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志杰

　　追溯起来，齐鲁大学的前身是1864年美国长老会在登州建立的文会馆。1917年，由济南共和医学堂、潍县广文学堂和青州神道学堂组成的齐鲁大学正式在济南组建，设文学院、理学院、医学院、神学院等。1931年底齐鲁大学核准立案，成为私立齐鲁大学，学校进入平稳发展期。到1936年秋，注册学生达到创纪录的五百六十七人，一直到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前，是齐鲁大学发展黄金期，在当时的中国教育界有“南齐北燕”的誉称，可见齐大之办学实力的确不凡。全面抗战爆发不久，日本军队攻入济南，泉城沦陷。为了保证师生安全，齐鲁大学一面宣布停课，另一方面筹划迁校，到1938年秋除理学院的无线电专修科和医学院的药剂科外，其余各院系全部迁至四川成都华西坝复校复课，开始了齐鲁大学长达七年的流亡办学。

　　齐鲁大学迁校成都，借华西大学部分校舍复课。为适应形势需要，校长刘世传决定重建国学研究所，亲自兼任国学研究所所长，聘任顾颉刚为国学研究所主任。齐大国学研究所成立于1929年前后，但是因为投入不足始终没有形成势力，研究所一直依附在历史系和国文系，有名无实。直到刘世传任齐大校长，在哈佛燕京学社的支持下才算铺开摊子，于成都正式开案研究。校长刘世传虽为所长，其实只是一个挂名，真正主持国学研究所工作的是顾颉刚先生。

　　据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增订本）（中华书局2011年版）所记，顾颉刚1939年9月始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是年四十九岁。该所于十年前成立，因战事而中断。此次先生重建之，遂拟各种章程及经费预算，延聘人员，包括研究员、编辑员、图书员等;

　　又记，一九三九年：

　　十月三十一日，拟《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名誉研究员名单》。又主持整理“二十四史”，作《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整理“二十四史”之主旨》。

　　十月二十六日，致叶圣陶信曰：“此间国学研究所工作，拟集中精力于整理‘二十四史，使散乱材料串上系统而成各种专史之材料集，为将来正式作通史之基础”，先着手编辑中国民族史材料集。是时该所有张维华、王育伊等。

　　作为齐大国学研究所主任，顾颉刚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工作，为国学所的建设、发展，尤其在延聘研究人员、出版学术期刊及其著作方面贡献卓著，是齐大国学研究所的抗鼎之才。顾颉刚曾在多所著名大学任教，如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以及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云南大学，桃李满天下，曾经的同事中也不乏佼佼者，以他的学术地位和在学界的威望，可谓招之即来。只是当时的条件实在困难，齐大在成都，而他需要的众多研究人才却远隔千里，或在北京、上海，或在香港、云南。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不要说路途遥远、颠簸不平，就是江南江北也未必互有音讯。顾颉刚最想也有可能延请到的人有钱穆，他是江苏无锡人，与顾颉刚的故乡苏州相距不远，算得上老乡，况且钱穆就在苏州教书，是相交多年的知己。此时，钱穆正改名隐居在苏州，埋头写作他研究数年的《〈史记〉地名考》一书。第二位是吕思勉，江苏常州人，也算是顾颉刚的老乡，早年在中华书局和商務印书馆做事，当过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代理校长，著作等身，被严耕望称为“现代中国四大史家”之一。第三位是杨宽，是吕思勉在光华大学教书时的学生，他在顾颉刚“古史层累造成说”的基础上，以神话分化学说对中国古史传说进行了全面考察，系统还原了古史传说与人物的神话本相，深刻揭示了由神话到古史的演化过程。顾颉刚对这位小自己二十一岁的后起之秀十分看中，亲自致信予以邀请。另一位是顾廷龙，他与顾颉刚为世亲，是高顾颉刚一辈的从叔，也是顾颉刚的学生。他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与顾颉刚编纂《尚书文字合编》，在古籍版本学和目录学研究方面卓有成就。再就是童书业，他是顾颉刚的学生和助手，被老师称作“最知我者”，追随顾颉刚做助手时，其工钱和食宿都由老师个人支付。

　　但是，当时这些被顾颉刚看上的人都因各种困扰无法脱身，顾颉刚便聘任他们为齐大国学研究所名誉研究员，他们的研究课题都悉数列入研究所研究计划，同归齐大国学研究所出版发行。被顾颉刚招致麾下先后进驻齐大研究所的研究员有杨向奎、胡厚宣、张维华、严耕望、沈镜如。钱穆在1940年秋天履约入职，并在顾颉刚离开后接任国学研究所主任。

　　顾颉刚在齐大国学研究所的另一个贡献是以“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名号出版发行了一大批影响力很大的杂志和丛书。他创办了《责善半月刊》、《齐大国学季刊》、《齐鲁学报》，还有与燕京大学、华西大学、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合办的《中国文化研究汇刊》。这些刊物不仅在当时颇受学界关注，现在仍然具有相当高的研究价值。《责善半月刊》于1940年创办，“责善”取义于《孟子·离娄下》的“责善，朋友之道也”，含有同道互相切磋以期于至善的寓意，很有些平等以求、共赴大业的意思。《责善半月刊》发表的顾颉刚的《浪口村随笔》，钱穆的《思亲疆学室读书记》，张维华的《读史札记》，杨向奎的《绛史斋杂抄》，张维思的《冰庐读书随录》，一改过去史家严肃生硬的叙史风格，以轻松活泼的文笔娓娓道来，大受读书人喜欢。这本颇受读者偏爱的《责善半月刊》有序出版了两年，共四十八期。

　　毕竟《责善半月刊》是一本厚度不够的刊物，受字数所限，很多篇幅较大的有思想有见地的长篇大作无法上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顾颉刚又在同年创办了《齐大国学季刊》，无论厚度、长度都远超《责善半月刊》，而且印制非常精到，白色连史纸，线装，深黄色封面上的白色签条由顾颉刚亲自题写，为《齐大国学季刊》增色不少。因成都印刷条件所限，“季刊”共出版两期，发表了丁山、张维华、姚名达等史学界名流的文章，同样产生很大反响。

　　与以上两种刊物不同，《齐鲁学报》一直在被称为“孤岛”的上海出版，以发表受聘担任齐大国学研究所名誉研究员的住在上海的学者文章为主，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发行。钱穆主编，刊发过吕思勉、钱穆、杨宽、童书业、唐长儒等人的文章，共出版四期，主要在上海及周边城市发行，影响力不及《责善半月刊》和《齐大国学季刊》。

　　《中国文化研究汇刊》最初由华西、金陵、齐鲁三所大学的研究所主办，第一期在上海出版，从第二期开始在成都出版。其后，燕京大学迁至成都也加入到《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的编辑出版行列，成为四校合办，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而停办。

　　齐大国学研究所除了出版发行上述刊物，还以“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著汇编”的形式结集出版大量学术专著。有赵泉澄著《清代地理沿革表》，吕思勉著《先秦史》，童书业著《春秋史》，杨宽著《战国史》，顾廷龙、潘承弼合著《明代版本图录初编》，容肇祖著《明代思想史》，以及陆翔翻译的法国汉学家的论文集《国闻译证》。

　　齐大国学研究所初期设在成都市区，后来搬到北郊的赖家园，钱穆、胡厚宣、杨向奎、张维华先后住进赖家大院，一时成为成都的文化大院。前来拜访的人开始增多，尤其慕名而来要见顾颉刚先生的人络绎不绝，使之应接不暇。离开成都市区时，顾颉刚在《责善半月刊》刊登《启事》，说明真情，谢绝闲来无事者登门拜访，实属无奈之举。其中有这样的字语：“社会各界宠交逾分，柬帖时颁，有志青年谬谓可师，轩车日止。颉刚性不绝人，来者百千，一一肆应。休息无时，寒温失卫，遂至今春疲极而病。”“积周年之痛苦，经长期之考虑，决意舍弃都会生活生涯，移家村落。今已迁去，颇得天然疗养之效。”

　　1941年秋天，顾颉刚离开成都前往重庆主编《文史杂志》，据胡厚宣回忆，顾颉刚去重庆办《文史杂志》并未辞齐大国学研究所主任一职，而是由钱穆代为主持。

　　关于顾颉刚出走重庆，还有另外的说法，意思是顾颉刚受自己的学生排挤，不得已离开自己喜欢的齐大国学研究所和赖家园。顾颉刚第一次出任齐大国学研究所主任的时间是1939年9月，离开的时间是1941年6月5日，《顾颉刚年谱》（增订本）记：“六月五日，由成都飞抵重庆，任《文史杂志》社副社长，社长为叶楚伧。此刊乃国民党中央党部所办。”而《顾颉刚年谱》（增订本）六月三日记：“作本年度工作报告交齐鲁大学，曰：除主持研究所全部事务及指导研究生工作外，个人研究为：一、春秋史材料集（即前年拟作之古代史材料集之一部分）;写笔记四万言，又令书记钞《春秋经》，编辑《春秋经通检》。二、研究古蜀史。”从6月3日的年谱中看不出顾颉刚要离开齐大国学研究所的任何迹象，他却说走就于第三天坐飞机走了。如此突然，其中有无其他事由不得而知，但是后有史学家史念海回忆顾颉刚的文章《顾颉刚创立禹贡学会及其以后的二三事》，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令人生疑：“齐鲁大学迁到成都时，暂舍于华西大学中，因均为教会所办的大学，有其方便之处。顾颉刚先生颇嫌其喧嚣，有厄于研究学术，因移国学研究所于成都郊外崇义桥。其地赖家花园颇有花木之胜，国学研究所即设于赖家花园之内。顾颉刚先生作如是安排，实为久住计，不意为时未几，却舍之而去。为何如此仓促？据说为其所赏识的学生所排挤，不能安于其位。颉刚先生自来对于青年学子，培育提携不遗余力，这是人所共知的，颉刚先生培育提携青年学子，只是爱才心切，初未期望其能有瓊瑶、琼琚的报答，可是也没有想到反来还受到排挤。颉刚先生虽宽宏大度，却也难免耿耿于怀。又据说，颉刚先生垂老之年，忽接到此君来函致歉。因时隔多年之后，此君始知其读研究生时以无力缴纳学费，将被迫辍学，赖颉刚先生为之逐年代缴，始得克就学业。此事颉刚先生从未向其道及过，数十年后此君得知曩年底蕴才不安于心，初感负恩，致函自责。”

　　史念海所提“此君”为何人不得而知，顾颉刚是不是被“此君”排挤出齐大国学研究所，果真如史念海所言“为其所赏识的学生所排挤，不能安于其位”，那“此君”绝非等闲之辈。如今当事三方均已故去，成为一桩悬案。

　　顾颉刚再次任职齐鲁大学是1944年9月，《顾颉刚年谱》（增订本）记：是年，因齐鲁大学校长汤吉禾屡邀其任国学研究所主任，答之曰：“惟刚在校所为标点‘二十四史之工作尚未毕，如许我终成其事，则可暂来一二月。十一月十五日，与静秋乘汽车离重庆。十六日，抵成都。是时至年底，在齐大授‘中国地理沿革史、‘春秋史，学生有李文实、方诗铭等。又任齐大国学研究所所长，作该所组织纲要、工作纲要、人员分配及预算书等。是时该所职员有胡厚宣、张维思等。欲将该所语言文字部门留蓉，由（胡）厚宣主之;史学部门移碚，由予主之”。该所工作除个人专门研究外，又计划集体之编辑工作，如编辑《春秋经通检》、标点“二十四史”等。顾颉刚本次履职齐鲁大学，已不是原来的国学研究所主任，而是所长，名副其实的“一把手”。此时，国学研究所已经从崇义桥的赖家园搬回华西坝华西大学校园，也是齐鲁大学的校本部，国学研究所的新址叫鲁斋，已非“村落”。

　　但是，顾颉刚此次再到齐大任职，时间非常短暂，应是止于1945年初。《顾颉刚年谱》（增订本）记：“一月二十五日，以齐鲁大学起风潮，畏陷漩涡，离成都。二十六日，抵重庆。”对于这次离去，顾颉刚是满心的不甘，他在日记中写道：“研究所之事遂未商得具体结果”，“整理‘二十四史之事如悬磐然”。到了重庆，顾颉刚还是心系齐大，在春天依旧作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一九四四年秋季至一九四五年春季全体工作报告及顾颉刚工作报告》。这应是顾颉刚为齐大国学研究所做的最后一项工作，不久他便出任复旦大学教授。接替顾颉刚出任齐大国学研究所所长之职的是著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吴金鼎博士。

　　顾颉刚两次在齐大任职国学研究所，时间总共三年有余，“决意舍弃都会生活生涯，移家村落”，说明他是喜欢齐大国学研究所的。在他的带领下，齐大国学研究所人才荟萃、学术成就斐然，是为最鼎盛时期。当然也留下了遗憾，诸多规划中的研究工作没有完成，特别是出现了史念海所说的“不意为时未几，却舍之而去”的怪事，令人费解。好在“此君”已“初感负恩，致函自责”，使顾颉刚先生终得宽慰，亦为后学拂去心中微尘。齐鲁大学及国学研究所已成历史，顾颉刚对其做出的卓越贡献将会与齐大历史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