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映林

　　今天在感性上能见证荣氏财富之巨的有三例：一是江苏无锡的梅园，这座美不胜收的园林就是驰名中外的“实业巨子”无锡荣氏资本所营造的一座园林；二是横亘于碧波万顷的太湖上的“宝界桥”，也是荣氏捐资建造的，使人得以在湖中央欣赏湖光山色；三是位于太湖之滨的江南大学。

　　荣氏企业，以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的资本为中心，形成近代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集团——三新集团，下有：茂新系统的面粉厂一至四厂；福新系统的面粉厂一至十厂；申新纱厂一至九厂；还有机器厂、造纸厂、电厂等十数个工厂。这些厂以无锡、上海、汉口为主要基地，遍布广州、济南、天水、重庆、成都、常州各地。１９４９年后在香港還有好几个厂，在国外则在泰国有个纱厂、南美有个纱厂和面粉厂，可见其产业之多。

　　荣氏兄弟是无锡西门外荣巷人。荣宗敬生于１８７３年，荣德生比他小两岁。兄弟俩的父亲荣熙泰早年与另一人各出资一千五百元，于１８９６年在上海开设了广生钱庄，由荣宗敬任经理，不久又在无锡设立分庄，由荣德生任经理。合伙人退出后，广生钱庄就完全为荣家所有，之后两年内两处钱庄盈利一万两白银，这成为荣氏集团的起点。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已出现了最早的一批民族工业；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民族工业有了初步发展。就是此时，荣氏兄弟开始了他们的发展。在我国最早的民族工业中，面粉工业发展较快，因为面粉能免税，好赚钱。荣德生看准了这一点。１９００年秋，荣氏兄弟和朱仲甫父子一起投资三万九千元，在无锡西门太保墩创办保兴面粉厂。建厂一开始就遭到了地方“图董”的阻挠。“图董”是清末地方上的税吏，也叫“图正”。清末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将县以下分为若干“图”，每图设一“图董”，由他们负责全图的田赋征收，汇总后缴县衙。“图董”与乡绅共同构成地方势力，县衙的执行力如何往往取决于他们的配合程度。荣氏兄弟选址建厂事先没有与他们沟通，“图董”遂拉拢当地乡绅予以阻挠，以“私占公地”“有碍风水”为借口，胁迫荣氏迁移厂址。所谓“有碍风水”，纯属无稽之谈。“图董”的说法是工厂的烟囱正对着城内学前街的文庙大成殿和学宫，破坏风水了，会使得此地今后少出做官的人。这个说法颇迷惑人，尤其是乡绅担心自己的子弟难以出人头地，纷纷反对。不得已荣氏兄弟与对方打起官司，这就是荣氏兄弟创业史上的“太保墩风波”。最后在两江总督的裁决下，地方势力同意荣家在此建厂。为了给地方绅士一个体面台阶下，总督府对建厂提出了具体要求，如不得将废物如煤灰一类抛入河中。这次官司耗费八百银元，花钱买教训，也使得荣氏兄弟懂得了以后如何选厂址，如何避免污染，不使工厂周围居民利益受到损害。保兴面粉厂于１９０２年建成投产，这是我国最早的机器面粉厂之一。那时全国总共才有十二家机器面粉厂，其中有八家是民族资本工业。

　　由于设备落后，使用的仍是石磨，保兴厂日产面粉仅三百包左右，面粉质量也不好，加上旧势力的恶意中伤，说“机面不如土面”“营养不好”“吃了不消化”，并挑唆无锡比较出名的拱北楼面店和其他点心店拒绝使用保兴面粉，以致一时销路打不开，售价上不去，盈余不多。１９０３年，朱仲甫退股撤出，荣氏兄弟便招怡和洋行买办祝兰舫等人入股，并把保兴改名茂新面粉厂，荣德生任经理，荣宗敬任批发经理，开启了新一轮拼搏。

　　荣氏兄弟用新增加的股金购买先进新设备，用进口钢磨取代石磨，产量大幅提高，日产达到八百包，面粉质量也得到提高。随着１９０４年至１９０５年的日俄战争爆发，东北地区对面粉的需求量激增，恰巧沪宁铁路锡沪段建成通车。于是，茂新面粉先由铁路运至上海，再转海轮运往东北。销路畅通，获利甚厚，每天盈利可达五百两白银之多，天时地利造就了荣氏企业发展。高额利润为荣氏企业的进一步扩大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辛亥革命前后，荣氏兄弟进一步扩大了茂新面粉厂的生产，从美国进口了一批先进的生产机器，在上海先后创办了福新一厂、二厂与三厂，规模一个胜过一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荣氏企业已经初具规模。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我国由面粉进口国一跃而成为出口国，国内对面粉的需求也在稳步上升，市场上的面粉常常供不应求。尤其１９１９年的五四运动后，抵制洋货主要是日货的浪潮席卷全国，国产面粉销路日广，出现了所谓面粉工业的“黄金时代”，荣氏兄弟的面粉厂利润再创新高。兄弟共同在原有面粉厂的基础上再次扩张，新建了济南的茂新四厂，上海的福新七厂、八厂。到１９２２年，这两个系统的面粉厂已达十二家，日产面粉达八万六千多包，荣氏兄弟成为名副其实的“面粉大王”。

　　早在创办面粉厂之前，荣氏兄弟就提出了创业思路。荣宗敬认为应从“食”与“衣”入手，他说：“维时吾国商办实业无多，而洋粉洋纱运销于吾国者为数至巨。窃思衣食为人生要需，解决衣食问题莫如多办面粉厂与纺织厂。”荣德生也说：“如仿做，不外吃、着两门为最妥。”兄弟二人想到了一起。“吃”指的是面粉，“着”指的是纺织。

　　在有了茂新系统面粉厂的盈利后，兄弟俩开始向纺织行业进军。他俩以广生、茂新的盈利各出三万元，与他人合资于１９０５年在无锡创办了振新纱厂。随着欧战爆发，荣氏兄弟此时雄心勃勃，决心扩大规模，将振新纱厂扩展到四个厂，纱锭增加至三十万，却遭到其他股东的反对，兄弟俩不得已退出了振新纱厂，自谋发展。此时欧战已届半年，西方列强忙于战事，无力东顾，这是中国民族工业全速发展的大好时机。荣氏兄弟看准了这一点，开始积极筹备荣氏纺织企业，于１９１５年建设了上海申新纺织厂，即“申新一厂”。１９１６年，开工仅三个月，申新仅一部纺机就获纯利润两万元。此后，产销两旺，利润持续攀升。１９１８年欧战结束时，两年半共获利一百三十三万，而１９１９年一年则获利一百万元。随着获利的丰润，荣氏兄弟不断地扩张建厂，中间虽屡遇挫折，但矢志不渝。他们先后在上海、无锡、常州、汉口等地成功创办了申新系统九个纱厂。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荣氏兄弟创造了中国民族棉纺织业的破天荒事件，那就是收购日商的“日新”纱厂，改为“申新二厂”，被时人视为奇迹。从晚清中国民族工业诞生以来，只有外商吃掉华商的案例，从无华商收购外商企业的事情，也就难怪被世人视为奇迹了。１９２９年，荣氏兄弟又以一百七十万两白银的价格购买了英国人的东方纱厂，再次创造了民族资本兼并外企的事例。荣氏兄弟则被世人称为“棉纱大王”。

　　为了保障企业发展的原料供应，荣氏兄弟在相关原料产地设立收购基地。如在江苏省的产麦区姜堰、泰州、东台、扬州、镇江以及山东济宁设立收购站“麦庄”；在棉花产区江苏太仓、常熟设立收花处。这些机构深入产地，与农民直接联系，充分保证了荣氏各大企业对生产原料的需求。

　　为了保障产品的销售，荣氏兄弟在一些重要城市和地区设立经销处。如在江苏苏州、南京、镇江，浙江的杭州、嘉兴，山东的济南，北方的天津都设有批发处，与各地商号订立经销合同，建立委托代理經销。完全授权批发处的经理自行经销，这就大大调动了这些经理的销售积极性、灵活性，他们的收入完全取决于自己的销售量与销售方式。

　　与面粉厂的发展同步，九个纱厂的生产设备也增加了四十多倍，资本总额也是原先的四十多倍。从１９０２年荣氏兄弟与人合资创立保兴面粉厂开始，经过多年不懈的奋斗，他俩成功建立起了茂新、福新、申新三大企业系统，与这些企业配套的则有自建的发电厂、铁厂（生产纺织机械）等现代工业，并于１９２１年成立了三个企业系统的总公司——三新总公司，由荣宗敬任总经理，统一掌管各厂的经营、销售、资本和人员调配。三新总公司的成立，确保了荣氏兄弟对十六个面粉厂、棉纱厂以及附属企业共二十四家工厂的统一管理。在当时这种一定程度的集权保证了荣氏兄弟对庞大企业集团的有效掌控，荣氏兄弟也成了中国为数不多的私人资本集团和著名的“实业巨子”。

　　荣氏兄弟的成功与他们的不懈努力、敢于拼搏、善于捕捉时机是分不开的。如在企业初创阶段，他们议定“三年不提取红利，用以扩充企业，股利亦存厂生息，以厚资力”。这一“滚雪球”式的发展模式，使得企业资金不断增长，如申新一厂创办之时资本仅三十万元，１９２２年增至三百万元，其中二百三十万元都是从盈利中转入而用于扩大生产，随后以申新一厂与面粉厂的盈利开办申新二厂、申新三厂、申新四厂。又以福新一厂的盈利开办福新二厂、福新三厂，再以福新一厂、福新三厂的盈利开办福新七厂……为了贯彻这种资本积累方式，荣氏兄弟在企业中采取无限责任公司的企业形式，并在章程中规定，“股东非经其他股东全体允许，不得以自己股份之全数或若干转让于其他人”，这就保证了股权不至于分散转移于外人。这种资本积累方式的直接好处是保证了各企业机器设备的不断扩充和更新的资金，规模化生产带来了生产率的提高、成本降低、产品质量提高，使企业增强了在市场的竞争力。

　　荣氏兄弟与那个时代一些有眼光的企业家一样，十分重视管理。如所有荣氏企业在管理上一律废除传统落后的工头制，实行先进的科学管理，即泰罗制，实行“标准工作法”，重视推行工程师负责制；建立严格的管理和考核制，奖勤罚懒“恩威并用”；统一集团的财务制度，推行成本核算机制；重视企业管理技术人员的培训学习；保障工人福利，建职工宿舍、家属宿舍、消费合作社、职工医院（职工免费医疗，家属半费）、浴室、盥洗室、哺乳室、娱乐场、免费的工人晨夜校与职工子弟学校，创办高等学校；热心公益事业，兴办公共图书馆、公园；等等。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科学家钱伟长就出自荣家所办学校。所有这些举措在有力地夯实企业发展基础的同时，也为企业赢得了口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荣氏兄弟鼓励本企业工人将存钱作为股金入股本企业。马克思曾设想过资本的社会化，所谓资本社会化，也就是全员持股，员工既是“打工仔”，也是企业“老板”之一。这无形中将劳资关系的性质做了有效改变，形成劳资一体，使得员工关心企业发展，劳资矛盾无形中消弭，这是荣氏企业集团对社会和谐与发展很有意义的贡献。

　　荣氏兄弟行事风格并不一致，但他们克勤克俭、兢兢业业创业是一致的，这个目标的一致，使得兄弟俩相互尊重、同舟共济，也就有效地实现了互补。荣宗敬“遇事勇往直前”，敢于冒风险，冒险决策，负债经营也不后退半步。荣德生则对兄长的风险决策常常贡献自己的见解，力主稳扎稳打。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荣德生保守，只要瞅准机会，也是敢于超越兄长的。荣宗敬于１９４０年逝世，抗战胜利后荣德生在困境中提出“天元”计划，其志超过了哥哥，他要搞大食品，即生产面粉的同时也生产面点，建食品厂；在生产棉纱的同时搞大纺织，生产棉、麻、毛、丝、化纤等材料。此外，他还提出“金木水火土”计划，囊括采矿、煤炭、建材、冶金、机械、电力、化工、塑胶、纺织器材等，他雄心勃勃，要将“三新”发展为全球的特大企业集团，倘若不是战火不断造成的困难，在和平时期，假以时日，谁说荣德生的雄心壮志不能实现呢？

　　三十多年后，邓小平于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７日，在人民大会堂用北京火锅宴请荣德生之子荣毅仁等五位老工商业者，提出“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这年，荣毅仁六十三岁，是五位老工商业者中最年轻的一位，他们共同被寄予了厚望。在这次宴会上，荣毅仁建议设立国际信托公司，荣毅仁的建议很快得到了批准。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４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正式成立，荣毅仁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再次实现了子承父业。１９８７年，荣毅仁被评为世界五十位最富魅力的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