。1951年1月25日，人民出版社召开第二次社务会议，通过聘请编审、编辑和助理编辑人员名单：臧克家由编辑升为编审，翟一我等九人由助理编辑升为编辑，梁涛然、徐律等九人新确定为编辑，另有三十三人新确定为助理编辑。
1953年4月，《人民出版社组织条例》经出版总署批准试行，其中规定“编审由本社呈准出版总署聘请之，编辑和助理编辑由本社社长聘请之”。
1956年6月，结合评定工资级别，人民出版社制定《编辑人员职衔暂行条例》，对见习编辑、助理编辑、编辑、编审等各级编辑的条件，“编辑职衔评议小组”的组成、评定和任命程序等作了规定。此后由于种种原因，二十五年后的1981年，人民出版社才重新启动编辑业务职称评定工作。
人民出版社在实践中不断摸索评定编辑职衔（后改为“职称”）的办法，有利于加强对编辑人才的培养、考核和合理使用，促进编辑人才努力钻研业务，充分发挥编辑人才的积极性。
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出版社建立了“三审三校”、书稿档案管理等行之有效的制度，使编辑人员有规可依。
1952年6月，人民出版社成立由社内编辑骨干和社外专家组成的编辑委员会，负责审读重要书稿、讨论编辑方针和选题计划。1952年8月1日和8日，編辑委员会通过《关于改进编辑出版工作的几项决定》《关于书稿编辑、出版工作基本程序的规定》《关于编制出版计划的暂行规定》等，明确书稿采用的质量标准、编辑工作的方针和任务，提出“一切书稿至少须经过三次审查”、“至少须经过四次校对”（其中作者校对一次），即后来通行至全国的“三审三校”制度。
1954年12月，人民出版社又制定了《各级编辑工作人员的基本职责》《书稿审读办法》和《书稿加工整理办法》。1959年2月，为提高书稿质量，社党委会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加强编辑、出版工作制度的补充规定》。1959年9月，通过总结几年来的实践经验，并根据社里实际情况，重新制定《人民出版社关于书稿编辑和出版工作的基本规定》，有利于编辑人员熟悉工作流程，提高业务水平。
人民出版社还规定，为防止书稿丢失或下落不明，凡是进出版社的书稿，先送到总编室稿件科登记，然后分送到有关编辑室。随书稿附有一页登记单（后又建立了责任卡），明确标注在所有环节停留的天数，以备事后检查、总结。将书稿档案与文书档案分开，确定书稿档案以书名立档，按照编辑工作流程编排，包括选题，组稿，责任编辑、编辑室主任和总编辑的三级审读意见，与著译者的来往信件、电话记录、访问报告，向上级的请示报告、重要的读者反映和评论，质量检查记录以及著译者修订意见等。1986年国家档案局颁发的《出版社书稿档案管理办法》就是以人民出版社的办法为蓝本的。
三
1950—1959年，社长胡绳主要在出版总署工作，日常编辑工作主要由副社长兼总编辑王子野负责。1959—1966年，王子野任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1952—1966年，先后增任叶籁士、曾彦修、冯宾符、陈原、范用等人为副总编辑。1950—1966年，人民出版社编辑人才济济，如史枚、陈珪如、何封、刘执之、宋家修、李稼年、陈逸园、郭从周、舒贻上、张郁兰、朱南铣、杨静远、林言椒、邓蜀生、林穗芳、王以铸等。对于新编辑，人民出版社实行“传帮带”模式，新编辑先在校对科实习，再按专业分到编辑室，指定一个老编辑做指导老师。老编辑们经常主动向年轻编辑传授经验，如历史编辑室的朱南铣主动为年轻编辑开讲座，系统介绍中国古籍知识和工具书的应用。陈原要求马列著作编辑室的年轻同志系统了解马列著作，并开列书单。范用用行动做给年轻编辑看，然后再说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有什么好处，让年轻同志理解工作的要求和责任，他领导重新整理书稿档案时，利用晚上和星期天把总编室的年轻同志召集起来，有问题大家一起商量解决，干得顺手时，他会唱歌，有时从进出版社大门一直唱到办公室。天才编辑珀金斯曾这样评价查尔斯·斯克里伯纳出版社总编布劳内尔：如果一个年轻人在他身边工作几年，还不能成为合格编辑的话，那这个年轻人就没有能力做这个工作。王子野、范用等人也当得起如此评价。
人民出版社不同编辑室有自己的业务培训，并经常组织年轻编辑学习党史、中国革命史、外语等，还不时请专家学者来社里讲时事或有关专业方面的知识，帮助大家了解当前形势和各专业领域的研究成果。例如，1951年，在东总布胡同10号院出版总署、人民出版社共用的饭厅里，叶圣陶、吕叔湘等人主持语法修辞讲座，大家踊跃参加。郭沫若、范长江、胡愈之、陈家康、乔冠华等人为大家讲解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历史编辑室邀请翦伯赞、侯外庐、黎澍、罗尔纲等史学家来社里讲学，其中罗尔纲浓厚的广西口音大部分人听不懂，陈原自告奋勇为他当翻译。年轻编辑们还曾听郑文光讲“怎样飞离地球到宇宙中去”，听吴运铎讲军工事业，听戴文葆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听李子克讲校对业务，听张亚清在秋白纪念堂（出版总署大操场边上的一间教室）讲怎样欣赏、阅读文学作品，还曾在出版总署大礼堂观看昆曲《牡丹亭》等演出。1957年初，社里举办由王志涵讲授的德语学习班，编辑们积极参加，其中就包括总编辑王子野。此外，社里还鼓励年轻编辑在工作之余外出学习，甚至投考大学。如吕异芳编辑《尼赫鲁传》时，曾在外交学院旁听苏联专家讲授印度史半年。马列著作编辑室的张光璐曾参加中苏友协举办的俄语翻译讲习班。办公室宣传科的李梅甫获批投考大学，社里不仅为他提供了一个月复习时间，还专门聘请两位老师系统地指导他复习。
人民出版社特别注重提高编辑人员的业务能力，对编辑撰写审读意见和内容提要有严格要求，总编辑在终审书稿时还要审读编辑撰写的内容提要。王子野经常在一审和二审的审读报告上写明自己的意见，或给予鼓励，或提醒需注意事项，并经常动手修改编辑撰写的内容提要，有时改动大到几乎相当于重写。范用经常自己动手设计装帧，还经常提出构图意见，或在下发设计通知单时附上他创意的铅笔示意图，让美编按他的创意布局、绘制。当时编辑工作中凡有处理得好的事例，比如审读意见写得好，给作者的回信写得好，或者一起书稿方面的纠葛处理得好等，都经常在全编辑部通报，或由社领导在大会上讲评；如果处理得不好，就有可能受到批评。编辑们写审稿意见时很紧张，总要反复思考，多方查找论据，害怕写得不像样子，弄不好还可能挨“克”，这促使年轻编辑从生动实际的事例中学习怎样做好编辑工作。
1954年，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关于改进人民出版社工作狀况的报告》，指出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出版工作已有改进”，但还存在很大的缺点，提出了改善人民出版社工作的意见和办法。1954年10月中旬检查工作结束后，王子野、陈原等社领导带队，分别到华东、中南和东北等地访问，联系作家，组织稿件，开阔了编辑们的眼界。人民出版社还有个制度，即编辑出去组稿或访问作者后，要把组稿情况、作者对出版社的意见建议等记录在一个本子上。社领导过目并在所写情况上加批语、画重点，有时还在职工大会上表扬或批评，鼓励编辑们积极出去组稿。
人民出版社在重建之初即设有资料室，不仅收藏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献资料，而且有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藏书。外文方面有许多辞书、百科全书，还获赠一套苏联的《真理报》。此外，还收藏有革命战争年代的早期报刊，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大报、党刊、哲经史研究刊物等。人民出版社有编辑读书制度，规定编辑每年有一个月时间集中读书。年轻编辑初到期刊校对科时，收到的见面礼是范用给的学习书目。他们早上六点多就到单位，在上班前学习一个小时。吃过晚饭后再回到办公室学习，一般九点才回宿舍。王子野小学毕业后即参加工作，靠着持之以恒地自学而成才。1959年在人民出版社编辑座谈会上他指出，做编辑的除了本行之外，还可以学点文学、自然科学、语法、逻辑和外语。学习的方法是自由读书，没有准备的讨论会绝不要开。
四
1951年１月８日，人民出版社内部刊物《出版周报》创刊。“发刊的话”指出办刊宗旨：通报情况，交流经验，指导工作。《出版周报》刊载上级有关编辑出版工作的指示，选登读者对出版物的批评与建议以及社内人员对编辑出版工作中失误的检查，例如刊出有关编辑、校对人员对“新华时事丛刊”的编辑工作、书刊中重大校对错误等的检查和认识，有利于提高编辑人员的业务素质，培养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1952年，戴文葆指出以人民出版社名义出版的《保卫和平》杂志在译文、译名、编排、校对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被副社长华应申发表在《出版周报》第四十一期上。
1953年3月27日，人民出版社内部刊物《内部通报》创刊。社长胡绳规定了办刊宗旨：督促检查社内各项计划的执行，检查出版物的质量，交流工作经验，使各方面对社内工作的意见为全社工作人员普遍知道，以便不断改进工作。
1954年10月13日，人民出版社内部刊物《编辑工作》创刊，其中开辟了《书稿审读意见选刊》栏目。第一期上发表了陈原和戴文葆的复审意见，此后陆续发表了一些同志的审读意见。
人民出版社还编辑有内部刊物《走廊》。范用从写得较好的审读意见和加工报告中选出几件，授意总编室编成《走廊》，贴在走廊里的黑板上供大家阅读，一星期后收下原稿归档。后来为便于大家保存，改为油印，发给各编辑室。《走廊》1964年第十一期发表了吴国英写的介绍普列汉诺夫《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一书中译本编校情况和经验的文章，1964年3月26日被胡乔木看到。胡乔木写信给王子野，王子野立即将胡乔木的信刊登在《走廊》1964年第十五期。
除内部刊物外，人民出版社还编有针对编辑人员的内部读物。1964年2月，为提倡编辑人员刻苦钻研编辑出版业务，树立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做好编辑工作，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内部读物《编辑手册》。
五
1964年3月26日，胡乔木在《走廊》上看到吴国英的文章，致信王子野，称为吴国英认真负责、不怕困难和麻烦、不盲从外国和权威的精神而深深感动。他说这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精神在编辑工作中的体现，很希望这种精神为所有编辑工作者学习，更希望所有著书、编书、译书的同志们也能学习这种精神。4月22日，王子野在全社工作人员大会上提出开展“比学赶帮”。王子野指出，“十步之内，必有芳草”，“比学赶帮”既要向当代先进人物学习，也要向社里十九位先进工作者学习，然后向周围所有同志学习。他指出各部门乃至每个人都应制订规划，切实可行的几条也就够了。他还提倡“三风”“一严”，即勤俭朴素的作风、谦逊团结的作风、踏实细致的作风和一切从严。
吴国英之所以受到胡乔木的表扬，主要因为他对《论艺术》中译本的编辑加工堪称“纷繁复杂”。一是该书原文有多种版本，他采集各种版本择优选用。二是对于作者大量引用的资料和哲学、美学、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等方面的典故尽量重新加注，或采用或改写原书原有的注，有中文版的引文尽量查明出处。三是将附在原书正文之后的作者手稿、原稿和异文安排在正文的相应段落，并用特定的注码标明。四是编制人名索引和译名对照表。为了编辑加工该书，吴国英跑了几个大图书馆，翻遍辞典和百科全书。为了查找其中泰纳两段引文的出处，他致信向傅雷、钱锺书、朱光潜、罗大冈、张仲实、柳鸣九等学者专家请教，收到钱锺书、柳鸣九、罗大冈、朱光潜的认真回复。
《论艺术》中译本发稿于1964年2月，王子野在吴国英的“加工情况”上写下批语：“这部书的加工工作做得非常细致，费了大量的劳动。一个好的编辑应当这样工作。当然我们现在的人力有限，每种书都这样做是困难的，但是重点书还是需要这样做的，哪怕费力多也值得。”王子野推崇学者型、专家型编辑，在他的心目中，好编辑应该像中华书局的周振甫，在长期从事编辑的学科领域里能够著书立说，还能到大学相关的领域授课。所以，他对吴国英的做法极为赏识。但在4月22日全社工作人员大会上，王子野从出版社整体运行的角度出发，不赞同吴国英的做法：如果任何一部书稿的校订、查对、加注工作都由编辑部包下来，势必造成积压书稿，许多书出版不了。更为重要的是，王子野提出了一个更本质的问题，即编辑的定位问题，编辑和出版社更应该做些什么？他认为提高书稿质量編辑是有责任的，但是首先必须依靠著者、译者、编者的努力。《论艺术》的校订、查对、加注工作本应由译者或校者做，但吴国英代替译者或校者做了。这样的做法只能偶一为之。今后除了加强编辑工作，还应当推动译者、编者、著者也积极改进自己应做的工作，多方努力才能达到书稿质量的普遍提高。事实上，认真负责的译者也不是没有。出版社要依靠两条腿走路，在社外团结一批认真工作的译者、编者、著者，在社内培养出更多的好编辑。
编辑的主要职责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王子野早有深刻的理解。1962年11月20日，王子野在全社编辑人员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指出，编辑的任务首先是做好书稿的评判员。审读书稿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从书稿中发现人才，“当编辑不要埋没人才”。编辑与著译者要各负其责，编辑用大部分力量注意书稿的思想内容，技术工作尽量要求著译者去做。
六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闻出版事业在探索中前进。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毛泽东审阅后，认为必须使任何文件、报告、报纸和出版物都能用正确的语言来表达思想。6月23日，人民出版社社长胡绳在编辑部会议上作了题为《为提高出版物的质量而斗争》的发言。8月，中央新闻出版机关开展消灭错误运动。8月28日，胡乔木在第一届全国出版行政会议第二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改进出版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
1951年8月底至9月下旬，人民出版社开展“消灭错误、提高出版物质量的检查工作运动”。全体工作人员在近一个月时间里检查了二百六十多种书刊，其中部分书刊从头到尾一字一句检查，部分书刊抽查几章或几篇，翻译书大都对照原文抽查几段。人民出版社将检查出来的错误，一一列举原件，在会议室内举办错误展览会。三间大厅房内摆上长桌，铺开展品，分出类别，加上简短说明，供人参观。王子野经常到展览会场，向大家解说错误情况。戴文葆到人民出版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协助布置“错误展览会”，他声称这无异保送他进编辑工作先修班学习，受益匪浅。
1964年4月27日至6月9日，人民出版社举办编辑经验交流展览会，展品包括编辑业务方面的经验和编辑人员学习语文知识的经验等，两百多个单位、三千六百多人参观了展览。
戴文葆曾感慨，出版社的日常工作有如川流不息的江水，在我们眼下后波逐前波地奔流着，从无间歇。诚然，交错进行的各项工作的不同工序排满了编辑们的日程，其中很多工作是乏味、沉闷、烦琐、枯燥的。埋头于一堆堆书稿中，编辑们从满头青丝坐到双鬓染雪；奔波于一站站行程间，编辑们从桃李年华走到花甲暮年。无数作品凝聚着他们新鲜活泼的生命，见证他们曾满腔热血地激昂文字、曾风雨兼程地无私奉献。他们以“为他人作嫁衣”的精神，度过自己为书籍的一生。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