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1984年5月4日第一次踏上深圳这块热土起，我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将近四十年。这是我最后的精神家园，我将在这里终老，回归大自然。

　　我到深圳大学来本身就是一件新鲜事。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院士受当时深圳市市长梁湘之邀，担任深圳大学创校校长，他请北京大学派人来兴办文科。1984年元旦，张维院士请钱逊（钱穆之子）邀我和汤一介去他的清华园寓所会见。他开门见山告诉我俩，北大常务副校长张学书答允支持深圳大学，由他来挑选北大学人去办中文系和外语系。他已邀请英语系李赋宁办外语系，想请我和尚在美国的乐黛云来办中文系，发展新学科，请汤一介办国学研究所。当时，汤一介和我都已在培养研究生，开设新课，忙得不可开交，如何去得了深圳？张维院士见多识广，思路开阔，他当时就为我们出了新招：“你们三人不用调离北大，可以采取半年在北大半年去深大輪换的新办法，照顾两边。在深大可以物色一个青年教师当副主任，处理日常事务。你们的责任是审定学科方向，设置教学课程，挑选合格教师。”张维院士的这一新招已经属于新事新办了，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张维院士还劝我和汤一介去深圳看一看，实地考察一下。1984年五一节前，我到厦门参加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应正在负责创建汕头大学的罗列教授之邀去汕头看看，就决定乘此机会也到深圳走一趟。张维院士写了一封亲笔信，让我带着去见已在深圳负责建校的常务副校长罗征启。5月4日我抵达深圳，深圳大学尚无校舍，校园正在蛇口半岛的粤海门开建，罗征启主持的深大办事处设在宝安县政府的旧地。他一见我就劝我和汤一介夫妇赶快来，催促乐黛云快回国。当时，他说了深圳的许多优势，有一句话深深打动了我：“深圳是个没有开发的处女地，就像一张白纸，可以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你们可以充分发挥你们的聪明才智！”说来也巧，我们在刚搭建起来的铁皮房里用餐，竟碰上了李泽厚、蒋孔阳、刘纲纪三位也在此吃快餐。我们在厦门一起参加了国际学术研讨会，他们应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张磊之邀，也来深圳考察，他们三位都鼓动我来深圳，在此建立一个国际文化交流的平台，他们的想法和北大副校长季羡林的想法高度一致，都想以深圳为基地，促进国际文化交流。

　　我回北京和汤一介一说，他当机立断，决定去深圳，也催促乐黛云赶快从美国回来。1984年9月，张维院士亲自带了我们八个人乘飞机到广州，深圳大学派了一辆中巴把我们接到深圳，这八个人是清华大学的童诗白（任电子系主任）、汪坦（任建筑系主任）、唐统一（任图书馆长），中国人民大学的高铭暄（任法律系主任），北京大学的李赋宁（任外语系主任）、汤一介（任国学研究所长）、乐黛云和我。如今，这八个人中只有三人尚在，一个是高铭暄，今年已九十四岁高龄，2019年荣获国家授予的“人民教育家”称号。一个是乐黛云，今年已九十二岁高龄，在北大朗润园安度晚年。我最小，也即将进入九十岁。

　　我和汤一介夫妇没有辜负季羡林的嘱咐。在1984到1986的三年间，以深圳大学为依托，很快初建了一个国际文化交流的平台，先后召开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国际文化交流座谈会、海外华文文学暨港澳台文学国际研讨会。按照与北大当初的约定，汤一介、乐黛云在1987年都回到了北大，我却迟迟不归。1987年元旦，我到清华园张维院士寓所拜年，他又和我作了一次长谈，劝我留在深圳大学，继续为发展人文学科做贡献。我接受了他的建议，从此落户深圳。我读副博士研究生时的同窗好友严家炎帮了我的大忙，给予我最大的谅解，看我决心要留深圳，助我让北大放行，我深为感激。

　　我在北大三十五年，实现了“读万卷书”的美梦，却未能履践“行万里路”的另一个美梦。在美丽的燕园，我只是闭门读书，很少外出，从未出过国门。改革开放之初，李泽厚邀朱光潜、杨辛和我去昆明参加中华全国美学学会成立大会，我才得以第一次乘飞机出京。后来参加了数次学术活动，都是应好友之约方才出行。

　　特区成立之初，目标就是要建设成开放的国际化城市。什么是国际化？如何国际化？大家都不明白。因此，深圳一开始就鼓励我们抓住机会到各地考察。

　　我在1986年5月从深圳出发，跨过深圳河、罗湖桥，到香港中文大学做客，在新亚书院会友楼住了一个多月，和香港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当时香港尚未回归，能去中文大学进行学术交流的学者甚为稀少，先是朱光潜应邀与钱穆会面，然后王瑶、杜琇夫妇去待了一个多月。我先去香港把他俩接回深圳，我就接续王瑶去访学，成为新亚书院从北大接去的第三位学人。我在中文大学作了题为“中国美学的新变”的学术报告，和饶宗颐、李达三、袁鹤翔等相识，从而开始了和香港学界的长期交往。

　　自1987年落户深圳，我就频繁出入于香港。深圳主管文化教育的副市长邹尔康特批，给我办了一个港深特别通行证，凭此证可以随时去香港，省去了一些烦琐手续。在香港回归之前的那些岁月里，香港中文大学有什么我感兴趣的重要的学术活动，袁鹤翔等打一个电话过来，我就可以跨过罗湖桥，乘上香港的轻轨火车直奔沙田，就像我从北大乘32路汽车到王府井的文联大楼一样方便。我若出国，也无须再从北京转机，只要就近从香港启德国际机场出发，非常方便。

　　我们出去考察，回来后不仅要写一个考察报告，还常和市领导决策层当面对话、交流看法。每年元旦或春节，市委书记或市长就会带领市政府、人大、政协的领导在市政府聚会，邀请我们参加，同时要求我们对深圳今后的发展各抒己见，以提供参考。当时的领导层都很尊重我们这些人的意见。跨入新世纪后第二年，深圳文艺界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当时兼任深圳市作家协会主席，特请时任深圳市委书记黄丽满参加。她不仅来了，讲了话，还和我们共进晚餐。我和她坐在一起，旁边还有主管人事的白天。那晚，我滔滔不绝地向她说起深圳大学今后的发展。当时，校领导正要换届，我向她建议，此次换届也要创新，不要再由广东省教育厅派校长来，而从深大内部选拔。我详尽为她分析了利弊，目的是要促进深大的跨越式发展。没有想到，她真的听进去了，当即要白天去深大调查研究，向她报告后做最后决定。之后，白天广泛听取了师生意见，最后由黄丽满决断，从深大副校长中选拔了一位当校长，这是深圳的一次创新，实为难得。

　　深圳大学究竟应该怎么办？当时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确有不少创新之举。

　　我和乐黛云来深圳的最初三年，每人每年只在此主持半年的工作，未曾深思如何改进教学。那三年，乐黛云开设比较文学课，我开文学概论课，引进了一些青年教师开基础课，如古典文学、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等。好些课程都是请北大的教师来讲，谁讲得好，就请谁来。我们请黄修己来讲了一年的中国现代文学，请张钟讲了一年中国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没人教，我们就请了北大西语系的孙凤城来讲了一年。当时，我和乐黛云在北京和深圳之间飞来飞去，王瑶开玩笑说我们是“空中飞人”，深大人说我们是“飞鸽牌”。1987年，汤一介、乐黛云都回北大了，我决定留在深大，成“永久牌”。

　　我留深大之后不久，市里主管文化教育的副市长邹尔康跟随梁湘去做海南省副省长了，接任他的副市长林祖基是爱好文学的文友。我们常交谈，很投机。林祖基很诚恳地和我作了一次长谈。他说，在深大办中文系，不能照搬北大模式，北大是重点学校，为国家培养高层次人才，深圳亟需的是中西兼通的实用人才，不可能都去研究比较文学、国学、美学，所以专业不能分得太细；但知识要广博，中西兼通，贵在应用，要能说能写，适应国际化的需要。我觉得林祖基说得很在理，认真地考虑了中文系的发展前途。就在当年6月，我脑海里涌现出了“国际文化交流”几个字。夏天，我回北京，特地去中关园拜访了北大国际政治系的创始人赵宝煦，向他请教把中文系扩建为国际文化系前途如何？赵宝煦一听，连声叫好。他告诉我，北大国际政治系毕业的学生很少能进入政治和外交领域，很多人只能从事国际文化交流，把中国的文化介绍出去，把外国的文化介绍进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需要更多人来参与国际文化交流，若深大办国际文化系，实乃国内首创，是大好事。

　　1987年深秋，我在深大海涛楼住所草拟出了一个将中文系扩建为国际文化系的方案。我把这个系的教学方针定为“贯通中西，应用为主”，为深圳培养中西兼通的应用人才，以适应外向型国际化城市建设的需要。全系分为四个专业：中英文秘书、对外汉语、大众传播和旅游文化。当年年底，我把这个扩建方案送交已接任张维的第二任校长罗征启，等他审批。我想，好事多磨，可能需要反反复复来来回回打磨好几次。是否能办成，也不知道。没有想到，1988年新年刚过没几天，罗征启带了那方案跑到我办公室来对我说道：“你这改革方案很大胆，把中文系扩建成国际文化系，思路很好。深圳讲创新，允许试验。你是系主任，我校长尊重你的意见，就照此办理。咱们不用再报教育部，今年招生，就用国际文化系的名义招。你再写一个招生简章。”我一听，真个是心花怒放，想不到深圳办事效率如此之高。随后，我很快起草了一个国际文化系1988年的招生简章，当年就按我分的那几个专业来招生了。《深圳特区报》的副总编许兆焕看了国际文化系的招生简章，特地写了一篇新闻报道，发表在《光明日报》第一版上，称赞这一壮举乃是国内首创，北大只有国际政治系，到深大才有国际文化系。

　　那时候，系主任和校长的责权分明，系主任的责权甚大。张维校长早就和我说清楚了：系主任有权决定办系方针、专业设置、课程安排，甚至教师的聘任也由系主任定。系主任决定聘请什么人来任课，只需把名单告诉人事处，就由人事处到市里去办手续。我和乐黛云共同主持中文系时就从北大调来了好几位青年教师，如章必功、刘小枫、郁龙余、景海峰、荣伟等，扩建为国际文化系后，我又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等调进了一些研究生，如吴予敏、吴俊忠等。这些年轻人后来都成了深圳大学的栋梁之材，如章必功當了校长，郁龙余成为首任文学院院长，吴予敏成了传播学院院长，景海峰做了人文学院院长，吴俊忠当了社会科学处处长，等等。

　　国际文化系所设置的那几个专业方向都是我经过调查研究才定下的，而且咨询过林祖基、马志民等。这些专业都是当时深圳亟需的，后来成为深圳大学人文学科发展的新增长点。国际文化系建成后数年，我不再担任系主任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蔡德麟当了校长，特别重视深大的学科建设，自任学术委员会主任，请我当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人文社会科学委员会主任。我就主要关注起深大人文学科的发展了。后来，深大加快学院建设，成立了很多学院，国际文化系的好几个专业方向都成了新的增长点，以大众文化传播专业为基础发展成为传播学院，由蔡仪的美学博士吴予敏任院长；以对外汉语专业为基础发展成留学生教学部，后改为国际交流学院，由郁龙余任主任，后为院长。

　　二

　　深圳大学要大力发展旅游文化专业，把文化和旅游结合起来，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使深圳向国际化方向发展。这是华侨城掌门人马志民为我出的主意，我觉得是高明之举。我和马志民相识是在1986年春夏之交客居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时。一次，香港作家联会会长曾敏之邀我参加香港作家的交流活动，在维多利亚海港作泛舟夜游。在游轮上，我遇见了马志民，他修长个儿，年纪和我差不多，刚过五十岁，神采奕奕，一口流利的普通话，略带广东口音。他是道地的深圳宝安人，被派驻香港多年，经营香港的中国旅行社。他听说我在深圳大学，就很有兴致地和我交谈起来。他以为，促进国际交流最方便快捷的方式就是发展国际旅游。深圳靠近香港，就要利用香港这个国际化城市的优势来大力发展国际旅游。他主持的华侨城开发就是为了开拓国际旅游。他说他已向当时的市委书记、市长梁湘提供了一个发展方略，希望把深圳发展为一座吸引人的国际旅游海滨城市，和香港相互呼应。为此，深圳亟需培养大量既懂中国文化又通西方文化的国际旅游人才。他希望将来能和深圳大学合作。我一听，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我也希望深圳能发展成为一座国际旅游海滨城市，把深圳的美充分展现出来。

　　马志民的一番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同他一起磋商过把中文系扩建为国际文化系的想法。他极为赞赏，并建议我把旅游文化列为一个专业方向，他愿参与教学，介绍他多年从事国际旅游的经验，一同探索如何在深圳开拓国际旅游事业。深圳那时能提供旅游的地方还不多，东部可去的只有沙头角中英街，市内新辟了银湖旅游中心，莲花山公园正在兴建，华侨城正在开发民俗文化村、锦绣中华等项目，蛇口有了由明华轮改建的海上世界。马志民向我说了他的一个近期开发计划，想把华侨城和蛇口的海上世界连接起来，开辟一条旅游小火车道，中经深圳大学、南油大厦，再到海上世界。那时的华侨城、深圳大学、南油大厦、海上世界都紧靠后海湾，前边是大片湿地，沿岸有很多红树林，大规模填海是后来的事。马志民想把后海湾这一大片地方都开发为旅游胜地。深圳大学是一所开放的大学，不建围墙，正好可以成为一个旅游景点，重点发展文化设施。他愿出钱帮深圳大学创建一个艺术走廊，重点建设雕塑园，从华侨城开小火车过来只要几分钟。我听了他的设想，觉得事关重大，牵涉到深大今后发展的方向，必须要由他亲自与深大校长沟通。于是，当年秋天，我把马志民请来，直接和罗征启见面商谈。罗征启听了马志民的计划，兴致勃发，这正和他想把深大建设成没有围墙的开放大学的想法不谋而合。他当时就对马志民说：“您把这设想具体化一下，提出具体措施，我们再找机会作进一步策划。我请胡教授和您保持联系。”

　　自从罗征启对马志民做了这个许诺之后，我对旅游文化这个专业特别重视，希望为深大的发展添加一个新的生长点。我请郁龙余担任这个专业的主任，他立即开设旅游文化概论的课程。国际文化系副主任章必功自告奋勇，开设了一门过去从没有人开过的新课，叫中国旅游史，第一次对我国的旅游历史作了全面梳理。我还支持郁龙余成立了旅游文化研究所，把北京大学著名的文化地理学家侯仁之的弟子陈传康教授请来讲授文化地理。陈传康是我在北大时的病友，他患胃溃疡，常住校医院。我患胃炎，二人常住同一病室，有过多次深谈。他是粤东人，熟悉深圳一带的山山水水。在马志民的支持下，由他主持对深圳的海岸和山峰作了一次全面考察。马志民想向市政府提出一个开发东部海岸的计划，请陈传康带着一批专家考察。我和郁龙余沾他们的光，有时跟着一起去大鹏湾，领略了更多美景，滋长了更多山水情，体验到深圳真是个难得的好地方。

　　1989年元旦，马志民和我谈了他创建旅游学院的设想。他规划在华侨城内留出一块地给旅游学院，由他出资兴建，希望我们以旅游文化专业为基础，帮他发展成为深圳大学内一个独立学院，专为深圳培养中西兼通的国际旅游人才。我把这设想告诉了罗征启，他听了就说：“这是好事啊！对华侨城、对我们深圳大学都好，何乐而不为！”

　　后来，马志民所说请深大来创办旅游学院的计划因故夭折。中央侨办指令下属暨南大学到深圳找马志民，决定由暨南大学从广州派人来筹建旅游学院。深圳大学也就失去了这一大好时机。但我和马志民所建立的友谊却常在，一直保持着联系，直到他去世，我至今仍时常怀念着这位特区初期的著名改革者。

　　三

　　1992年元旦后，八十八岁高龄的邓小平第二次来到深圳，再次肯定了深圳办特区是正确的方针，要继续办下去，只能办好，不能办坏。这就激励了深圳人再次振奋精神，开启了第二次创业。新晋校长蔡德麟是位哲学教授，担任过安徽大学常务副校长，教育经验丰富。他懂得要想提升深大的水平，必须从抓学科建设着手。他迅速调来十三位中年骨干教授，包括苏东斌、余其铨、魏达志等，作为学科带头人，从事学科建设；新建了全校的学术委员会，他自己兼任主任，副校长应启瑞任副主任，抓自然科学建设。他找我谈了几次，要我担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人文社会科学委员会主任，要大力发展人文学科。他告诉我，他去清华园拜访过张维院士，这位创校校长就对他说过，要我在深大人文学科发展中多发挥作用。新、老校长的美意，我甚感激，也颇为迟疑，因为那时我即将跨入花甲之年，要退休了。

　　我已做好了退休的准备。深圳是个年轻的城市，是年轻人施展聪明才智的好地方。为了使城市年轻化，深圳人事部门已定下法规，公教人员到了六十岁就一律退休。1993年5月我就要到六十，到时就退。我在深大校园里住了八年多，我住的海涛楼在后海湾北侧海滨，门前湿地上有大片红树林，后边是杜鹃山，东边是游泳池。我每天都能游泳、赏海景。但按照建设规划，这片湿地即将被填埋，变为平地，再建高楼大厦，红树林将消失。马志民沿海滩建小火车旅游通道的设想将化为乌有。1992年冬，我恋恋不舍地搬离了海涛楼，移居到福田岗厦村和皇岗大道之间的一塊三角地——深大新村。这个住宅小区是市房管局专为深圳大学教职工建的，分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来参与深圳第一次创业的人员居住，共十一栋。我们这些快退休的教授和校长、书记等一起迁入了高职楼（第十一栋），都已心满意足，皆大欢喜了。不久，我的大女儿、女婿从德国回到了清华大学，在清华园也有了较好的寓所，女儿劝我退休后可以两栖，往返于深大新村和清华园。

　　正当我做好了退休准备时，1993年春天，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给我和深圳大学发来了一个文件，通知已通过我的文艺学博士生导师资格，和暨南大学副校长饶芃子教授合作，从当年起可以招收博士研究生了。蔡德麟校长与我同住一栋楼，见我就说这是大好事，咱们深圳大学有了建校以来自行产生的第一位博士生导师，他要立即打报告给人事局，不能让我退休。人事局遵照“特区特办，新事新办”的方针，要深圳大学每年都要打一次报告，声明为培养博士生每年都延聘。这一来，我本该在1993年退休，却从此一再延聘，直到2004年我七十一岁时方得退休。

　　我自1993年起，仍然每天乘学校班车去深大，除带研究生、研究文艺美学和文化美学之外，还承担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人文社会科学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参与深大的人文学科建设。蔡德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授，重视人文社会科学，对于深大的人文学科发展我们常有交流。我一直主张，深圳大学文学院不要照搬其他大学的模式，局限在文史哲的框架，应该另辟蹊径，以适应深圳向国际化城市发展的需要。我还是沿着国际文化系的发展思路，力主把中文系和外文系、传播系相结合，培养国际文化交流人才，把中国文化向外传播，也把外国文化介绍进来。中文系和外文系是两端，通过传播这一中介，相互融合、互相促进。我还向他说明，这是受老一辈学者的启发。1945年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回归清华、北大，闻一多、冯至、朱光潜、盛澄华等曾有过一次讨论，主张重组中文系、外文系，把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两大专业合为一个系，叫文学系；把中国语言和外国语言合在一起，成立语言学系。这个改革难度太大，未能付诸实践。深圳大学是新校，不妨一试，把中文系和外语系放在一个学院，中外沟通。蔡德麟觉得我说得有道理，后来深圳大学成立文学院，真的把中文系、外文系、传播系放在一起，由研究印度文化的郁龙余任院长、熟悉俄国文化的吴俊忠任院党委书记。之后，吴予敏接着当院长，又发展出传播学院，也由他当院长；郁龙余又去新建的留学生教学部（国际交流学院前身）当主任。

　　自1993年到2013年，我在深大担任了三届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人文社会科学委员会主任，共二十年。谢维信卸任校长后，新任校长章必功仍然请他当学术委员会主任，我和牛憨笨院士仍任副主任。直到2014年新校长李清泉接任，我和谢维信都退任了，由牛院士承担学术委员会主任之职。遥想当年，我和牛憨笨、倪嘉缵两位院士年岁最大，一起参加了接待爱尔兰总统等的来访，留下了不少校园照片，被称为“深大三老”。如今只剩下我和倪嘉缵院士，两人也已难得一见。老熟人马志民、王子武、蔡德麟、杨广慧、叶华明等已陆续逝世，邹尔康、林祖基也已难得见到了，真是自然规律不可抗拒。

　　令我稍感欣慰的是，我先后培养的十一届文艺美学博士生都学有所成，卓有成就。我的第一位博士生王列生取得学位后，先是去了中央党校任教，后成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我的最后一位博士生祁艳进了中国艺术研究院从事博士后研究，探索艺术和科技相结合的创新之路。留在广州的，分别在暨南大学、华南师大、广州美院等校任教，不时在开拓新学科领域。从文艺美学、中国古典美学分别向音乐美学、绘画美学、设计美学、文化美学等领域推进。留在深大的李健专心钻研中国古典美学和文艺学，如今担任深圳大学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院副院长，与院长高建平搭档，在学科建设、学术研究与交流方面做了不少事。黄玉蓉也留校，如今是人文学院教授，探索国际文化交流的创新之路。

　　四

　　人生易老天难老，我在快到八十岁的那几年尚能远行。2010年，我应太湖世界文化论坛之邀，参加了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重返故乡苏州和无锡，瞻仰了钱穆故居。那年我还和同窗好友严家炎夫妇及著名歌唱家李光羲夫妇一起去了俄罗斯，参加中国汉语文化年的国际交流活动，来回于莫斯科、圣彼得堡之间，泛舟伏尔加河和波罗的海，实现了年轻时的美梦。我还应第十八届世界美学大会之邀，去北京参加了一千人的国际研讨会，会务组本要我主持“文艺美学”论坛，但我主动要求主持“自然美学”论坛。此后的两三年里，我还曾分别去了香港和澳门参加音乐节或艺术节，还去了上海参加上海艺术节。到八十岁以后，我已渐感精力不济，难再远行。承蒙深圳市委宣传部支持，海天出版社在2015年为我出版了《胡經之文集》五卷，三百万言。广东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授予我“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的称号。中山大学出版社为我出版了《胡经之自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为我出版了《胡经之美学文选》，列入“中国现代美学大家文库”（收入蔡元培、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蔡仪、蒋孔阳、李泽厚、汝信等十五人的美学文选）。

　　我最后一次远行是在2015年秋冬之交。感恩北大三十五年的栽培，《胡经之文集》出版后，我去北大向母校赠书，主持北大艺术学院的王一川和主持中文系的金永兵在北大国际交流中心为我举办了“《胡经之文集》研讨会”，张炯、钱中文、杜书瀛、吴泰昌、陈熙中等都来了，但缺了同窗好友严家炎。我在八十岁之前，每次回北京，家炎兄一定约好了程毅中（中华书局副总编、浦江清弟子）、刘学锴（唐诗专家、林庚弟子）、陈振寰（语言学家、王力弟子）等几位同窗，找一家优雅的酒店，共进午餐、相聚忆旧。可从俄罗斯回来不久，他就去了加拿大温哥华，难得再见，我不禁黯然神伤。自此，我就无力再去北京了。别了，我居住了三十五年的北京！

　　我真的成了“深圳居士”。特区成立四十周年之际，《中国艺术报》为深圳文艺四十年出了一个特刊，记者乔燕冰对我作了专访，标题就叫《从“岭南游子”到“深圳居士”，在这里构筑精神家园》，发了整整一版。2019年，深圳大学授予我“荣誉资深教授”的称号，深圳市文化艺术界把我和祝希娟、王子武、但昭义等遴选为德艺双馨的“文艺名家”。

　　感恩深圳。我在这里的晚年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每天都能感受到“三乐”。在人生的最后，更体验到了天、地、人三位一体的真、善、美的人生境界。人的一生，一要生存，二要发展，三要完善，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终极追求就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人的一生就是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正如恩格斯所说，人的第一次提升是人在物种关系中的提升，第二次提升是人在社会关系中的提升。我接着说，人还会有第三次提升，那就是人在文化关系中的提升，成为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文明人”。费孝通早先说过，人不断从生物人提升到社会人，进而提升为文化人。我认为，这个“文化人”还是改称为“文明人”更佳。“文明人”更接近于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个性”。

　　最后，我想起了英国著名作家劳伦斯的几句话，忍不住还是写出来，作为最后的结尾。劳伦斯在1925年所写的《道德和小说》中说：“我们的人生是因实现我们自身与周围充满生机的宇宙之间的纯洁关系而存在的。这就是我怎样拯救自己的灵魂的，即通过实现这一纯洁关系，我与另一个人，我与其他人，我与一个民族，我与一个种族的人，我与动物，我与树木或花草，我与地球，我与天空、太阳和繁星，我与月亮之间的这种无限纯洁的关系，就像天空中的繁星，或大或小。这种关系为我们每个人创造了永恒。”最后，他作了这样的归结：“这一切就是我们的人生和永恒：我与整个宇宙之间的微妙而完美的关系。”这正是我如今所说的，人和世界要建构成和谐美好的关系，以人为本，动态平衡，融真、善、美为一体的自由境界正是人生达到最佳平衡状态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