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兴杰

　　日记，古已有之，又被称作日谱、日史、日录等等，尤其在明、清士人群体中非常流行。在大量的清代日记中，《曾国藩日记》（岳麓书社，2015年“最全本”）可谓影响最大者。曾国藩（1811—1872）是晚清一代名臣，从青年时期开始一直到老年长期坚持撰写日记，自省是其日记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曾国藩去世于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初四，在生命的最后一天，他留下了日记绝笔：“既不能振作精神，稍尽当为之职分，又不能溘先朝露，同归于尽，苟活人间，惭悚何极！”仍是在反省自己的晚年和一生，仍然在自我鞭策。

一、日记与自省

　　明代以降，随着社会风气日益颓废，不少儒生士人开始寻求一些切实可行的修身方式，涵养道德，提升境界，记日记就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一种修身工夫。在宋明理学中，修身日记已不时可见，如王阳明“惜阴会”中要求每人立日记，到了明末清初，日记的数量骤增，有的规模还比较大，如大儒孙奇逢的《日谱》共三十二卷，记载了从顺治六年（1649）到康熙十一年（1672）共计二十七年的日记。明、清日记不但记事明理，还是儒者平日存养省察、自省进德的重要载体。曾国藩常读明代吴与弼的《日录》，吴与弼把自己的《日录》称为“日新簿”，“日夜痛自点检且不暇”。清代唐鉴每夜必记“日省录”数条，曾国藩“甚欲学之”。

　　《曾国藩日记》按传统阴历纪日，主要有三种样式，分别为“求阙斋日记”、“无慢室日记”、“绵绵穆穆之室日记”，从日记的命名即可看出曾氏的自省和道德追求。“余以‘求阙名斋，即求自有缺陷不满之处，亦‘守骏莫如跛之意也。”“守骏莫如跛”语出苏东坡《和子由论书》，谈的虽是书法，却隐含着人生哲理：“若一味骏快奔放，必有颠踬之时;一向贪图美名，必有大侮辱之时。”一般情况下多数人都会立志做完美之人，追求人生的圆满，而曾国藩独自“求阙”，一是他认识到人生不可能圆满，即使是圣贤也不会完美无缺，这是客观事实;二是与其贪图圆满完美的虚名，不如主动求阙自省找出自己的缺陷不足，改过迁善修仁进德，这才是不断完善自我的正道。“无慢室”则是曾国藩自警戒除怠慢之气。日记中记载，道光二十二年（1842）正月初三，曾国藩与同乡好友陈岱云久谈，彼此相劝以善。“岱云言余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着怠慢之气，真切中膏肓也”。曾氏十分珍视这种克敦友谊，把陈岱云的批评建议视为药石之言，并以“无慢”命室，终生克己兢兢业业。相比较来讲，“绵绵穆穆之室日记”在格式上更为特别，是一种制式簿册，系专门印制。每日十栏，第一栏登记日期、天气等;二至九栏分别为读书、静坐、属文、作字、办公、课子、对客、回信;第十栏印有“绵绵穆穆”的阐释文字：“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则极其中而天地位，此绵绵者由动以之静也。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少差谬而无适不然，则极其和而万物育，此穆穆者由静以之动也。由静之动，有神主之;由动之静，有鬼司之。始终往来，一敬贯之。”将此段文字固定印成日记一栏，曾国藩显然是提醒自己在动、静之间做到“戒惧”、“谨独”，这既是在生活日常层面的自警，也是对神鬼信仰层面的敬畏。

二、《曾国藩日记》中的自省之法

　　一是静坐。《大学》有言：“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自省的前提是首先让自己静下来。曾国藩服膺朱子、大程夫子的“静”字工夫，他写道：“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总是要静。”为戒除浮躁，达到以“整齐严肃”检摄于外、以“主一无适”持守于内之目的，曾国藩在青年时期习熟静坐工夫。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十三日，其好友冯树堂来谈养心养体之法，认为舍静坐别无下手处，“能静坐而天下之能事毕矣”，并教曾国藩焚香静坐之法。当晚曾国藩便遵照实施，焚香静坐一时。第二天，“起亦不早。焚香静坐半时。饭后，誊诗送去，数月方报，不恕之至。王翰城来，谈半时去。剃发。仍静坐，不得力，枕肘睡去，醒来心甚清。点古文一卷。饭后，张楠皆、李笔峰来久坐，灯后去。点古文一卷，静坐小半时，颓然欲睡，可恨之至”。

　　二是会课。曾国藩重视与朋友的交往，交际圈比较广，几乎每天都要出去拜客，也常有好友前来久谈。他还和同乡同年约好到会馆、书院或朋友处定期会课，读书研习，传观所作文字。会课往往会有相互规过的内容安排，一是朋友同乡间当面指出各自的缺陷不足，互相督促改善;二是交换日记进行阅读和批评。《孔子家语·儒行解》载“其过失可微辩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儒者有过失可以委婉地提醒而不可以当面数落，这是刚强坚毅的表现。《曾国藩日记》中完全不是这样，好友同乡间的批评可谓直截了当、入木三分。对于别人的指责批评，曾氏非但不会恼怒不悦，反而当作药石。益友可以辅仁，对于能有这样真诚的益友他感到由衷地庆幸。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八日午初，“吴竹如来，深以‘敬字见教，交相箴勖”。道光二十三年（1843）二月十二日，“蕙西面责予数事：一曰慢……二曰自是……三曰伪……直哉，吾友！”通过交换日课册进行閱读批点，是帮助彼此改过迁善的好办法。一方面对别人做得好的地方要见贤思齐，另一方面更要重视师友对自己日记的批点，这些评语往往更具有针对性。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十二日，“未正，冯树堂来，阅余日课，云：‘说得已是，须切诚而致行之耳。”这是提醒曾国藩要言后能行、言行合一。曾国藩一直将倭仁视作自己的前辈老师，当然就更加重视倭仁对其日记的批评。道光二十三年（1843）十一月二十四日，他将日记送至倭仁处，求其针砭。二十六日接到倭仁批后的日记，在反省自己赴友饮约时太随意、不严肃的日记天头，倭仁批道：“我辈既知此学，便须努力向前，完养精神，将一切闲思维、闲应酬、闲言语扫除净尽，专心一意，钻进里面，安身立命，务要另换一个人出来，方是功夫进步。愿共勉之！”曾国藩看后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读之悚然汗下，教我扫除一切，须另换一个人。安得此药石之言！”把日记交给师友批阅，曾国藩的自省并非故作姿态，相反会把别人看不到、发现不了的缺陷主动暴露出来，把“人所不知、己所独知之地”置于“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之下，以接受师友的监督，从速改过。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初八日记中反省喜誉恶毁、患得患失之心，他写道：“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足以欺世盗名为已矣。谨记于此，使良友皆知吾病根所在。”

　　三是自讼。“自讼”是把自己一分为二，一个是掌握了道德标准的自己，一个是存在过恶缺陷的自己，通过两个自己争辩是非、打官司，达到改过迁善、复性近仁的目的。孔子《论语·公冶长》有言“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可见自讼不易。清代俞樾《春在堂笔记》卷八载，顾晋叔四十九岁绘《自讼图》，“图中坐者立者各一人，若官与吏然;跪者一人，若对簿然。三人实即一人，皆自肖其像也”。在写日记上，曾国藩开始坚持得不够好，对照师友们的严于自治，他十分悔恨。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二十五日记：“写此册而不日日改过，则此册直盗名之具也。亦既不克痛湔旧习，则何必写此册？”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初九又记：“所以须日课册者，以时时省过，立即克去耳。今五日一记，则所谓省察者安在？所谓自新者安在？吾谁欺乎！真甘为小人，而绝无羞恶之心者矣。”通过扪心自问、自我审判，曾氏清晰地划出了区分君子、小人的界限。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初六，“酉初，走邵蕙西谈，背议人短，谨记大过”。初九，“早起，约岱云同至琉璃厂买纸，便至书铺。见好物与人争，若争名争利，如此则为无所不至之小人矣”。道光二十三年（1843）二月初七，“观人作应制诗，面谀之，不忠不信，何以为友！圣人所谓善柔便佞之损友，我之谓矣”。有了自讼便有了宣判，曾国藩在日记里给自己记过定性，可谓以小见大，见微知著。

　　四是读书。“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是古代士人的生活方式。“文以载道”，读书的境界大体有三，首先是慧心阅读，然后是涵泳体悟，最后是自觉践履。曾国藩一生勤于读书，将读书视为人生三乐之首：“读书声出金石，飘飘意远，一乐也;宏奖人材，诱人日进，二乐也;勤劳而后憩息，三乐也。”不管是居京为官，还是带兵打仗，他都坚持读新书、温旧书，读书的范围非常广，既有传统国学经典又有文学、书法、音律、地理等方面书籍。他喜读先贤的文集传记，如道光二十四年（1844）连续读《张扬园先生集》、《王荆公集》，咸丰二年（1852）读《贾谊传》、《晁错传》，咸丰八年（1858）连日温《论语》、《孟子》、《大学》、《尚书》。“见贤思齐”，曾国藩读孟子，称孟子“真豪杰之士”，“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皆有孟夫子在前，须臾不离，或到死之日可以仰希万一”。对明代史可法、清代林则徐等人极为仰慕，赞为“一代之伟人”。咸丰九年（1859）十一月初四日记：“圣人有所言，有所不言……吾人当以不言者为体，以所言者为用;以不言者存诸心，以所言者勉诸身，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其庶为闻道之君子乎！”“见不贤而内自省”，书中士人官员的恶行逆施、荒唐行径则会给人提供反面教材。同治七年（1881）四月二十六日阅小说《儒林外史》，“是书极诋士人多穿窬之行，丑态百出，览之足以解颐，亦用自儆”。“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五是联箴。自唐代以来，“箴”成为一种常用的规诫性文体，宋代大儒程颐所撰“视、听、言、动”四箴成为后人日常修身所奉行和持守的经典律则。清代士人还惯于作联自箴，以字简意丰的联语来自警自省，颇为实用和有效。咸丰元年（1851）七月十二日，曾国藩写下了著名的联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前半句是说在道德方面善与恶、君子与小人、圣贤与禽兽泾渭分明，没有中间地带;后半句是说事功方面重在勤勉付出，戒除欲望和名心。后世梁启超写道：“生平最服膺曾文正此语，录以题《德育鉴》。”同治二年（1875）九月初二日记，曾氏拟书“八本堂”匾，并录自箴八语于后：“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同治三年（1876）四月初七日记，集古人成语作一聯“强勉行道，庄敬日强”。“上句箴余近有郁抑不平之怀，不能强勉以安命;下句箴余近有懒惰不振之气，不能庄敬以自奋。”同治七年（1881）二月二十九日记居官四败、居家四败，以自儆惕。居官四败是昏惰任下、傲狠妄为、贪鄙无忌、反复多诈;居家四败是妇女奢淫、子弟骄怠、兄弟不和、侮师慢客。同治八年（1882）九月十九日记，因多日来悔及往事常觉愧恨，便作一联：“莫苦悔已往愆尤，但求此日行为无惭鬼神;休预怕后来灾祸，只要暮年心气感召祥和。”这是人生步入晚境，思及家变无常，感叹天下万事皆有前定，曾氏作联自我安慰，追求乐天知命的人生境界。

三、曾国藩自省的内容与时间

　　《曾国藩日记》中自省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从礼容到言行，从读书到写字，从治家到国是等方方面面。孝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古代先贤从孝道来看待身体敬养。曾子曰：“身世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孝经·开宗明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道光二十二年（1842）曾国藩的父亲在信中教之以保身三要：节欲、节劳、节饮食。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初十日记，“早起，吐血数口。不能静养，遂以斫丧父母之遗体，一至于此;再不保养，是将限入大不孝矣！……今唯有日日静养，节嗜欲、慎饮食、寡思虑而已”。曾国藩常以容貌相人，他曾将观人之法总结成口诀：“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无慢室日记》是曾国藩上任直隶总督后择人用人的考察记录，其中多有对官员相貌的描述。以人为镜，反求诸己，曾氏常把修容作为下手工夫，以使自己体正貌端、静气迎人，使家中老少妇女有“恭敬之容”，乃是“吾家好气象”。在一言一行上，他更是严于自治。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十三日记：“是日，口过甚多，中有一言戏谑，非特过也，直大恶矣！”十四日对自己赞誉他人言不由衷的行为作了深刻反思：“未初，客来，示以时艺，赞叹语不由中。予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谓巧令，孟子之所谓铦，其我之谓乎？以为人情好誉，非是不足以悦其心，试思此求悦于人之念，君子乎？女子小人乎？且我诚能言必忠信，不欺人，不妄语，积久人自知之。不赞，人亦不怪。”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做梦于人难以控制，有趣的是曾国藩也常常对梦境进行省思。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初十日记：“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同治七年四月二十五日记：“梦魇甚恶，非君子所应有之梦，深以为愧。”同治九年（1883）正月二十七日，梦在考场中枯涩不能下笔，焦急万分，醒后思己读书科第，官跻极品，而学术一无所成，喟叹一生“亦如不能完卷之象”。同治十年（1884）正月二十三日，“梦一处竹木环绕，甚有清气，在近日为梦境之最佳者”。梦境虽虚，曾国藩将虚转实，对梦境的反思使自省贯通了白天黑夜，可谓二十四小时全天候的自省工夫了。

　　曾国藩自省的时间性很强。一是在每天的睡前和醒后，这是一天中最沉静的时刻，曾国藩会对当天的事情进行及时反省，作为先秦曾子的后裔，很好地发扬了“吾日三省”的工夫。二是在一段时间之后，尤其是到月底、年底，曾国藩会感叹时光流逝，回顾此时段内的功过得失。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三十日记：“自正月以来，日日颓放，遂已一月，志之不立，一至于此。每观此册，不知何谓，可以为人乎！”三是到春分、冬至等传统时令节气，曾国藩也会感时伤怀。再就是孔子有言“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到了类似逢十的年龄，曾国藩便会追慕圣贤反省自己。道光二十年（1840），曾国藩三十岁，忆及之前曾改号为“涤生”，“涤”是涤除旧时污染，“生”取自明代《了凡四训》：“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六月初七日夜记：“余今年已三十，资禀顽钝，精神亏损，此后岂复能有所成？但求勤俭有恒，无纵逸欲，以丧先人元气。困知勉行，期有寸得，以无失词臣体面。日日自苦，不至佚而生淫。”从年龄阶段来看，在不同时期曾氏反省的主题也会有所不同。青年时期读书事业都要发奋进取，所以反省追求的是“自新”;中年之后身逢乱世而久居高位，重点反省的是名心;晚年身体衰弱，便要乐天知命，重视养生之道。道光二十三年（1843）曾国藩三十三岁，三月初一日记：“今年忽忽已过两月，自新之志日以不振，愈昏愈颓，以致不如禽兽。昨夜痛自猛省，以为自今日始，当斩然更新。”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五十岁任两江总督，六月十二日思居高位之道约有三端：不与、不终、不胜。“不与”是《论语》所谓“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告诫自己须把功名得失看得平淡些;“不终”是古人所谓“日慎一日，而恐其不终”，以求能善始善终;“不胜”是唯恐自己不能胜任，而时刻临深履薄殚精竭虑。同治十年（1884）曾国藩六十一岁，在脚肿病日益严重、会客时目眩倒地、夜间尿频等症状出现之后，十月初六思养生之道，认为视、息、眠、食四字最为要紧——“视”必垂帘，“息”必归海，“眠”必虚恬，“食”必淡节。

　　当然，曾国藩作为专制社会统治阶级的代表，其自省具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曾国藩本人为太子太保、爵相，其家庭已是朱门侯府，在此背景下，他在日记中因为另建一座亭台、多烧一道菜肴而自省其“俭”;其子弟多为纨绔少爷，再教他们“书、蔬、鱼、猪”，效果究竟会怎样，这是很令人怀疑的。作为清王朝的总督大臣，曾国藩以镇压农民起义为己任，剿杀太平军、捻军难以计数，由此被人称呼为“曾剃头”，但这在其日记中都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少有自省忏悔。曾国藩感叹李鸿章屠城“殊为眼明手辣”，其实他自己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通过日记也能客观了解清朝历史中的一些细节，如同治九年（1883）的“天津教案”，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奉上谕赴天津查办此案。从日记中的“踌躇不决”、“不胜焦灼”、“焦虑不已”、“恐有不测”等语可见曾国藩的心理及教案难办。但毕竟曾氏已洞悉朝廷实力空虚、外强中干，尤其是对外屈服、袒护教民这一点，所以到津后便捉拿凶手迅速结案，六月二十二日记：“因奏请将府、县交刑部治罪，忍心害理，愧恨之至。”此案“正法之犯二十人，军徒各犯二十五人”，多系拷打成招而定案，曾氏自叹“伤天害理”，但天良自是天良，倒行逆施的行为并未稍减。

四、曾国藩自省对后世的影响

　　从《曾国藩日记》可以看出他的克己自省、自我鞭策已经达到常人难以想象的严苛程度。清晨未能早起，就骂自己真是“禽兽”，这种“不圣则狂，不上达则下达”的决绝使他日有进境，为一生事功打下了坚实基础。自省工夫使他能以“反求诸己”的心态处理与同朝官员的关系，精诚团结为朝廷效力。曾国藩在清代政、学两界都处于中心位置，事功不可谓不卓著，但显然其自省工夫超越了事功层面，一生追求的是儒家希圣希贤、内圣外王的道德境界。余英时先生细读了《曾国藩日记》，指出“《日记》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他从不间断的实践”，“《日记》的作用主要在自警”，曾国藩在日记中自我省察，是为了转化和成就理想人格，用《论语》的话说，这便是儒家的“为己之学”。

　　《曾国藩日记》中的自省功夫对后世影响很大，近代国人从权贵政要、仁人志士到青年学子，大多推崇曾国藩，甚至有的尊其为“圣贤”。其门人李鸿章同是晚清重臣，在事功上不让乃师，但在修身立德上自愧不如。李鸿章说：“我老师道德功业固不待言，即文章学问，亦自卓绝一世，然读书写字，至老不倦，我却愧一分传受不得。”晚清民初诗坛耆宿郭曾炘作《邴庐日记》，把“一省愆尤”作为日记四大宗旨之首，自序云：“世俗习传曾文正遗言‘譬如昨日死，譬如今日生者，吾亦窃取之。”梁启超从曾国藩日记、家书、文集中，把自省修身的精要之言摘编成一书《曾文正公嘉言钞》。在他眼里，曾国藩不只是近代而且是有史以来的大人物;不只是中国而且是全世界都难出一二的人生楷模。在该书序言中梁启超总结道：“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艰苦卓绝。”他认为《曾国藩日记》切于实际亲切有味，“真全国人之布帛菽粟而斯須不可去身者也”，与其把它看作学术，不如笃实践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