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铿

　　好几年前，我一时兴起到香港小游两天，董桥先生看得起我请我在陆羽茶室吃午餐，道群兄从中做东。记得那天我太兴奋了，居然说得多吃得少，当着董公的面说了我最喜欢、最惊艳的是他的《从前》一书，那忆旧那感伤那淡淡的苍茫和难以捉摸的身世炎凉，注定会令人感念、令人伤怀。我说我感触最深的是，董公用一种淡淡的笔触勾画出了那种深得见不到底的水一样的人世忧伤。我又继续说，《橄榄香》一书则延续了《从前》铺设的轨迹，进入了半自传、半创作的领地。我还举了海明威《流动的盛宴》作为案例，说了散文也可以用来写半虚构的作品，暗示《橄榄香》便属于一种半虚构、半散文的新文体。可能是出于初次见面的客气，那天董公好像认可了我的一些说法，说确实有很多人认为《流动的盛宴》是一部至少半虚构的作品。我还说了，现在的中文译名《流动的盛宴》没有把原文“movable”中的时间维度翻译出来，确切的译名应该是《不定期的盛宴》。对此，董公好像也赞同了。

　　现在经过一年多疫情的煎熬和几个月的期盼，终于在今年3月下旬读到了董公的又一部新著《文林回想录》。这是一部抒写与那些亦师亦友的长辈、好友多年交往的感想实录，书中所叙的大多数著名文友都已经谢世了，像林太乙、徐訏、桑简流、高阳、夏志清、金庸、胡金铨、陈之藩、刘以鬯、柳存仁、吴鲁芹、林海音、乔志高、宋淇、张佛千、牟润孙、叶公超、溥心畬、周弃子、于梨华、梁实秋、台静农和沈从文等。另外少数当今仍然活跃于文林的友人则有白先勇、刘绍铭、聂华苓、林文月、金耀基等。我在想，董公能与这些纵横于当代文林的高手多年亲临交往或书信往还，一是滋养了他胸怀中的浩然之气，再则也在潜移默化中耳濡目染了不少文林中的处世之道以及如何抒写人间世故的底则。同时，这些文林好友的身世也是董公笔下或淡或浓的多篇精彩妙文的原始素材。

　　这些多彩多姿的文林高手中第一个出场的是一位几近被遗忘的大作家徐訏。徐訏先生曾是一位在抗日战争期间相当红的作家，他的著名长篇间谍小说《风萧萧》于1943年在重庆《扫荡报》上连载，轰动一时，当年曾被称为“徐訏年”;后来1946年出单行本时，又于一年内发行了几十万本。另外，徐訏还写了长篇小说《鬼恋》、《盲恋》和《江湖行》和短篇小说集十一本，以及数十本诗集和散文集，是一位相当多产的作家。其中《风萧萧》和《江湖行》等在港台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和电影，直至1996年，画家陈逸飞还根据徐訏在留学法国期间写的处女作《鬼恋》，执导了电影《人约黄昏》，由梁家辉主演。

　　徐訏的最后一部小说《江湖行》最早是在台湾杂志上连载的，编辑是年轻的聂华苓女士。聂华苓在1985年写了一篇回忆徐訏的文章，其中讲到了徐訏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香港时的落寞心情：“我知道他还在挣扎，要做点有意义的事。办杂志、写文章、编书、教书。去台湾定居呢？还是不去？香港，活不下去了。美国，不是他的地方。到哪里去呢？不知道！杂志没办多久;文章写得也不多;偶尔有几首诗歌发表;小说没写了——可惜！他在抗战的重庆，红得发紫！《荒谬的英法海峡》、《精神病患者的悲歌》、《吉普赛的诱惑》、《鬼恋》、《风萧萧》……1943年成了徐訏年。他在香港初期写《盲恋》，也非常畅销，后来的《江湖行》销路就差一点了。我最喜欢的还是他的《江湖行》，干干净净的文字，写出了复杂的人间事。”

　　造成徐訏心情苦闷的主要原因是当时香港社会重商业而轻文化的风气。所以，他当时很想到台湾定居，儿子尹秋已经在那里居住，但当时的台湾在白色恐怖之下，这是一个信奉自由的知識人的悲哀。徐訏当年在1950年5月下旬，抛下在上海刚刚出生的女儿和妻子，只身一人匆匆来到香港。其实，早在1948年3月，郭沫若在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发表《斥反动文艺》，把徐訏认为的“反动作家”分成‘红黄兰白黑五类，并点名批评了沈从文、萧乾和朱光潜。同期刊物上另有邵荃麟写的更加充满火药味的文章《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检讨·批判·和今后的方向》。正如沈寂先生在2008年发表的《百年人生风雨路——记徐訏》一文中所说：“自后，上海一些报纸开始对他批评。他无动于衷，直至解放，舆论对他公开指责，称《风萧萧》歌颂特务。他也不辩论，知道自己不可能再在上海逗留，上海也不会再允许他曾从事一辈子的写作，就舍别妻女，离开上海到香港。”

　　有趣的是，聂华苓在同一篇《想起徐訏》的回忆文章中还讲了一个令人牵肠挂肚的故事。1984年5月，她到大陆旅行，住在上海锦江饭店，意外地收到了一封自称是徐訏女儿、署名为葛原的来信。来信说她知道徐訏生前和聂华苓常有交往，非常想见一面。聂华苓惦记和徐訏的昔日交情，在酒店里会见了葛原。葛原说她曾在1980年秋到香港病房里见了父亲最后一面。用董公的原话说：“她说香港这边她很陌生，丧礼之后就回上海了。她说爸爸和妈妈结婚只有一年多就去了香港。‘爸爸五○年离开上海，我是三月出生的，本来也姓徐，为了避免有问题，改用她妈妈的姓，她妈妈在上海教小学。聂华苓临别对葛原说：‘你爸爸是个悲剧人物，代表这个时代自我放逐的知识分子的悲剧。”

　　董公还引用了刘以鬯在《忆徐訏》一文中的线索，讲述了点滴徐訏的罗曼史：抗战胜利后，刘以鬯在上海开办怀正出版社，当年徐訏一度住在出版社楼上的宿舍里。徐訏先生曾在一篇回忆鲁迅的文章里说：“鲁迅写给我的两幅字，林语堂先生自然是见过的。那幅‘金家香弄千轮鸣，扬雄秋室无俗声的横条，我想刘以鬯也许记得。那时刘以鬯与他哥哥同缜办怀正出版社，我在社中寄居过一阵，那幅字曾经在社中客厅里挂过。”

　　刘以鬯透露，就是在那一年，徐訏交了一位葛姓的女友，应该就是葛原的妈妈。今天我们难以想象，结婚才一年多，又有一个才两个月的女儿，居然能够忍心抛下远走高飞他乡，那一定是面临重大问题了吧，或者只是想临时先到香港探访一下，然后再回来接家人，但就是没有预想到时不我予。

　　徐訏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还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当时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在上海为林语堂先生编《论语》和《人间世》半月刊，曾向鲁迅约稿，还陪同林语堂参加过与鲁迅的饭局。所以，在那时向鲁迅求到了两幅墨宝。在1968年写那篇《鲁迅先生的墨宝与良言》一文时，他已经在香港旧书摊上看到那两幅墨宝裱好的印刷品，墨宝上题写给他的上款则被删除了。

　　徐訏在《念人忆事》中还有一篇写钱锺书的文章，也相当有意思：

　　当我在法国的时候，我与盛澄华都住在大学城，钱锺书那时也从英国到法国，常常来看盛澄华，所以我也就在那时候碰见了钱钟书，我们那时有好几次坐在咖啡馆聊天。我马上发现钱锺书的博闻强记的才能。但是他对于音乐、绘画、雕塑、舞蹈等似乎都不爱好，他也从未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一套思想。

　　盛澄华后来同我说，钱锺书说的话，好像没有一句是他自己的。后来我读钱锺书的散文，也觉得他搬引别人的意见太多，掩盖了他自己的灵气。这一派散文自有它独到之处，但是后来我在散文方面，还是喜欢鲁迅、徐志摩、林语堂、周作人、梁实秋一类作家的作品。他们中自然每家不同，但他们每个人比较更有自己。

　　然后，徐訏又说，如果说钱锺书的散文缺点是自己太少了，那么他的《围城》小说里则是太多自己，到处是作者在议论，且有不少陈俗、浅陋之处，所以徐訏读后很失望。笔者在这里不得不提一下，徐訏的作品至今没有什么影响，一个主要原因是主导当代中国文学趣味五十年之久的批评家夏志清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书中，对钱锺书和张爱玲都列了专章来讨论，而关于徐訏，竟然是只字未提，仿佛他只不过是一个不入流的作家，还不如艾芜、沙汀这样的作家，而根本未提当年重庆方面的文学，不能不说是此书的一大缺失。再者，夏志清本人当时没有去过重庆，而是住在孤岛上海，尤其是参加了江苏路上宋淇家里举办的每周读书沙龙，由此在出国前便在沙龙里邂逅了钱锺书和张爱玲，留下了直接的个人印象和友情。

　　董公在《文林回想录》里也专门讲了与夏志清的交往，说了夏志清的性格非常直爽，想到哪里，便说到或写到哪里。其中有一封给董公的信上说：“看来我们二人同属水瓶星座，比起普通人来，的确有些不同凡响。但林肯、华盛顿虽然同一星座，而个性不相近也。阳历二月生是福气的，尤其在美国（我们旧历生日日期实在太相近了）。”

　　讲到夏志清先生直爽的性格，我想再讲一个舞蹈家江青在最近写的一篇文章中透露的关于夏志清的故事，作为一个旁证。1972年，江青刚刚在纽约站稳脚跟，夏志清通过邻居朋友陈幼石一心要认识江青这位昔日的电影明星，几次三番之后，江青便在陈幼石陪同下到夏志清纽约第一百一十街寓所做客。一进门夏志清便把客人送的蛋糕打翻在地，然后又用手捧起来给客人吃。接着，便开门见山地对二十多岁的江青又说了一番惊天动地之语，请读江青的原文：“‘哎——短短的时间你怎么会这么红？这么有名啊？我一时语塞直摇头说;‘没有，没有。‘那你是不是跟巴伦钦（George Balanchine，纽约城市芭蕾舞团创始人、世界著名编导）睡觉了？夏先生此话一出，我着实瞠目结舌了。是不是幼石接过话去打圆场了？完全记不起，只记得我连腔都没有答，坐不住要走。”

　　这样直爽性格、讲话没有分寸的夏志清写出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应该也是带有一些率性的随意吧。

　　董公用了四篇的文字来写同余英时先生的交往。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董先生成为《明报月刊》的主编之后，董公便经常请余先生写稿，并在编者与作者的交往过程中，由相同的情怀和价值信仰而结成了深厚的友情。董公拟出“中国情怀”专栏，余先生写出了那篇著名的充满故国深情的《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一文。董公道出的读余先生历史著作的感受，令我敬佩其体悟之深和言辞之精美靓丽：

　　我慢慢体会出一个历史学家不可不具备的铮铮的风骨和铁打的道义。那是家国情怀的升华，更是乱世士人照亮歧路亡羊的一盏明灯。我的感觉是我终于走出历史昏暗的隧道消受曙光的庇佑。

　　余先生写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凭着深厚的历史学养、机敏的创作天分和丰富的想象力，解构出了隐藏在陈寅恪晚年诗文背后的一套暗码系统，让读者拥有一种柳暗花明的惊喜。在余先生看来，《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都是借故人的身世来抒发作者自己的现实感慨。《柳如是别传》既写钱牧斋和柳如是，也写陈寅恪和陈夫人的关系。钱牧斋本来有意随郑延平舟师去台湾，但因舟师亦为清兵击毁，牧斋遂心灰意冷，自百茆港移居城內，而河东君依然留居芙蓉庄，可见两人心志大有区别。余先生说，这便和陈夫人曾执意去香港，而陈寅恪坚持留广州的情势若合符节了。所以，陈寅恪在《庚寅（1950年）广州七夕》后半首诗中说：“领略新凉惊骨透，流传故事总魂销。人间自误佳期了，更有佳期莫怨遥。”这样的“人间自误佳期了”的感慨便是明显的自责当时没听从陈夫人的意愿。

　　余先生的释证引来了一篇署名冯衣北的文章。金庸作为明报集团的社长，把这篇文章交给董先生时说，它在北京、广州、香港、新华社和他之间已经往还多次了，由王匡先生一再推荐，金庸不便打回头。董公写道：“‘我不愿意得罪英时兄，文中所有无礼文句我都大笔删掉了。他说完微微苦笑补了一句：‘最好这些麻烦事不必再来！那篇金庸删改过的文章还有几个不同笔迹的改字补字，我猜想金庸礼貌上曾经把删节稿寄回对方一阅，对方于是又作了修饰。”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篇“弦箭文章”的真名作者是谁了，他写的皇皇三巨册《白门柳》讲的是柳如是的故事，但读来却像是当今沙家浜里发生的事情，我实在想象不出三百多年前的古人怎么会用书里那种白开水一样的对话来交流。顺便多说一句，据说这篇文章当时也经由钱锺书的审阅和修改。

　　最后，《文林回想录》第五十一篇讲到了历史小说家高阳关于明末清初的江南名妓董小宛入清宫成为宠妃的考证，读来也是兴味盎然。高阳的考证认为董小宛没有病死于冒辟疆的家乡如皋，而是成了大清皇帝顺治的宠妃董鄂氏，实为一个千古桃色传奇。虽然冒辟疆的族裔冒鹤亭和清史专家孟森先生都感到这样的传奇只能是浪漫主义的想象，但有趣的是，自古以来有很多名人都相信这一传说。董公引了钱牧斋晚年的诗和陈寅恪的评语为证。钱诗婉约伤感，小宛的仙魂回荡千古：

　　夜静钟残换夕灰，冬缸秋帐替君哀。

　　汉宫玉釜香犹在，吴殿金钗葬几回？

　　旧曲风凄邀笛步，新愁月冷拂云堆。

　　梦魂约略归巫峡，不奈琵琶马上催。

　　董公对诗中的典故解说道：“‘玉釜典出《十洲记》，香是返生香，以玉釜煎熬而成;这是说冒辟疆说小宛已死，殊不知复活于宫中。下句典出《异梦录》，唐朝有王姓士人，梦为吴王夫差词臣，一日闻宫中哀乐，谓葬西施，吴王命词臣作默词，而所葬者实为金钗。高阳说此典精绝，不特点穿影梅庵畔只有小宛的衣冠冢，且小宛死后，世祖亦曾命词臣吊挽，与原典相合。”

　　连陈寅恪对钱诗的评论都与高阳所说的相吻合：“观牧斋‘吴殿金钗葬几回之语，其意亦谓冒氏所记述顺治八年二月小宛之死，乃其假死。清廷所发表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董鄂妃之死，即小宛之死，故云‘葬几回。否则，钱诗辞旨不可通矣。”

　　吴梅村写的多首咏董小宛七绝缠绵哀婉，表露了世人对小宛的绵绵惋惜之情，尤其是下面这首《题冒辟疆名姬董白小像》之八，诗既温存婉转，且最后一句深藏玄机：“江城细雨碧桃村，寒食东风杜宇魂。欲吊薛涛怜梦断，墓门深更阻侯门。”

　　董公宁愿像高阳一样相信美丽的浪漫传奇，也体现了他对才艺双全的不幸女子的惋惜之情。总之，董公的《文林回想录》犹如是春风化雨，文林群英的芬芳由此得以遍传后人，流芳百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