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红能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和灵魂，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家园，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当代国学大师饶宗颐先后与钱锺书、季羡林并称为“南饶北钱”和“南饶北季”，钱锺书说他是旷世奇才，季羡林说“他是我心目中的大师”，法国汉学家说“他是全欧洲汉学界的老师，当代最伟大的汉学家，一代通儒”。

　　饶宗颐1917年8月9日出生于廣东省潮安县城（今潮州市湘桥区）。他的家族富甲一方，家学渊源更是深厚，父亲饶锷是一名学者，在家乡建起了当年潮州最大的藏书楼“天啸楼”。少年时，饶宗颐感觉学校的教育并不适合自己，宁愿独自一人躲进天啸楼里自学。在父亲的悉心栽培下，饶宗颐打下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根基，培养了超强的自学能力。

　　1930年，饶宗颐以优异成绩入省立金山中学，总有“吃不饱”的感觉，因不愿浪费时光，仅读一年便辍学。其间，古文教师王弘愿指导他“学古文要从韩文入手”，对饶宗颐影响颇深。其时，饶家常常高朋满座，如文学青年冯印月、冯瘦菊，诗人柯季鹗、戴贞素，画家王显诏、杨栻，词学大家詹安泰等，都是饶家的常客。十六岁开始，饶宗颐便继承先父遗志，续编其父饶锷的《潮州艺文志》，后刊于《岭南学刊》，这成为他踏入学术界的第一步。1935年，由著名学者温丹铭举荐，年仅十八岁、仅有初中肄业学历的饶宗颐破格被聘入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中，专职艺文纂修。他几乎将馆里收藏的所有地方志都看过，这段编纂地方志的经历对于他后来百科全书式的学问体系的构建起到基础性的影响。1938年至1939年，在詹安泰的举荐下，饶宗颐受聘为中山大学研究员。

　　1952年开始，饶宗颐在香港大学中文系任教十六年，这一时期，他对敦煌学、甲骨学用力最勤。

　　1956年，饶宗颐出席巴黎国际汉学会，结识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高足戴密微。戴密微陪同他游览了各处名胜。在法国国家图书馆里，饶宗颐第一次阅读了原版敦煌经卷，想到当时中国的敦煌学已经落后于外国，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研究，为国人争一口气。后来，他出版《楚辞书录》《巴黎所见甲骨录》和《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等。

　　1959年，饶宗颐出版巨著《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这部书以占卜人物为纲，将占卜的大事融会贯通，全面地展现了殷商历史的面貌。此书一经出版，共有十三个国家和地区发表评论并加以推介，在中外学术界影响巨大。因为这部著作的发表，1962年法国将“儒莲汉学奖”颁给了饶宗颐，这个奖项被誉为“西方汉学的诺贝尔奖”。因此，饶宗颐（号选堂）与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分别号雪堂、观堂、鼎堂和彦堂）并称为“甲骨五堂”。

　　饶宗颐通晓英语、法语、日语、德语、印地语、伊拉克语等语言文字，其中梵文、古巴比伦楔形文字等在其本国亦少有人精通，而饶宗颐却能通乎异国“天书”。他还精通古琴和中国音乐史，中国书法、绘画更是清逸飘洒、自成一家。香港大屿山有一游览胜地，三十八株巨木镌刻着斗大的《心经》全文，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户外木刻心经简林，是饶宗颐2002年创作的，他说，要为香港开启智慧。“心无挂碍中的‘挂碍，是指自己造出来的障碍。现在的人太困于物欲，其实是他们自己造出来的。”饶宗颐曾写过两句广为人知的诗：“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以表明自己的人生态度和追求。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前矗立四个大字“慈悲喜舍”，蕴含着他对人间的一片悲悯之心。饶宗颐认为，我们要从古人文化里学习智慧，不要天人互害，而要制造天人互益的环境，朝天人互惠方向努力才是人间正道。他在晚年仍然从事文化工作，笔耕不辍。他曾说：“人生在世，安顿好自己十分要紧。”这或许才是他在经历了整个二十世纪的跌宕起伏之后，对自己人生下的一个结论。无论是年轻时经历战乱抑或是中年后在香港乃至世界的名誉，对于饶宗颐而言，无非都是给自己一个安顿。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饶宗颐在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主持大型项目“补资治通鉴史料长编稿系列”，以近十余年出土简牍、石刻等材料，补过去史书记载的缺漏，至今已经刊行著作八种。在这个系列里，他与李均明教授合作，在1995年9月出版了两部书：《新莽简辑证》和《敦煌汉简编年考证》，这其实也就是他后来所提出的“广义敦煌学”主张中一个最具体的表现。

　　饶宗颐为人修学有自己的“三境界”：“漫芳菲独赏，觅欢何极”为第一重境界，意为在孤独里思考和感悟，上下求索；“看夕阳西斜，林隙照人更绿”为第二重境界，“日愈西下，则其影愈大”，饶宗颐认为这是一般人不愿进入的一重境界，因为一般人的精神都向外表露，既经不起孤独寂寞，又不肯让光彩受掩盖，只是注重外面的风光，而不注重内在修养，他们看不见林隙间的“绿”，其实，越想暴露光彩，就越是没有光彩；“红蔫尚伫，有浩荡光风相候”为第三重境界，意为无论如何都要相信，永远会有一个美好的明天在等候自己，只有这样才没有烦恼，自主人生，自成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