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延祥

　　

胡适的“绩溪”

　　胡仰曦的《一颗清亮的大星——胡适传》是一部很有特色的传记文学作品。胡适是一个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有巨大影响的人物，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是北京大学教授，是《新青年》撰稿人和编辑，是新文化的先驱。后来，又担任过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行政院最高政治顾问、北大校长、台北“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在一个风云激荡、天翻地覆的大时代，他扮演了各种举足轻重的角色。可这样的人物是怎样成长起来的，有的胡适传记却交代得不够清楚。胡仰曦首先把胡适放到“百家小邑万重山”的绩溪上庄的环境中加以叙述。很多人都知道，雷震六十五岁生日时胡适写了杨万里的诗送他，那首诗是：“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这诗其实也是绩溪的地理写照，这种地理环境对胡适的性格有没有影响，我以为有，他的刚正不阿、他的百折不回就是这种山水浸润的结果。这本《胡适传》的作者胡仰曦虽然和胡适同宗，祖籍也是绩溪上庄，但毕竟是在上海出生和长大，求学和工作又在北京，他在书中对胡适故乡“绩溪”一名进行了一番追溯。原来“绩溪”县名的由来据说是杨溪与徽水河在万山崇谷间“交流如绩”。绩者，把麻搓捻成线或绳也。绩溪山水溪流交汇是如此繁复和优美、壮观，当然赖此地而生的绩溪人出行的艰难也可想而知，因此而滋生的“绩溪牛”的徽商精神更是令人感佩。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安徽人，“绩溪”大名如雷贯耳，可是我从来没有考释其意义，说来真是惭愧。不过，读胡仰曦的《胡适传》，我倒是补上了这一课。

父亲对胡适的影响

　　胡适作为文化巨人，个人的努力和社会的锻造自然是决定的因素，但家庭出身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胡适的父亲是怎样的人，这是读者好奇的问题，也是胡适传记绕不开的问题，胡仰曦的《胡适传》对此多有披露。原来胡传是一个有胆有识之人，他年轻时就秉承清末大学者刘熙载的教导：“为学当求有益于身，为人当期有益于世。”在出仕前，他倾全力于封建时代农村宗法社会最宏伟的两件大事：重建宗祠和重修族谱，遇到“丁工捐”危机，不逞之徒令铁匠制刀，他不仅不为所动，还以抬棺宁死之势相抗。这种刚强的血性，我们在成年的胡适身上屡屡看到，比如因溥仪之事和冯玉祥的抗争，为人权问题和国民党的抗争。“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和孙中山的自由”，这是何等的大无畏！他为陈独秀鸣不平，为李大钊后事奔波，为雷震争自由。他从范仲淹《答梅圣俞灵乌赋》中找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八字，指出其与现代人的自由观相通，都是其男儿血性，与胡传精神一脉相承。

　　正如胡仰曦所说，胡传“平生有志于舆地图志，尤其是边疆地理研究”，为了弄清东三省的地理，不惜四十二天的艰苦跋涉，终于到达宁古塔。在东北期间，他往往“坐爬犁由牡丹江冰上行千余里，夜宿岸侧，寒甚伐薪烧火以自暖，渴则凿冰取饮，饥则烘干粮为食”;而胡传对海南岛的考察推翻了朝廷的设想，提出了有价值的考察意见，“生黎驯，不必剿”，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流血，亦对民族和睦产生不少积极的影响。胡传这种对地理的热心，未尝不在胡适身上有所体现，他对《水经注》的关注和考证，给对中国地理有极大贡献的丁文江作传，都可以看成父亲兴趣和精神之冥冥中的体现。作为旧知识分子，胡传有一种难得的理性精神。在胡仰曦《胡适传》中，提到胡传在东北勘定中俄地界时，曾在大雪的森林中迷路，三日三夜出不来，干粮断尽，一行人有生命之虞，关键时刻，胡传想到水流必出山，一行人循山涧而下，终得脱险。胡适一生服膺科学，为引进科学到中国不遗余力，同时提倡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这种清明的理性未尝不可以看成是胡传精神的再现。为官台湾时，胡传鞠躬尽瘁，在台湾被割让给日本后，胡传“唯矢一战而死以报国”，这种爱国热情和行为在胡适身上同样存在。胡适一生志在学术，但抗战前夕，他力促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与日本决战，并在其后出任驻美大使，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伟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胡传在台湾为官近三年，幼年的胡适随父母在台湾住过一年零十个月。1952年12月26日，胡适就专程到台南凭吊了自己幼时故居的遗迹，其时还存在当年的一幢小平房，他在这所平房前留影，种下一棵榕树并题下“维桑与梓，必恭敬止”，以纪念自己六十年前同父母寓居于此。这时，他就称台南是自己的“第二故乡”。那时，日本人遗留下的“忠魂碑”改成了“清台东直隶州州官胡铁花先生纪念碑”，台东火车站前的光复路也改称“铁花路”，铁花是胡传的字。台湾和胡家竟然有如此密切的关系。

　　其实，胡传死后，胡家经济日渐败落，徽州本有“十二三岁，往外一丢”的习俗，胡适逃脱这个命运，也与父亲的遗嘱有关。在遗嘱中，胡传明确交代：“穈儿天资聪颖，应该令他读书，教他努力读书上进。”

少年胡洪骍

　　我以前也读过数本胡适的传记，这次读胡仰曦的《胡适传》，有一个先前没有的发现，那就是在“胡适”名世之前，还有一个少年胡洪骍的存在。十二岁的穈儿（胡适又名“嗣穈”）离开徽州到了上海，在梅溪学堂是以胡洪骍的名字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在这里，他受二哥和学校的影响开始接受新学，成绩优异，本被选派到上海衙门参加考试，即可获得毕业文凭，可是这年在上海滩行走的宁波木匠周生友被俄国水兵无故砍杀，激起胡洪骍的义愤，他和另外两个同学写匿名信，骂上海道袁海观。一气之下，他们不要官家文凭，转投私学澄衷学堂。

　　在澄衷，胡适注重体操，强健身体，大胆参加各种群體活动，成为活跃分子，一改过去文弱、胆小的个性。他用浅显的科学知识验证王阳明“无善无恶，可善可恶”学说是对的，国文教员杨千里在胡洪骍的作文本上专门题了“言论自由”四个大字，并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为作文题，胡洪骍的作文得到杨千里的赏识，并得制钱二百之赏。现在胡适传记都把“胡适之”之名归于胡适二哥，这是对的。但根据胡适二哥的情况以及他知道胡洪骍作文获奖的背景，这个名字的横空出世，首功之人当是杨千里。

　　在澄衷，胡洪骍就敢于为同学鸣不平，不惜与总教习白振民发生冲突，也因此而离开澄衷，进入中国公学学习。在中国公学期间，胡洪骍发表科学小品《地理学》，论证地球是圆的。他开始写长篇章回小说《真如岛》，虽然这个小说后来写到第六回就没有再写，但其思想上的反对封建迷信和白话式的行文都是与成年胡适提倡科学、白话文是一致的，或者说成年胡适的部分志业在此已见端倪。胡适的国学基础和做古诗的才能等也奠定于中国公学时期。

　　对国民性的批判，是鲁迅小说的特点，甚至是鲁迅精神的体现。胡适小说很少，除了以胡洪骍之名写的《真如岛》、《东洋车夫》、《苦学生》，还有1919年的《差不多先生传》，二十年代的短篇小说《一个问题》和1934年的《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其中《东洋车夫》讲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说一个人力车夫总相信外国人有钱，专做外国人生意，结果拉了个外国叫花子。少年胡适说中国人有一个可耻的心理叫“媚外”，即拍外国人马屁，这个毛病上自皇帝大臣下到贩夫走卒都不例外。这种国民性的批判和鲁迅是一致的，胡洪骍这篇小说形式也是白话，这一年是1908年，他才十六岁，《狂人日记》是1918年问世，那一年鲁迅三十八岁。

　　在少年胡洪骍时期，胡适在列举“真正的爱国者”黄帝、孔子、班超、花木兰、玄奘、李白、杜甫、岳飞等之后，竟然加上“杨斯盛、王昭君”，胡洪骍赞扬泥水匠杨斯盛为“中国第一伟人”，因为他立定脚跟吃苦终成大器，因为他破产兴学，临死前最后一句话竟是“那学校用的黑板要改良”。对于王昭君，胡洪骍说她是“中国爱国女杰”，有“爱国的苦心”，胡仰曦认为，少年胡洪骍的评价角度，直接启迪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曹禺先生的话剧《王昭君》的主题构思。

　　就读中国公学，胡适参与编辑进步刊物《竞业旬报》，后来主编该报。他还卷入了中国公学风潮，为正义发声，并和许多进步学生一道退出过中国公学，还以学生身份担任新组建的中国公学低年级英文课教员。这个新组建的中国公学解散后，胡洪骍开始消沉，染上了吃喝嫖赌的毛病，闹到大醉后和警察冲突，进了巡捕房。经此大变，也有在此之前王云五到访的勉励作用，胡洪骍才下定决心报考官费留美生，开启了留洋生涯。考试前，因怕考不取被人耻笑，他才不用胡洪骍之名而改用胡适。

我的朋友胡适之

　　通过胡仰曦的《胡适传》，我才知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胡适之每个礼拜是如何度过的。在他的北京米粮库四号寓所几乎形成了一种接待访谒的公开制度，每星期日上午九点至十二点为公开见客时间，无论什么客来都见，有时候一个早晨见二三十个客，通常一天五十多位客人。访客之中三教九流，胡适都称作朋友，故一时之间，胡适之的朋友遍天下，“我的朋友胡适之”也成了那个时代一句十分有调侃味道的流行语。正如林语堂所形容，胡适之的米粮库，无论谁，学生、共产青年、安福余孽、同乡客商、强盗乞丐都能进去，也都可以满意归来。穷窘者，他肯解囊相助;狂狷者，他肯当面教训……问学者，他肯指导门径;无聊不自量者，他也能随口谈谈几句俗话。到了夜阑人静的时候才执笔做他的考证或者写他的日记。那时候胡适白天在北大上课，晚上还负责《独立评论》的编辑，有的时候写一篇社论熬夜到深夜二三点钟。胡适之的日常生活，让我们感到他的辛苦和作为公众人物对社会的负责和热情。他的平民精神在少年时对杨斯盛的推崇就已埋下了种子，而且终其一生。1958年，胡适已经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但誉满天下的他之影响力早已超出这个位子。卖芝麻饼的小贩袁瓞给他写了长信，请教英、美政治制度的异同。胡适大喜，大约在他看来，小贩颇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古风，于是不仅认真给袁瓞回信，还诚恳邀请其来“中研院”面谈。袁瓞带着精心烘制的十个芝麻饼依约前来，胡适赠送亲笔题名的四本书。我在另外的材料中还看到，据说袁瓞无意中还向胡适先生提到自己鼻子中多了一坨东西，好像是瘤。胡先生知道以后马上写信给某医院院长，说这是我的好朋友，他治病的一切医疗费用都由我来承担，袁瓞对胡适先生更是感激涕零。后来袁瓞再到医院检查，发现原来是虚惊一场，两个人的关系也因此更加密切。胡适去世时，送葬人数达三十万人，灵车经过，路祭的鞭炮不断，工厂的女工掏出手帕擦眼泪，停在路边的卡车司机也走下车向胡博士灵车行礼。当时人评论，他是一位“能使庶黎哀伤的伟人”，连江冬秀见到这个场面，都忍不住对儿子胡祖望说：“祖望啊！做人要做到你爸爸这样，不容易哟。”胡太太说这个话，就是中国平民百姓的口气。

胡适与韦莲司

　　胡适与韦莲司，这些年炒得沸沸扬扬。通过胡仰曦的《胡适传》，我觉得会得出一个清晰的认识。胡适与韦莲司相识于1914年夏天，胡适二十三岁，韦莲司二十九岁，他们交往长达四十八年。在胡适留学期间，她给过很多帮助，甚至对胡适信中的英文错字都加以改正。1933年7月，胡适把在美国的演讲稿寄给韦莲司，韦莲司用一个多月时间审读，提出许多意见。后来根据韦莲司的意见，胡适对六次讲演稿重新修改，次年，芝加哥大学遵照胡适的意思，以《中国的文艺复兴》为名出版，这本书无疑也有韦莲司的心血。胡适不管是在美国还是中国，事业和生活上遇到苦难，总能得到韦莲司的鼓励和帮助。

　　从1914年到1961年，二人通信一百多封。胡适逝世后的1962年，韦莲司无条件地把胡适写给她的一百六十七件珍贵的书信、明信片和电报寄给了台北的江冬秀，作为研究胡适思想轨迹的第一手珍贵史料。四十八年来，她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藏着这些信件。她曾经说：“除了我曾经作为这批信件的收信人以外，我这一生没有任何重要性。”她很清楚自己在与胡适关系中扮演的角色以及这个角色的价值。得知胡适去世，1962年3月2日，韦莲司给江冬秀写信：“多年来，你一直生活在一棵大树的余荫之下，在你年轻的时候，也曾筑巢在枝头。这颗大树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哺育了千千万万饥饿的心灵;而这些果实将被永久地保存下来……而我最珍惜的，是对你的友谊的追怀，和对这棵大树的仰慕。”

　　1962年10月，韦莲司又给胡祖望写信，并附了一张支票，说这是给胡适的“最后礼物”，即胡适文章英译和出版的费用。在另外的材料中，我得知韦莲司的支票是数千美元，而这是她一生的积蓄。晚年的她生活也很清淡，靠出租房屋过活，却把这些节省下来的钱献给胡适一家。胡适与韦莲司的关系，江冬秀非常清楚，事实上，1953年7月6日，她们在美国见过面，这天韦莲司请胡适夫妇到她绮色佳的家中小住，他们真的接受邀请，到她家避暑一個月。她对江冬秀非常客气，双方在这个月有过愉快的交流。我认为不能仅从文人的浪漫多情上来理解胡适和韦莲司的关系，他们作为不同文化的载体，在精神上能够高度契合，这是值得敬佩的，韦莲司是一个值得中国人尊敬的女性。

　　对于胡仰曦的《胡适传》的价值，我以为网上一位叫胡德棒的作者论述得非常精当。他说，作为现代史、现代文化史和文学史的重要见证者和参与者，胡适无疑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在他身上所体现的成长脉络、书生作为、“现代性”与“爱国性”的完美融合，都值得我们特别的关注。即如今日，许多人对于胡适的认识也仍然停留在其对于白话文的提倡、“实验主义”和“整理国故”等基点上，而对于其“愤青”的一面、“孤独”的一面、“多情”的一面及其对于国家民族更大更广的贡献缺乏关注。

　　显然，《一颗清亮的大星——胡适传》就是一本重新认识和书写胡适的传记文学作品。它在客观展示胡适一生，还原人间胡适方面可圈可点。

　　（《一颗清亮的大星——胡适传》，胡仰曦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