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高才

　　多年前，笔者到书店购买了冯天瑜的著作《中华元典精神》拜读，并当面向先生请益。原来，冯先生著述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在海峡两岸出版后，在海内外学界引起热烈反响，当代哲学巨匠张岱年先生曾称其为学界“重大贡献”。

　　三十年过去了，即使是身染沉疴，经受化疗的折磨，冯先生仍然孜孜矻矻，持续深入探究中国文化元典精神，而且常说常新。去年，他与弟子姚彬彬合撰的最新成果《中国文化元典十讲》即是明证。

　　作为叙介中华文化元典的扛鼎之作，该书首先阐发了中国的哪些典籍堪称“元典”，元典生成的历史条件，中国元典与古希腊、希伯来和印度元典的异同关系，由此透视和而不同的中国文化特色。冯先生是“元典”一词的创制者。自1992年起，他就引经据典，开始系统阐释“元典”。指出，诸如始典、首典、基本之典、原典、长（zhǎng）典、正典、大典、善典、美典、上典、宝典等，均是“元典”的别称。同时，他把公元前六世纪前后的四五百年间，称之为人类文明史的“轴心时代”——世界上的几个古文明区（如东地中海、南亚与东亚文明区），不约而同地创作出意蕴深远的经典古籍，奠定了人类文明的精神基础，这些典籍均可称为“元典”。

　　同样，冯先生也是“元典精神”的率先阐发者与践行者。所谓“元典精神”，是指一个民族的“文化元典”所集中体现的原创性精神。这种典籍因其在该民族的历史进程中成为生活的指针，故称“文化元典”。诸如忧患意识、变通自强观念、和合融通思维、民为邦本与向善好学等中华民族带有本根性的精神资源，均可视为“中国元典精神”。

　　作为研究“中国文化元典精神”的开山，冯先生长期在武汉师范学院及其更名后的湖北大学、武汉大学从事中国文化史、中国近代史研究，现为武大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近年其代表作结集为《冯天瑜文存》，皇皇二十卷。

　　自1979年开始，冯公先后在湖北大学、武汉大学组建学术团队研究中国文化史。四十多年来，他领衔撰述的文化史论著，大抵分“文化通史”和“断代文化史”两大类。其文化通史著述包括《中国古文化的奥秘》、《中华文化史》、《中华文化辞典》、《中国文化史》等。在断代文化史方面，冯先生率先推出的“中华文化元典”专著《元典：文本与阐释》，第一次将《诗经》、《易经》、《论语》等先秦典籍称为“中华元典”，还从文化学和文化史学角度对其作扼要的文本考查，并诠释其在历史长河中的“文化重演律”。在《中华元典精神》的巨著中，则着重考辨中华元典（诗、书、礼、易、春秋、论、孟、老、庄等）的生成机制与思想特征，探讨中华元典精神的近代转换，论述中华元典精神与现代化运动的相互关系。作为入选“中国人文讲演丛书”的通识读本，《中国文化元典十六讲》是其对当代中国元典文化的十六个评论稿。是作以学术的普及为旨归，以思想的撒播为内涵，以学术的讲演为形式，从汉字、术语、先哲启示、和谐之道、封建观等诸多方面，阐述中国的元典文化，鞭辟入里，字字珠玑，彰显出大家风范。

　　通览全书，立意深远，文笔流畅，深入浅出，不愧为一部社科普及读物范本，其主要特点大抵有三：

　　第一，“元典”涵盖面的广阔性。自汉代形成的经学传统，只将儒家书籍视作经典，有五经、七经、九经、十三经之传习。这固然是不错的，然而，除儒家典籍之外，诸子百家的典籍也颇具元典性。如《墨子》的兼爱和科学精神，《老子》的道法自然和无为无不为精义，《庄子》的超然逍遥和相对思维，《韩非子》的法不阿贵及变革精神，皆传世不遗，理当纳入元典系列。成书肇始于“轴心时代”的佛典哲思博大，两汉以降译传中国，影响深远，中国僧人又有自创（如《六祖坛经》），广播朝野，亦当纳入元典行列。尤其是《老子》虽然传世只有五千言，但在相关西方国家的某些领域，其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孔孟之道。

　　第二，扩充考古成果之“元典”。百万年的人类起源史和上万年的人类史前文明史，主要依靠考古成果来建构。即使是有文字记载以后的文明史，也需要通过考古工作来参考、印证、丰富与完善。通观流传至今的元典，大多为两汉以下传世文献，经历代儒者修订甚至改窜，不一定是先秦旧貌。而出土文献乃入土时原书，晚近方得见天日，其原初性值得学界重视。它通过将二十世纪以来考古发掘出土的元典文本加以评介，旨在让学界重视汲取考古成果：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子孙万代负责。

　　第三，強化“元典”的当代价值。中国文化元典精神具有大放异彩的广阔空间，向元典精神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处方，是国人的既有传统。而元典精义的近代转换、对现代文明的启示，尤其是一百多年的中国近代化运动中发挥持续而有力的作用，今后对现代文明还可显示其特殊的调节功能，同时给后现代的世界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一种均衡的系统。

　　（冯天瑜、姚彬彬：《中国文化元典十讲》，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