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康

　　1920年3月，梁启超结束欧洲的游历，带着“中西化合”的文化观回到国内。回国后不久，梁启超就组织讲学学社，旨在“拟集同志数人，译辑新书，铸造全国青年之思想”。9月，梁启超又邀约蔡元培、金邦正、张伯苓等组织讲学社，旨在聘请外国名人来华讲学。罗素便在聘请之列。10月，罗素偕好友勃多拉女士乘法國“波尔多”号轮船抵达上海，开始了他在中国长达十个月讲学旅程。

　　当时，梁启超正忙于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实在抽不出时间去迎接，只得另派蒋百里、张申府前往上海迎接。当晚，在大东旅社举行晚宴，参加者有一百人之多。张申府撰文回忆说：“席间，罗素先生作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他主要讲了来华的观感和印象，他希望中国能够开创出一条新路，不要不分好坏而抄袭别国，并要警惕西方近代商贾主义。在谈到中国的改造问题时，他认为各种改造之中最应该注意以教育为第一。”

　　在上海逗留的三天，他会见了慕名而来的各方拜访者，通过交谈和接触，他感慨地说：“一个文明的中国人乃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人。”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是他的翻译，他们因在哈佛大学有一位共同的朋友，而有了格外融洽的关系，罗素给赵元任的印象是“跟我在照片里头看到的非常像，只是比我想象的更高些，更壮些，风度也更优雅些”。

　　离开上海，罗素在赵元任的陪同下来到杭州，西湖的湖光山色、园林花木、亭台楼阁、庙宇回廊，令他赏心悦目，兴会淋漓，赞不绝口“中国美如画”，甚至表示为更好地了解中国，准备学习中文。

　　他是在上海作完四场演讲后，于10月26日来到湖南长沙，在湖南教育会作了《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的演讲。当时湖南教育会在长沙组织中外名人学术讲演大会，时为《大公报》馆外撰述员毛泽东被聘为讲演会的记录员。尽管这场演讲十分精彩，让许多人为之喝彩，可青年毛泽东在听了后，却有不一样的认识，他给远在法国的好友蔡和森去信说：“罗素在长沙演说，意与子升及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

　　告别长沙，罗素于11月上旬来到北京，讲学社在北京美术学校礼堂为他举行欢迎会。梁启超代表讲学社致欢迎词，他说，如今人类追求的“是生活的理想化、理想化的生活。罗素先生的学说，最能满足这个要求”。又说，罗素的人格值得钦佩，他具有“真正学者独立不惧的态度。这是真正为人类自由而战的豪杰”。梁启超希望罗素把他研究学问的方法，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中国人。

　　从1920年11月9日至次年7月6日，罗素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中国政治学会和教育部会场和保定育德中学，一共作了9个专题的演说，内容为哲学问题、心的分析、社会结构学、数学逻辑、教育问题和中国的自由之路等。其中好几个专题是长篇演说，如哲学问题、心的分析、物的分析、社会结构学，有的讲了一个月，有的讲了两个月。他的开放活跃的思路，诙谐幽默的话语，博得许多知识分子的好评，张申府评论说：“平易畅达，语皆中的。既富有充实的逻辑性，又幽默诙谐，饶有风趣。在分析问题时，罗素先生深入浅出，说理透彻，有时也未免无刺，但不酸不刻，读来听去，使人发生快感。……他的讲话‘很像玉泉山水爽人宜人，清冽干脆。”

　　北大学生组织了“罗素学说研究会”，他应邀欣然参加，认为“他们都是可爱的青年，既纯真又聪明，渴望着了解世界并摆脱中国传统的网罗”。他对中国问题十分关心，并把这种关心写在他的《中国问题》里。在梁启超为他饯行的宴会上，罗素建议中国知识分子要敢于承担起社会责任，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不要只是坐而论道，空谈幻想。中国之行，更使他认识到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他说：“在未来的两个世纪里，整个世界将会受到中国的决定性影响，不管是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中国人之长处与美德能否存留于世？或者，中国为了自存必然沾染那些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罪恶？如果中国人真的模仿了侵略中国的那些民族，我们整个人类将会成何体统？”

　　他认为中国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内部和平统一是抵抗外部侵略和干涉的前提，而外来的侵略和干涉又是阻碍内部和平统一的主要原因。他努力说服西方人，中国文明并不亚于西方文明，保护其独立发展是全人类的义务。为此，他呼吁西方列强可否发发善心，从长远看，这种善心也是符合英、美等国的经济利益。一个统一和平的中国比一个分裂混乱的和布满“势力范围”的中国，更有利于英、美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投资和做生意。

　　他努力说服英、美等国的当权者不要有控制中国的企图，中国的独立和统一应该得到尊重，要让中国人有时间有机会解决自己的内政问题。英、美应该从自己和人类的全体利益着想，应该利用自己的实力和国际地位，在外交上迫使日本吐出山东和“满洲”并放弃肢解和侵略中国的野心。他又说，中国人如果获得“时间和机会”，就应制造舆论，化解军阀势力，实现政治、军队、外交、海关、铁路等归中央管辖的稳定而充满生机的政府，内政问题解决了，再收回百年来所丧失的主权，一个政治上独立、统一的中国便会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他清楚地知道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根深蒂固的成见，不愿看到中国的经济独立，尤其害怕中国“以国家社会主义或列宁所称的国家资本主义获得独立”。他们太崇尚实力，同是黄色人种的日本就因为曾经打败了俄国，西方人就另眼相看，而当日本吞并了中国青岛，西方各国竟软弱到让日本与自己平起平坐了。他说：“与白人打交道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屈从他们，或者拿起他们的武器与他们决战。”

　　可他又不主张以武力对武力，只是希望西方国家对中国慈悲为怀，割舍他们的侵华利益，以维护中国的尊严与独立。他应该明白西方列强扩张掠夺的本性，岂会良心发现。中国军阀杀戮血腥的本性，又岂会立地成佛。他的劝诫和建议只是纸上谈兵的一厢情愿。

　　他刚来中国就通过《晨报》表明：“吾为极信科学之一人，以为世界各事，皆科学是赖。”他的“五大演讲”向中国人阐释了数理逻辑、相对论、现代心理学、心理分析方法等二十世纪最先进的科学理论。他说中国人“以古书旧说来断定是非曲直”是极不科学的，是泥古、抄袭、盲从的陈腐陋习。科学的信仰是以客观证据为基础，宗教信仰则不然，是盲从和迷信“经典”及“先知”的“教条”。

　　他建议中国人“保存中华民族所具备的温文尔雅、坦然自若和安逸宁静，结合西方的科学知识并应用科学知识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这些现实问题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内条件造成的，另一类是由国际环境造成的。解决第一类问题包括发展教育、实现民主、消灭贫困、环境卫生和防止饥荒。解决第二类问题包括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发展工业大生产、修改条约并收复通商口岸（可以以日本为榜样），并建立一支强大到足以抵御日本侵略的军队”。

　　他说：“像我那样羡慕中国传统的人，居然没有主张原封不动地维持这种文明，反而主张大规模地向中国灌输西方的思想。……事实上，只有那些依靠中国的弱点来大发横财的外国人才希望中国传统制度中的弊病，以便使中国人无力抵御他们对中国的掠夺。”他是真心希望中国的独立富强，全心全意地支持中国的现代化。

　　罗素作为当时国际上屈指可数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肯定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为复兴中华文明，他诚挚地表示：“我愿为中国人竭尽微诚。”回国后不久，他发表专论《为中国请愿》说：“中国文明并不比我们差，我们不要自封为高等文明的布道士。中国人更有耐心、更为达观、更爱好和平、更看重艺术，他们只是在杀戮方面低能而已。”他奉劝西方人不要激怒中国人，应该主动地明智地放弃在华特权。他是最早呼吁英国当局做个表率，主动将香港和威海卫归还中国。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罗素和杜威等发表公开信，严正谴责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接着又与杜威、爱因斯坦等发表《我们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态度》，吁请国际社会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国际会议上强烈要求西方各国予以承认并建立邦交关系。他说，西方世界“假如早一点善待新中国，世界局势当已好转”。

　　他的中国之旅已成历史，但他对中国热情和期待的言论依然言犹在耳，这就是他和拿破仑、汤因比等同样都曾预言过，未来世纪将属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