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年(1877)深秋,安徽补用知府章寿麟从金陵乘船回家乡,舟行湘江至长沙城北六十里的铜官镇,凭窗放眼远山近水,“秋风乍鸣,水波林壑尚隐隐作战斗声”,让他回想起二十三年前对岸靖港发生的那场激烈战斗。咸丰四年(1854)四月初,太平军第二次进攻长沙,占据湘潭县、铜官镇等要地,所向披靡。曾国藩和一众湘军将领、幕僚商议,确定了集中力量先克复湘潭县从而撬动战争全局的策略。塔齐布率领的陆师和彭玉麟、杨岳斌率领的水师当日开赴湘潭,曾国藩也将在第二天亲率二十营湘军前往。可是,当地绅商当夜来营报告敌情,痛陈“长毛”之罪状,靖港、铜官一带敌军防务空虚而唾手可得,并恳求大帅救民于水火之中。众多绅商哭求立即出兵,彭嘉玉等幕友也表赞同,曾国藩于是临时改变策略,亲率湘军水师二十营进军靖港、铜官一带。哪知情报有误,太平军悍将石祥祯严阵以待,湘军一时溃败,曾国藩当场斩杀数名逃兵也无济于事。曾国藩对自己轻信和盲动追悔莫及,一时羞愧难当,跳水自杀殉国。炮火之中没有人顾及统帅,幸而早有准备的章寿麟跳入湘江,及时救起了“旱鸭子”曾国藩。所幸第二天传来塔齐布等在湘潭大捷的消息,随后太平军从铜官镇撤走,一时战局得到扭转。
此后十年,湘軍大功告成,又八年,曾国藩魂归道山。此时章寿麟也年过半百,追思往事,感慨万千,于是作了一幅《铜官感旧图》并附自记,凭吊旧战场,追忆当年战事,沧桑无限。以后数年,章寿麟将《铜官感旧图》送知交故友欣赏,如张之万、左宗棠、李元度、陈士杰、郑孝胥、薛时雨、王闿运、梁肇煌、卞宝第、俞樾、徐树铭等权贵名士纷纷题诗作文,一时风雅蔚集。大约十年之后,章寿麟在江苏泰州知府任上去世,其子章华、章同等继续以《铜官感旧图》向知交故旧、名士清贵索题,直到民国十年前后。最后,所有诗文、书法、图画印汇为七册,作者一百二十余人,除了前面提到的,还有康有为、蔡元培、徐世昌、张謇、陈三立、曾广钧、林纾、樊增祥、易顺鼎、八指头陀、章士钊、曾熙、张百熙等,其中有一名朝鲜人。更加可喜的是,这些墨迹都比较完好的保存下来,十几年前被长沙一家有眼光的艺术馆拍卖购得并收藏。
诗无达诂,画亦如此。湘军兴起,南北征战,克复金陵,成就了成千上万田舍郎的功业梦想,“从事文正者,当时多通显”。章寿麟《铜官感旧图》及自记满是追昔感时,但是没有明显的恩怨,可是读者自然联系场景渊源,读出自己的感受,又有层层相因,一路启发转益。大多数人认同章寿麟“援一人以援天下”,但围绕施恩与报恩的关系、方式等见解不一、众声喧哗。章寿麟救人的功劳该不该获报?曾国藩应该如何施报?曾国藩为什么不施报?湘军诞生了那么多高官大员,为什么单单让有救命之恩的章寿麟“浮沉牧令间”,“一官老去伤白头?”古人说得尚且含蓄,网络时代的现代人特别直白,网上可以随便搜到此类文章:《湘军后人拿着一幅画到处诉苦:曾国藩知恩不报》、《一幅画牵出陈年往事,都说曾国藩忘恩负义》;有人说曾国藩虚伪,一旦重用章寿麟,就会暴露自己假自杀的心思,也担心章寿麟因此宣扬当年的救命大恩。直白通俗的想当然的解释,似乎又和几十年前“曾剃头”、“假道学”、“阴险虚伪”的评价接上了头。曾国藩果真是忘恩人吗?不能想当然,还要看事实,还要深入分析。
旁观者未必清
陈士杰、李元度和章寿麟当年同为曾国藩的幕友,三人都不赞成出兵铜官镇,力劝无效后,商定由年轻有力且水性好的章寿麟藏在后舱,以见机行事。作为事情的亲历者,陈士杰、李元度题图前有过犹豫,既要顾及老朋友的情面,又要顾及曾国荃等的存在,只能说些上场面的话,难以自由发挥。陈士杰一方面肯定章寿麟临危救人的功绩,感叹其坎坷不遇;一方面又疑问“自有定数耶”,以命运、定数等不可知因素来安慰。李元度详细回顾救人前后情形并推测:“窃窥文正意,使蘧显擢君,是深德君以援己,而死国之心为伪也。然亦决不置以负君,盖将有待也。”李元度的意思是,曾国藩没有很快重用章寿麟是担心别人说闲话,但绝不会闲置以负恩,只是要等待时机。还有没有说明白的话:因为上天不假年寿,曾国藩突然去世,来不及回报章寿麟的救命之恩了。曾国藩自称对李元度有“三不忘”,即分别在铜官之败、九江之败、樟树之败的时候,他处在人生最低谷而数次自杀,李元度患难相从,类似有救命之恩。后来,曾国藩公开感恩和多次保举李元度,严参之后仍斡旋使之复出。曾国藩保举李元度,不担心被误解“死国之心为伪”,为什么保举章寿麟就担心被误解呢?显然还有其他的原因。
江宁布政使梁肇煌是最早题图的人,认定章寿麟“援一人以援天下”,一次救人行动关系天下大局。这触动了自视甚高的左宗棠,他提笔洋洋千余言,细数当年亲见的曾国藩的狼狈往事,发表了与众不同的观点:“公不死于铜官,幸也。即死于铜官,而谓荡平东南,诛剿馘让,遂无望于继起者乎?殆不然矣。”别人都说“援一人而援天下”,如果曾国藩没有被救起,剿灭太平军的事业很可能无法完成了。左宗棠则大声说不可能,潜台词就是:还有我。别人都为章寿麟没有得到高官惋惜,左宗棠却说做大官很辛苦,他在陕甘总督、两江总督任上文件太多、应酬繁重、时局多变、谣言诽谤多,几乎不想干了。好像是劝章寿麟,当大官并不好,没有必要为得不到提拔而伤心。左宗棠与曾国藩向来不太对路,一般不会放过任何批评曾国藩的机会,但是在章寿麟未得重用一事上并未深究。这是左宗棠的聪明之处,也是顾忌之处。曾国藩逝世之后数年,左宗棠任两江总督,调任章寿麟管理盐务,据说卓有成效,作为老熟人和上司,他有机会也有能力提拔章寿麟,但也没有实际动作。如果在这一点上指责曾国藩,就同样要指责自己,所以话题一偏,放过别人也放过自己。
相对来说,王闿运在曾国藩幕中的时间不长,不是章寿麟相处很多的人,而章寿麟特意请他题诗,仔细想来是有原因的。光绪七年(1881),王闿运费时六年撰写的《湘军志》出版,许多湘军人士认为该书对功绩肯定不充分,负面现象放大,称之为“谤书”。章寿麟亲身经历的铜官战斗等也是数字带过,将《铜官感旧图》送阅,同样有提醒和抗议的意味。哪知道孤傲的王闿运根本不领会,洋洋洒洒一首长诗,详细讲述当年战事经过,特意重提“日中定计夜中变”、“彭公建策攻下游”的往事。诗的末尾进一步感叹:“时人攀附三十年,争道当时赞画功。骆相成名徐陶死,曾弟重歌鹡鸰起。只余湘岸柳千条,曾对当时呜咽水。信陵客散十年多,旧逻频迎节镇过。时平始觉军功贱,官冗闲从资格磨。凭君莫话艰难事,佹得佹失皆天意。何况当时幕府谋,至今枉屈何无忌。”表达了对于攀附争功现象的不屑,顺带讽刺了曾国荃和官场新贵。王闿运一面以“天意”安慰章寿麟,一面又反复强调曾国藩临时改策、彭嘉玉瞎参谋的失误,似乎提醒是因为曾国藩迁怒章寿麟,因而故意不重用,这又把水搅浑了。
时光流逝,人事代谢,乃至清朝危亡,中兴伟业的意义趋于瓦解,题咏的作者又多是章华兄弟的朋友,诗文立意绝大多数转向批评曾国藩,大发感叹并肯定章寿麟。晚清状元、著名实业家张季直认为施恩与报恩是人之情,为维持社会诚信与良性运行之必要,于是激烈批评曾国藩知恩不报:“受人之施而不报,虽圣人不能为高深不测之论,以自殊于人。”维新人士丁惠康题诗:“湘潭纪载湘军事,遗恨沉沙折戟时。若谓功高翻铸错,披图考史到今疑。地老天荒意渺然,史家曾说中兴年。南山射虎消磨甚,输于先生更可怜。”姜筠在宣统元年(1909)题诗:“徒死何能补圣朝,怀沙抱石太无聊。妙高一笑重生日,此事终身愧幕僚。”以上无不是消解咸、同中兴的意义,对曾国藩的以死效忠不以为然,字里行间隐含讽刺。三十年过去后,1914年,王闿运在京会见章华,再次题诗:“周甲重逢又甲寅,当时堤柳尚如新。早知援手终无益,始信灵均是了人。”康有为在1918年流亡海外时题诗:“或为避嫌或贵德,终非中道难为辞。”此时清朝已经灭亡,曾国藩的功业失去存在的基础,自然再难得到好评。甚至有些观点已经和今天网络上的类似了。
无论是亲历者还是旁观者,基本都是因循前人的观点以及流行的说法来题诗作文,又加入人际关系、个人喜好等因素,很少去探究史料和事实真相,所以很难有客观公正的观点。
三次破格保举
章寿麟由舅舅彭嘉玉推荐入曾幕,彭嘉玉,字笛仙,很早就和王闿运等人交往,也深得曾国藩信任,当年临时改变策略进军铜官镇就有彭嘉玉推动。尽管有这么一次大失误,彭嘉玉并未被曾国藩冷落,曾国藩日记中数十次记载“与彭笛仙一谈”,克复金陵以后还被曾国藩委以重任,办理金陵粮台。同治八年(1869),曾国藩从直隶总督回任两江总督后,章寿麟还找曾国藩“久谈”。所以说,章寿麟是曾国藩身边的人,无论是通过舅舅还是依靠自己,与曾国藩的沟通是没有障碍的。李元度也多次推荐章寿麟,曾国藩表示:“此吾患难友,岂忘之哉?”事实上,曾国藩多次保举过章寿麟,可以查到的就有三次。
咸丰八年(1858)十月十六日,曾国藩和江西巡抚耆龄会衔《遵保防守广丰玉山两城出力员弁折》:“……安徽亳州义门巡检章寿麟……请开缺,以府经历县丞仍归安徽遇缺即补。”巡检通常是派驻距离县城较远的市镇或关隘,负责巡逻捕盗、维持当地社会治安,位列从九品,是九品十八级中的最末。章寿麟被保举为府经历县丞,由从九品跨越为正八品,一步跨过三级台阶,确实称得上破格提拔。按照清政府当时的规定,原来没有职务和功名的,保举要从未入流即九品以下起步,所以此前章寿麟应该还有一次或者两次被保举。
咸丰九年(1859)十月十九日,曾国藩《酌保攻克景德镇浮梁县城出力员弁折》:“安徽候补府经历县丞章寿麟,请免补本班,以知县仍归安徽补用。”原来是候补正八品的府经历县丞,现在不用候补,直接保举为正七品知县,免去一项程序,又直接跨越两个台阶。估计是保举人数和幅度的原因,此次保举有点波折,交部核议认为:“清单内仅开列所请官阶班次,并未将该员系何项劳绩详细声叙。应令该侍郎分析开单等因具奏。”第二次上奏为章寿麟补充了“干事明敏,临战坚定”的评语,并坚持了上次保举的待遇。
同治三年(1864)八月十三日,曾国藩上《攻克金陵陆军员弁请奖请恤折》,当月二十七日获得批复:“知州章寿麟,着免补本班,直隶州知州仍归安徽补用,并赏加知府衔,赏花翎。”知州为从五品,直隶州知州为正五品,知府为从四品,章寿麟保举为直隶州知州加知府衔、赏花翎,类似高配的从四品,仍然是跨度不小的提拔,获得实缺更加难得。咸丰十一年(1861),湘军攻克安庆以后,章壽麟到后方任职,已经不在军事一线,这次保举依然有份,说明曾国藩并没有忘记他。
从咸丰四年到同治三年(1864),大约十年时间,章寿麟从一个草根实现了到从四品州府长官的蜕变,当然在战争年代不算特别大的奇迹,不能与湘军中的显贵比较,但也算是比较顺利的升迁了。许多十年寒窗的进士,非常优秀的能员,例如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仕途终结于高邮知州,曾国藩幕僚翘楚赵烈文仕途终结于磁州知州。咸丰八年(1858)九月,曾国藩派章寿麟为监印委员,参与军中机要。根据泰州出土的《清故资政大夫江苏补用知府章君墓志》得知,咸丰九年(1859)后曾国藩委派章寿麟任江西新建县令,很可能考虑了章寿麟“少孤穷”且原配早丧、继配为新建县名门裘氏之后的实际情况,特意为他的家庭生活创造条件。安庆克复后,委章寿麟为安徽滁州知州。金陵克复后,调其司江岸榷务,之后又调其管理军中营务。榷务司有海关兼税务局的职能,是待遇优厚的肥缺。曾国藩去世后,章寿麟也一度去职返家。部分得益于曾国藩的关照,章寿麟在子女培养方面大有成功,原配早卒不育,与继配育有的五子一女都发展势头喜人。长子章同,署山西大同府知府忻州直隶州知州;次子章华,翰林庶吉士改入值军机章京邮传部邮政司郎中;三子章鼎,江苏知县;四子章琦,西淮盐大使;五子章朴,候补知县;一女嫁给担任广西知县的同乡黄某。《铜官感旧图》得到如此多的名人题咏唱和,与章寿麟五个优秀的儿子密切相关,尤其是章华,光绪二十一年(1895)进士,位列清贵又善诗词,极大扩展了题咏唱和的范围。后代有成光大了章寿麟的门庭,从某种意义上看,这是迟来的福报,康有为、樊增祥都有如此感叹。
总的来看,曾国藩遵循战时实际情况和惯例使用和提拔了章寿麟,适当照顾了他的生活,在没有违反原则的前提下回报了章寿麟于私于公的功劳。
涤生岂是负恩人
曾国藩从小有性格急躁、虚荣、好色等毛病,但是他一直不断反省改过,尤其是接受理学大师唐鉴的建议以后,更是严格修身,日三省乎己,要努力成就理学名臣的人生目标。此后,不妄言、不夸饰、不负恩、散财不留名等成为他的人生准则,也基本以实际行动去落实了。
道光二十三年(1843),曾国藩出任四川乡试主考,获得官方和门生赠送的银子,寄一千两回家,信中约定六百两还债,四百两馈赠亲戚。这是曾国藩做官以后第一次有余钱寄回家,特意一一说明需要馈赠的人:大舅、五舅、岳父、楚善叔、丹阁叔、宝田表叔、任尊叔、彭王姑、腾七姑、陈本七、邓升六等,近亲远亲十几人。弟弟复信说自家还有债务,何必管别人,埋怨他“糊涂”,曾国藩回信一一历数亲戚穷状、馈赠救济之必需,悲悯之心、报恩之意感人泪下。“己亥年之外家,见大舅陶穴而居,种菜而食,为之恻然者久之”;楚善叔为债主逼迫,田地低价卖我家;彭王姑昔年待我甚厚,晚年家贫,王姑已殁,宜赠姑丈;陈本七、邓升六二先生,则因觉庵师而牵连及之者也。丹阁当年用八千钱贺喜曾国藩中进士,弟弟认为是有意图回报,曾国藩说:“以为喜极,固可感也;以为钓饵,则亦可怜也。”总之,无论亲疏都该报恩。
曾国藩并不讳言别人的恩惠,给李元度的信中明确对彭玉麟、李元度的感恩:“常念足下与雪芹,鄙人皆有三不忘焉。”并明明白白表示要牢记恩情、至死不忘:“此六不忘者,鄙人盖有无涯之感,不随有生以俱尽。”内阁大学士、蒙古人倭仁早年与曾国藩亦师亦友,倭仁去世以后门前冷落,曾国藩及时吊慰其子,入京又登门看望,私人出资印行倭仁著作。曾国藩不但感恩,也善于改过。天津教案之后,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判处充军黑龙江,曾国藩大为愧疚,分别写信向他们致歉,代为筹备赎罪之银两,向有关官员招呼关照,安排将来补救的出路。天津教案追责地方长官是办案惯例,位高权重的封疆大吏如此对待身陷囹圄的下属低级官员,主动承担责任,有收买人心的直接因素,但更多的是冰冷的国家机器之外的人性光芒与温暖,也只有曾国藩等极少数官员才能做到。李元度不听劝告、大意失守徽州,贻误大局和战机,曾国藩本着公心和严肃纲纪的目的严厉参劾,事后发觉做得过头了,便多次指示弟弟从中转圜,并安排人奏请起复,最后李元度被起用为贵州按察使。
一般来说,稳定的人格心理一旦形成,例外的行为是很难发生的。所以,曾国藩既然感恩报恩这么多人,犯不着负恩于章寿麟一人,如果偶然忽略了,还有来自灵魂深处改正的动力。曾国藩父亲感念章寿麟的大恩说:“章某,国士,宜善视之。”曾国藩是孝子,自然不会将父亲的话当成耳边风。同治元年(1862)二月二十四日,曾国荃从家乡来营,当晚兄弟久谈,曾国藩在日记之后特意记下“章寿麟”三字,应该是谈话中谈起了章寿麟,可见章寿麟的恩情一直留在曾家的心里。所以,还是时任湖南巡抚卞宝第的看法较为客观:“文正不以拯己之德为公功,公也,非私也。君知中兴事业,非文正莫能任,拯文正即以拯天下,不言功,亦不望报,公也,非私也。”分清公、私的施报,避免了流于庸俗,达到了“名臣义士各千秋”的效果。
假如曾国藩决定用督抚大位来报答章寿麟,也不是一句话或者一个奏章就可以搞定的。要说明提拔的理由,要遵守官阶设计的程序,还要接受官场和舆论的监督。周腾虎在经济、洋务等方面才能出众,声名远播,“海内贤才,以周腾虎与左宗棠其称”,得到曾国藩的大力保举。不料,周腾虎素来高调而不拘小節,众多反对者借此弹劾,诬告其“胆大妄为”、“心术不正”,结果朝廷罕见地驳回了曾国藩的保举。后来,得知周腾虎在上海逝世的消息,曾国藩还在日记中感叹:“悠悠毁誉,竟足杀人,良可怜伤。”
章寿麟本身也有几个不利的方面,影响了他的升迁。一是起点太低,不是正途出身。同时在幕的李元度、陈士杰后来都位列地方大员,但他们之前的起点高得多。入曾幕前,李元度有举人功名,担任黔阳县教谕,为正八品朝廷命官;陈士杰,以拔贡选取户部七品官,因丁忧返乡;章寿麟却是没有任何功名和任职经历的草根。清朝政府权力高度集中,幕僚、杂佐可以私人聘任,但任用官员哪怕是八品、九品小官,都要报请朝廷批准,低起点限制了升迁的高度。二是没有独立带兵作战。李元度原为幕僚时就深得曾国藩赏识,湖口之战后又回乡募兵,由文员改为领兵将领,在江西丰城、玉山“所统平江营,以一军分守两县,力保危城”,以后还参加了多次重要战斗,包括让曾国藩震怒的“徽州失守”之役。陈士杰后来返回家乡郴州创立广武军,镇压当地农民起义,阻击石达开,立下显赫战功。章寿麟没有独立领军作战,得到保举后,数次申请开缺并得到批准,没有连续在军中效力。三是没有进入核心幕僚圈。曾国藩幕府中人才济济,如李鸿章的奏章与谋略,丁日昌的洋务与藏书,李元度的文采,赵烈文的政务与医学,莫友芝的出版,徐寿与华蘅芳的军工,俞樾的学问,都是一时之选;还有与曾国藩下棋的、谈天文的、谈水利的、谈书法的,核心幕僚经常接到曾国藩的咨询,也受到更多的关注。章寿麟“恂恂君子”,言语不多,没有在文学、经济、棋艺等方面的特长,难以脱颖而出,与曾国藩的交流就相对不会很深入。
曾国藩和章寿麟都不会料到,一幅画竟然吸引了众多人的关注,成就了如此壮观的文化集成。遗憾的是,自从诗、书、画从才能上分离、从物理上分离,这种文化壮观是不会再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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