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以军

　　我初次读到刘剑梅这几篇文章，那个内心深沉的感动，有一种音叉共振的快乐。自己从二十岁出头沉迷“小说”这件事，说来三十多年过去了，如果有朋友问我：“你灵魂底层，最爱的五根手指头，只能选五位你最深爱的二十世纪的小说家，会是哪五位？”我会说出的五个人名，恰和刘剑梅在这本书里她所谈论的几位小说家完全叠合。我与刘剑梅都是1967年生，还有另外两位我极尊敬的小说家黄锦树和董启章也是1967年生，我总开玩笑说“我们应该来弄个，或写本‘1967读书会俱乐部”。那像是董启章一本小说的书名《学习年代》：我想像我们从两眼发光、缺乏对这些伟大小说家背后大历史或哲学脉络的全景理解的青年时光，读着二十世纪这些伟大名字的小说，它们型构了我们后面三十多年的“对人类的理解和想象”。

　　在我的想象，那都是那么难，近乎不可能清晰讲出其建筑结构的超级大教堂啊。刘剑梅竟可以在这样各自的篇幅，不疾不徐，多维度旋转一只古老火车头发着神秘光辉的模型，一篇一篇展开，这让我深深叹服。譬如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氏的疯狂，陀氏的神圣执念乃至高烧谵妄的滔滔雄辩，陀氏那对卑苦之人的同感乃至“他我边界的混淆泯灭”，陀氏的夸张戏剧性，那些退休将军、落魄贵族、仕女、年轻诗人、革命党人、神甫展演那欧洲文明的“黑夜与黎明，或其实是本雅明落泪的昔时教养或高贵不再可能之单向街”，那个剧烈变动、灯火辉煌的镜厅，对我这样二十世纪末东亚的小读者来说，那一切比“伯格曼剧场”还要巨阔繁复百倍的“陀氏演剧”里，既有女人那像蝶蛾翅翼掀动、睫毛下不动声色的心计或对男子的调情，也有俄国版的张爱玲《雷峰塔》，阁楼垂直的上代“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有契诃夫《樱桃园》里三姐妹的惘惘威胁，伦理剧的名声败坏、小圈子的流言八卦;或随时有要求决斗、但卑亢恭倨皆颠倒错乱，名誉与人间失格之间的激进豪赌。如童伟格在《童话故事》中，说到“卡夫卡那隐蔽于他秘密内在的万镜之厅”，事实上，陀氏有他的“万镜之厅”，而那万镜之厅的天顶光源，刘剑梅用“宗教”作为理解他的投影机。这里有一个她不断在这本书其他章节，对世界其他伟大小说家的探讨思索、盘桓追问：“那中国呢？中国的这一百年的心灵工程，或小说家面对那巨大的暴动潮浪，有没有哪些作品，在宗教这个层面，回应他们作为神秘灵魂器皿的存在之辩？文明冲突？世俗固体的超级形上的对抗、纠缠以致汇流进那条神秘的大河？”

　　这是个大话题。所以，刘剑梅从鲁迅、许地山、周作人、废名、高行健、阿城、史铁生、北村，到阎连科、迟子健，一直谈到儒、道、释、禅，从“镜花水月的空灵美感”，到高行健的“往内转得审视自我的眼睛……看到了人内心的多重主体的纠结与挣扎，看到自我内部的幽暗，看到自我可以成为自我的地狱”。这样“打开话匣子”，让即使像我这样的“老陀氏之谜”，也感到一种“关于灵魂的林中漫步”，一种孺慕的在诸神殿、万镜厅，不只是奈保尔的《抵达之谜》或鲁西迪的自我怪物化，而是从刘再复到巴赫金，万花筒齐开，畅意湍飞，一种文学之爱。听她说到灿烂之境，会想拍桌起身举杯的一场大讨论：“不是单一的，而是众多意识在思想观点方面的相互作用”，“这些意识并不融合为某种正在形成的统一精神，正像在形式上属于复调型的但丁的小说世界里鬼魂同心灵并不融合一样”;而这其实是这一百年来华文小说，如王德威先生说的“如何现代？怎样中国”，最生机绷跳，差异难框限，“为何他或她选择如此发动故事”。最迷离深邃的探究钟塔之盘旋阶梯啊，像皮肤上的刺青，或肩胛伤口拔出的箭簇钝头，探源考古的文化地层挤压。你以为的“现代”（西方），可能其实他们也才在不久的一两百年间出现，而内在灵魂建筑正在崩塌;你以为的“中国”，或许并不只是鲁迅在幻灯片看到的那些漠然旁视同胞被杀头的愚骇之脸，或许以小说之途，他们以不同的“宗教极其叛逆”，不同方式踏入格林、远藤周作，关于罪恶、被判、救赎、生死，关于灵魂叩问的河流。

　　至于博尔赫斯，可以说是我心中，二十世纪小说家中，最接近神的那个。在后来的世界，无数经典电影借用了博尔赫斯的小说万花筒，他不同小说中那让人晕眩的“中国魔术盒子”、“多元宇宙”、“迷宫”、“虚构的图书馆及百科全书”、“永劫回归的几种不同时间悖论”、“将时间移形换位成空间的虚构技巧”，包括斯派瑞兄弟执导和编剧的《前目的地》、诺兰的《盗梦空间》、邓肯·琼斯的《源代码》、日本动画导演今敏的《红辣椒》、甚至英国科幻剧集《黑镜》中诸多集精彩的创想……那时世界还没有电脑、网络、软件，但博尔赫斯已在他的《秘密的奇迹》中，创造了一个压缩于最短暂、一眨眼不到的“一瞬”，撬开那时间括弧，只在主角脑中无限延伸成三年的时光;已在《另一次死亡》展示了在1904年与1942年两个不同年份里，一位在战场上因怯懦而受到羞辱的军人在两个平行宇宙不同的死法;已在《环形废墟》展示了梦中如何造人，以及一种俄罗斯套娃式的，“其实我们也是他人梦中的幻影”;在《歧路花园》展示了包括《达芬奇密码》在内，太多的“伪推理”、“伪间谍”，而其实是知识考古与图书馆迷宫的找寻一个隐蔽的密码的情节，或像《蝴蝶效应》、盖里奇《两杆大烟枪》、《偷拐抢骗》这种看似乱序、命运任意歧出，但其实后面隐隐有一宗教式的神秘偶戲之绳，错缠交织着。

　　卡尔维诺说，“博尔赫斯的每个短篇无一不是一个宇宙微形模型：过去、现在、未来、无限……”事实上二十世纪的另两位百科全书式小说大师：卡尔维诺与写《傅科摆》的艾柯，乃至于波拉尼奥，都可说是博尔赫斯宇宙的继承者。与读到这本书其他章节时，我内心的惊叹一样，我原以为华文世界不可能有人，用一篇文章（甚至一本书）来谈博尔赫斯，但刘剑梅从这盲眼老人的《南方》开始“解梦”，到《博闻强记的富内斯》、《环形废墟》、《神的文字》、《阿莱夫》、《扎伊尔》、《秘密的奇迹》;关于时间悖论、关于从神那里偷夺来的创造论、包括套中套，关于微积分般的“飞矢辩”，关于多元宇宙、关于无限，一路水银泻地，如整套咏春拳眼花缭乱打下来，我们内心会深刻感受：她是真的爱博尔赫斯的重度读者。真的，她娓娓道来这几篇都有讲究，恰是博尔赫斯不同魔术的不同面貌、不同水晶迷宫的建筑设计图，事实上几乎也可以说若我们要挑选“最具创造力的二十篇小说”，这几篇都是无法割舍的神品。这几篇又各有不同的“扭曲物理学”的逻辑，互相不重叠且向不同想象远处散射。而她也用这个西方文明以“图书馆”、“迷宫”为隐喻的造梦者、悟梦者，和中国两大“梦之神”庄子与《红楼梦》作了一个比较，而这样的原该是大论文体量的论证，但她却写的灵光乍现。这也或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后来几乎将全部的比重押在“写实”，提出了谏言。

　　刘剑梅在这本书里，这几篇文章最让我震撼、佩服的，是她以“文学如何面对暴力”最为关键语，对我来说之前觉得不可能有人，这般全景拆解波拉尼奥的《2666》。作为鲁迅之后一百年的小说小读者，“暴力”成为我们内心最博尔赫斯式，譬如《环形废墟》式的“梦中造人，但这个创造者同时是他人梦中的幻影”;或是《博学强记的富内斯》那无限无法概述的讓人晕眩之细节，那本然存在如量子态庞大动态与位置，只等待观测方法显影技术的改良，它们就会源源不绝被描述出来;或如《秘密的奇迹》那如同象牙球连环层层繁复镂雕、包裹、隐喻、无数层的腔肠宇宙包裹着小号一点的腔肠宇宙，再循环包裹如俄罗斯娃娃，最小的造物即浓缩隐藏着“全部”的原始码之爆炸、展演。如同刘剑梅提到的莫言、余华、阎连科，乃至于如我这样一个九十年代初文学才启蒙的台湾读者，在当时鲁迅终于不再是禁书的两三年内，几乎伴着《在酒楼上》、《祝福》，同时期读到莫言、余华、马健、扎西达娃的作品，韩少功《女女女》、《爸爸爸》，甚至王安忆的《小城之恋》（那也是那么纯望、忧慢的，发生在年轻身体上的暴力）、李锐的作品（个体能观测之前的历史的暴力）。

　　对我而言，我好像不曾真正停下思索，刘剑梅提到的这个“文学可以成为一种隐秘的暴力”，这个反思是站在非常高维的角度，对参与、裹进二十世纪这一百年人类恐怖惧的创作者，对皆“梦里不知身是客”，会如孙悟空见到另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孙悟空，机灵灵打个冷颤，极隐秘又真挚的提问。库切的高明之处，便是他把这个小说家在直面二十世纪所有邪恶与暴力（大屠杀、集中营、种族灭绝、两次大战惊悚的杀戮与死亡人数），那条幽微隐蔽、变形侵入内在的创作演出，道德协商最难描出的界线点出了。虚构的女小说家的诚恳反思，是否就代表库切本人的看法？或是他自己就是现实中在另一个场合或另一种形式，曾被诘问“书写中暴力场面的失控狂欢”，那样的“并没能全身而退”，或这确是一个两股纠缠的“小说介入暴力，让人们惊悚、恐怖，但哀悯、反省”？或如刘剑梅提出：“暴力本身已成为小说阅读的致命吸引力？”

　　从卡夫卡到格拉斯的《铁皮鼓》，刘剑梅将这个提问引渡到对波拉尼奥《2666》这样一座“人类暴力大教堂”的结构、拱廊、梁柱，不同镜厅。她说，“波拉尼奥的《2666》对全人类范围的暴力的书写，就是一把可以敲碎我们内心冰海的冰镐……他不仅质疑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以及精神出路的问题，而且通过小说的形式继续探讨斯坦纳提出的大哉问，那就是面对人性的野蛮与邪恶，文学和语言是否已经失去了基本来应该具有的人文精神，还是仍然有力量去表现和批评现实中的暴力和谎言？”

　　这是我作为读者，深深感动、佩服、感激，刘剑梅给了华文世界这么一本美丽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