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秀

　　

一

　　2018年的平安夜，我打开这德语文学经典《焚书之书》，看着那些被刻意遗忘的作家们的身影从灰烬中飞升起来。灰烬来自焚书的火堆，这些作家的书正从书店、从图书馆、从古董书肆被搜罗来，尽数投进火堆里。那一天是1933年5月10日，焚书的大规模行动发生在纳粹德国，在焚书的原始“黑名单”上的作家有一百三十一位之多，其中多数是德语作家以及三十五位其他语种的作家。

　　这本书的作者佛克·卫德曼告诉我们他写这本书的目的与过程。1933年的纳粹掌权者和他们为数众多的支持者对这些书是如此惊惧，非要焚毁不可;这些作家的名字必须从历史书中被抹去，从国家的记忆里抹去，他们的书最好无声无息地消失，永远消失。然而，这个计划并没有得逞，战后，先有记者犹根·瑟尔克在1976年专访了几位幸存者，发表了《焚烧的诗人》，在德国引发强烈震撼。继而，佛克·卫德曼毫无遗漏地追踪了一百三十一位名字上了“黑名单”的被焚书作家的生命轨迹。尤其是德语作家，作品被焚毁，作家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他们当中的大部分“失去了读者、家园，甚至生命”，尤其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作家们，他们的书再也不见踪影，他们的名字再也无人知晓，卫德曼的追踪使得他们的名字再次回到人们的记忆里。

　　与此同时，在1933年焚书之时年仅三岁的慕尼黑收藏家葛优克·萨尔兹曼，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搜集到了一万两千五百余册、九十多位被焚书作者的第一版书籍。网络帮不上忙，书店里、出版社的仓库里早已没有这些书。萨尔兹曼先生从1976年开始，在漫长的岁月里疏忽了家人，走遍全国，走访着一个又一个跳蚤市场，用尽了所有的积蓄，专心致志寻找、购买这些曾经被遗忘的书籍。他的小房子里堆满了书，在房子里走动如同走在书籍堆积成的峡谷里。史蒂芬·褚威格的资料最为齊全，“每一本书、每一场演讲词、每一部特刊、每一部朋友送给褚威格的书，萨尔兹曼都有”。连《棋书》，这本当年只印行三百本的书，他也有。褚威格致弗洛伊德的悼词同弗洛伊德一道躺在棺材里，萨尔兹曼表示，“终究会找到的”。这样令人惊叹、崇高、无价、稀有的珍藏将转移至（可能已经转移到）纽伦堡纳粹资料中心。“它有独立的展览区域、配有图书馆员和档案负责人，是活泼的、开放的空间”。收藏家本人则在有生之年详细讲述每一本书背后的故事，不让他们被遗忘……

　　他们是谁啊？

　　写了《隐形人索勒曼》并且得到大文豪托马斯·曼由衷鼓励的亚历山大·弗雷，因为写了毫不留情批判战争的伟大小说《绷带箱》而被纳粹逼迫逃亡到奥地利、瑞士。战后，他并没有因为贫穷、无国籍、无读者而放弃批判精神。1957年，小说家在瑞士巴塞尔默默无闻、一贫如洗地离开人间。

　　奥地利正义诗人、生活艺术家、演说家、评论家、杂志主笔鲁道夫·盖斯特书籍被焚毁，诗人被逮捕，坐牢，终其一生，大量小说、诗歌、政论未能发表，七百多个议题的写作大纲未能完成，但他从未停止写作，从未停止过呼吁无国界理想社会的来临。他告诉我们：“短促活着的是盲眼的树，强烈存在的，是流逝。”

　　写了著名游记《在十字军东征的世界之路上》的德语作家亚敏·维格纳是最懂得世界如何运转的人，曾写公开信警告希特勒，苦劝其停止战争的脚步，被逮捕、被刑囚，被投入集中营，最终加入流亡者行列，极其寂寞地死于意大利柏斯坦那，肝肠寸断地说出了“移民等于死亡”的警语。

　　巴伐利亚民族作家，“我手写我心”的奥斯卡·葛拉夫却不这么看，在忧愁与绝望之中，他不但认为悲惨的流亡其实是某种成功的开始，而且进一步认为：“德国流亡文学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它必须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平反，护卫并建立一座固若金汤的桥梁来结合过去与未来。”葛拉夫清醒地认识到，这一切的努力，“可能在多年后的未来才会被承认”。

　　我们这些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正是靠着瑟尔克的报道、萨尔兹曼的收藏、卫德曼不懈的追踪，靠着这样一本《焚书之书》了解1933年5月10日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这些作家的书会被焚毁，焚书之时以及焚书之后，这些作家所走的路，他们的心情故事。这不但是历史，而且是现实，甚至关系到人类的未来。

二

　　2018年10月底，回到台北，早上九点钟走进复兴北路三民书局的大门，直奔右手边新书区。《兄弟行》三个字简单、平易、质朴，跳入眼帘，竟然是周氏三兄弟作品的合集。封面设计极为切题，空中大雁自然飞成一个大写的“人”字，云雾缭绕之下，三座山峰静静屹立，正是南山、玉山、阳山三兄弟、三位博士、三位教授、三位书生的本色。看到这个封面，我忍不住打开版权页对美术设计者林易儒表达我的敬意。

　　看我捧着书呆立不动，正在排放书籍的小弟很亲切地跟我说：“这本书在排行榜上好几周，很受读者欢迎。”我也很亲切地跟他说：“读好书能够借人之智，修缮自己。这本书正能够担此重责大任。”小弟听了，笑得很开心。

　　拎着沉重的书袋返回旅馆，马上抽出书来，对写序的先生们碎碎念着抱歉，对南山先生道了一声歉，直奔玉山的文章，玉山是老朋友，每次见面聊天，见解相近，十分地投缘。没有想到，一组三十一篇内涵无比丰富的文章起首竟然是《父亲的书桌》与《母亲的泪》。看到题目，我呆住了。“书生不忘报国”是玉山这位谦谦君子最贴切的写照，天下事、国事、国计民生他最是关心，必要侃侃而谈且谈个彻底。然而，他的锥心之痛却在此时此刻摊放在我的面前。多年来将周世辅教授的宏文巨制看作教科书，正襟危坐地认真研读，却没有想到，这位大学者没有一张书桌，从来没有。

　　迁台之前也就罢了，荼毒中、战乱中哪里放得平一张书桌？迁台初期大家都不容易，也还勉强说得过去。但是，做了一辈子学问，写了四十部书外加一千篇文章，一直写到呼吸停止的周老教授却没有过一张书桌。五个孩子各据桌子写功课，做父亲的便以茶几一角、床沿一角、餐桌一角写作，“岛上家家兴旺的此刻，父亲仍停留在五十年代的生活水平，奋笔于接漏的脸盆之侧，寸铁在握，寸阴是竞，成为人子愧疚的焦点”。读到这里，心痛到泪流满面。写作是苦人的苦差事，自古皆然。但是那微薄的薪资、稿酬、版税都去了哪里？全部投入了五个孩子的教育。在富裕的宝岛，果真罕见。就是在富得流油的美国，喝着鸡尾酒、无所事事的父母身侧常常是背着沉重学贷、努力上进的青年，更是屡见不鲜。

　　周老教授毕竟是幸运的，有亲人想方设法帮助他完成未竟之作，在他往生之后五年得以顺利出版。有玉山这样的儿子说出令他欣慰的话：“父亲以苦修力行治生，以乐天安命养性，进退有节，行己有耻，不愧于《诗经》所说的屋漏，现实生活的骤雨于他何有哉？”世辅教授没有书桌，“却在不经意中立下一个典范”，让玉山仰望，也让我们仰望，“如见煦煦的春阳”。

　　周老教授的夫人阙淑卿女士我是见过的，那年，我们同坐在车子的后座。夫人年过八十，坐姿挺直、端庄、优雅，面容美丽至极，眼神慈祥温柔，说出话来更是面面俱到，滴水不漏。玉山坐在前座，回身与母亲轻声说话，两位漂亮极了的人物问答默契，组成世上最为静好的画面。车子送我到旅馆之后缓缓离开，隔着车窗玻璃，我还看到夫人唇边温暖的微笑。然而，玉山却在文章中告诉我们，他小时候曾经怎样地伤过母亲的心，怎样地“离家出走”，母亲怎样地哭着，“一路呼唤，寻觅而来”。家境艰难，母亲以她的大爱、以她一生的全部力量维护着这个家，维护着她的五个子女，想念着因病早夭的大儿子。“母亲九十三岁的一生，成就了家人的精彩，自己几乎无名，而且完全无利，这样的情怀，何等圣洁，也堪称精彩绝伦了。”玉山这样告诉我们，我只是抚摸着“一路呼唤，寻觅而来”这八个字，泪眼模糊中再次看到那个美丽且温暖的微笑。

　　周南山教授是土木工程专家，怀念双亲的文字别有天地。“步步为戒，生生不息”，这种顺天应人的哲学观来自周世辅教授的教导，也成为南山先生的人生观。2018年2月7日刊登于《联合报》的大文《弃新用旧何不重启核四？》真正掷地有声。看到题目，已经心痛不已，2018年7月，台湾将八十束燃料棒送回美国，不但价格高昂而且等于宣布核四结束，引发国际社会震惊。要知道核四一号机早已准备妥当了啊，因此我们可以说，今天台湾电力不足完全不是核电的错，而是政治干扰使然。南山先生的文章从科学的角度说明日本福岛因海啸造成的核灾不可能在台湾发生，其原因是台湾核电厂之高程为海拔十二点五米，而台湾因为地理环境的关系，即便发生海啸浪高也不会超过两米。台湾缺乏资源，南山进一步说明风力、太阳能、天然气、水力以及其他正在世界各国研发中的再生能源都不能在台湾成事的原因，有理有据。《联合报》是大报，南山先生是科学家，如此诚挚的建言没有被地方执政者采纳，是台湾的不幸。但是，三民书局出版的这本书却将这篇文章收了进来，让台湾以及世界的华文读者读到之后认真思索台湾的现实与将来。

　　周阳山教授是政治学者，在西方学涯中体悟到父亲所代表的人文精神，实有其永恒意义，体悟到母亲的学养与信仰实是家人无上的福佑。阳山先生的文章理性与感性兼顾，涉及的领域宽广，传统的式微与复兴、多样的人性面貌、思想者的继往开来、苏联解体后的东欧现状都在关怀之列。一篇《交河故城》让我浮想联翩。1967到1976年，我在南疆巴楚九年。回北京探亲四次，每次从巴楚抵达交河故城附近的吐鲁番，感觉上路已经走了一半，等到了西安，那简直就是到了家门口了。

　　一篇又一篇，再次重温三兄弟的美文，感动、感慨兼而有之，学到很多。

　　将这本精彩之书放上书架之时，我取下了两本大书，同是三民书局的出版品：周世辅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周世辅回忆录》。在这大雪封门的日子里，温故而知新，得到了学习。

三

　　2018年12月28日，在我的行事历里，只有一行字，艾默思·奥兹辞世。

　　这一个冬天不是很容易度过，寒流一波又一波来袭，坐在窗前读书，面对的风景或是白雪皑皑或是植被被冻得抬不起头来，或是尖厉呼啸着的狂风将枯枝折断轰然落下，在红砖地上再次粉身碎骨。这样的天气，让我想念耶路撒冷崎岖不平的石头，披着历史的层层灰烬，在亲身经历无数风雨的同时，冷然、诚实、坦荡地面对天地，面对世道人心。那是奥兹的书写风格，希伯来文坛最细腻、最动人、最强有力的文学语言。

　　这一次，摊放在膝头的是这位以色列作家的成名作《我的米海尔》，用重温这本书来为我尊敬的作家送行。关于这本书，坊间有很多说法，如女主角汉纳有奥兹母亲的影子、这本书是以色列版的《包法利夫人》、角色入梦简直是《安娜·卡列尼娜》的创作过程等。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将近知天命的年龄，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的时候三十岁，奥兹却是从二十六岁写到二十八岁。写这本书的原因并非母亲的幽魂不散，而是一位不知来自何处的女子将年轻的奥兹“禁锢”起来了，为了“走出监禁”，奥兹不得不提笔以她的观点写她要自己写的故事。居所不宽敞，灯光和香烟云雾都会妨碍到妻子的睡眠，奥兹只能在夜间把自己关在浴室里，坐在抽水马桶盖上，膝头垫着梵谷的画册，点支烟，在笔记本上书写，“直到午夜或凌晨一点，带着疲倦与悲伤合上眼睛”。

　　1967年4月，六日战争爆发前一个多月，这本书完稿了。奥兹走出了汉纳的“奴役”，检视文稿，大感困惑，以为这是极少数具有敏感心灵的读者才会喜欢的读物。小说没有情节，主角也不像个主角，文本里分崩离析的耶路撒冷也已经不复存在。送到出版社，编者看过文稿之后断定“这本书没有畅销的潜力”，这本小说感觉上像是诗集，“字里行间充满感性”，完全不适合一般读者大众。编者还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但是，谢天谢地，编者不但没有拒绝出版，甚至没有要求或期待奥兹修改书稿，就这么按照这本“单调无趣”之小说的原来样貌付梓了，而且没有抱持任何可能惊天动地的期望。让奥兹高兴的是那八个字的赞誉“字里行间充满感性”，他不再挂心小说，上前线打仗去了。

　　一年后，小说上市，立时大卖，在以色列就售出十三万本，译成近三十种外文，涵盖七十二种版本。四十年后，这本书不但依然畅销，而且专家们将这本书认定是奥兹的成名作，小说家因为这本在浴室里写成的小说而奠定了他在希伯来文坛的地位。

　　究竟是什么缘故，让汉纳和米海尔的故事家喻户晓？

　　汉纳喜欢文学，虽然她并不提笔写字。但她会做白日梦，在她的梦境里，身为“女王”的她可以驾驭青梅竹馬的阿拉伯双胞胎为她攻城略地。她是那样地热爱着权力，那样一心一意热切地意图将他人放在掌心里揉搓、降伏他们、驭使他们、凌虐他们。现实生活却是如此的不如意，尚未完成学业便嫁给了专修地质学的米海尔。他孩子尚幼小，脸上坚定的骄傲往往让她勃然大怒而动手拼命打这个无辜的孩子。心里的郁闷无从发泄，她成为无可救药的购物狂，因为她的缘故，这个三口之家没有办法离开破旧的城区迁入一个比较敞亮舒适的所在。

　　米海尔是科学家，理性、沉着，以沉默来对抗汉纳带给他的窘迫甚至凌辱。一个极为特别的场景让我们感受到两人对待事情截然不同的态度。米海尔的博士论文将近完成的时候，一位英国的地质学家提出了新的不同的观点。汉纳大为兴奋，她挑拨道：“米海尔，你的机会来了，好好给这个英国佬一点颜色瞧瞧！”她期待米海尔进入战斗状态，修理这个不知进退的英国人。然而，没有厮杀、没有血腥、连唇枪舌剑也无。米海尔花了一年时间修改论文，接纳英国同行的研究成果，使得自己的研究更精确。原因非常简单，那位英国人“是对的”。服膺真理是科学家的本色，米海尔的平和让汉纳失去了一次兴奋刺激的观战机会。她不笨，她用“最甜美的笑容”来掩盖自己嗜血的渴望，等同欺骗，“我们偶尔也会拌嘴，接着便陷入沉默;我们也会互相指责一会儿，而后又检讨自己;有时又像两个在昏暗楼梯上偶遇的陌生人一样微笑：不好意思，但又彬彬有礼”。

　　周围的亲戚、邻居、整整一大堆的好人无法阻挡爱的力量日渐消失，千年圣城耶路撒冷无法改变人心深处的不能满足。

　　奥兹按照汉纳的“指示”如实写出一段失败的婚姻之常态。正是这种常态让作者疲倦而悲伤。也正是这种常态让世界各地的男女惊心，婚姻是多么可怕的物事。曾经相爱的人形同陌路已经恐怖，见面的地点是昏暗的楼梯，更是清楚地宣告再也看不清彼此。米海尔心知肚明，爱情早已不复存在，婚姻靠亲情日复一日惨淡地维系。汉纳从未意识到，在她丰富的语汇库里没有“珍惜”这个词。她从未珍惜过米海尔，她从未珍惜过早慧的儿子，她也没有珍惜过耶路撒冷。除了年轻貌美，汉纳几乎一无是处。然而，她是这本书的主角，奥兹用第一人称的纯女性观点诉说，书名更用了并非真情的《我的米海尔》，小说却成功地引起世界各地读者的共鸣，尤其是女性读者的共鸣。正是因为恐怖与平和、虚伪与真实如此地间不容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引发了读者内心的悸动。洞明世事的巴尔扎克早在十九世纪就指出“珍惜”正在退出人类的文化。奥兹的小说告诉我们，当“珍惜”荡然无存之时世界的可憎样貌。

　　小说进入第二十九章，另外一位女子出现了，她的平和、善解人意，同汉纳的极端之间对比是那样的鲜明，米海尔的转身而去遂成为必然。

　　四十年后，奥兹还会想起汉纳与米海尔：“我看见汉纳伫立窗前，总是将视线放在她无法企及的那片苍茫广阔。于是在心里，我对她说：汉纳，现在你已经身处四方了。现在的你，过得比以前开心些了吗？但愿你一路平安。”然后，小说家回过神来，专注于眼下的书写，耶路撒冷的石头再次展现崎岖不平的复杂、深邃、感性与温润。

四

　　2018年11月初，黄永玉先生的作品在台北中山北路大艺术家画廊盛大展出。走在令人炫目的画廊里，我眼前总是浮现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香港黄先生的画室里与这位艺术家欢喜见面的情形。我们谈到很多人，也谈到很多事，这些人是我们都尊敬的，那些事都让我们伤感，都让我们扼腕，都让我们不能不发出一声长叹，是谁，偷走了这些艺术家静好的創作岁月？

　　几年之后，黄先生在台北出版了他的一本书，记叙了他的亲身经历，他与这些艺术家们的交往，他对他们的理解。这本书无序，开门见山;亦无跋，余音袅袅，一如黄先生的处事风格，亦如印刻出版品的风格。

　　重温这本书需要一些准备，黄先生独特的叙事方式和简洁明快、形象生动的语言会把我们带回一个不堪回首的时代，会让我们再次感受痛楚，为一些不世出的天才被剥夺的创作岁月，为他们所遭受过的一切屈辱，也为他们本来能够创造出来或本来能够留下来传世的艺术瑰宝。

　　开首第一篇写钱锺书先生。钱先生是大学问家，曾经住在北京东城干面胡同的四合院里，我在十七岁之前也住在那个胡同里，有关钱先生伉俪也听到很多。都说钱先生架子大、不近人情，我从来不这样看。黄先生在这篇纪念文字里告诉我们的正是许多人不知道不了解的钱先生，他不喜欢被传唤，哪怕是“国宴”，哪怕是当年正当红的江青亲自点名，钱先生的回答也是：“哈，我不去，我很忙，哈。”但是，黄先生为了一幅画向他请教“凤凰涅槃”的“根据”，他却马上说道那是郭沫若1921年一首诗的题目，“三教九流之外的发明”，但凤凰跳进火里再生的故事却是有的，源自古希腊，钱先生指示去翻一翻《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三本。黄先生马上去查书，解决了疑难。答案究竟是什么，黄先生没有说，成为这本书的特色之一。许多事情的结论要读者去做功课，等于延伸阅读的提示，非常精彩。关于钱先生，黄先生这样说：“文化像森林，钱先生是林中巨树。人要懂得爱护森林，它能清新空气，调节水土。”

　　在一篇题为《大雅宝胡同甲二号安魂祭》的长文里，我们得以了解在中国美术史上赫赫有名的许多艺术家的状况。“文革”期间，黄先生同李苦禅先生、李可染先生一道在牛棚里关了好几年。早些时候，李苦禅先生，这位善良朴素的先生，这位重要的写意画家却曾经长年地被安排去绘制陶瓷、花瓶。李可染先生就更不用说了，生活一直清苦至极，“文革”后期“被指定为永远下乡落户到湖北农村生根的光荣户”。不用多说，那种远离创作的折磨，我们都亲身经历、亲眼得见。黄先生对于李可染先生有着极高的评价，盛赞其画作质量与开创新局的功绩，“可染先生有一种农民性格中的聪明和纯朴，勤劳是他的天性。作品因之显现出厚重的民族魂魄。面对着他的作品时，就无法拒绝迎面袭来的道德感染。八大山人如此，石涛如此，傅山亦何尝不如此！”

　　悼念林风眠先生的文章怵目惊心。林先生“文革”期间为求避祸，曾经自毁作品数千幅，但仍没有逃过劫难，被上海公安局拘留四年。出狱后，黄先生到上海去探望他，“一进门，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正抱着一个七八十斤的煤炉子进屋。那时，他自己一个人生活已经很久了。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照顾着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文革”之后，林先生终于获准出境，在香港度过最后的岁月。关于林先生，黄先生这样作结：“林风眠先生二十出头就当了美专校长，不问政事，画了一辈子画。九十二岁的八月十二日上午十时，林风眠来到天堂门口。‘干什么的？身上多是鞭痕？上帝问他。‘画家！林风眠回答。”读到这里，内心的愤怒与痛惜化作止不住的泪水狂涌而出，濡湿了书页。

　　《这些忧郁的碎屑》写的是黄先生的表叔沈从文先生。这篇长文我不知拜读过多少次，每一次都有新的发现、新的感动、新的体悟。非常的幸运，我曾经有三年时间，常常能够登门探望沈伯伯同兆和阿姨。那时候，我写到一半的长篇不得不停下来，于是开始写短篇小说，寄往台北《联合报》副刊以前都请沈伯伯看过。他喜欢，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高的奖赏，欢喜无限。在黄先生的文章里除了沈伯伯所遭受过的一切之外，除了沈伯伯的坚忍、挣扎与奋斗之外，黄先生特别谈到沈先生有关文学创作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在今天看来仍然是非常的切实，具有提神醒脑的强大功用。

　　黄先生说，生活中的一些感受画不出来，要写;有一些连写也写不出来，太惨了。因之，世上有许多心灵作家。沈先生由心灵作家而优秀作家，“会感应，会综合，会运用学识，加上良好的记忆和高尚的道德”，数千万文字的成就无愧于天地。时代困顿，沈伯伯这位极能克服困难、在全新的领域里创造出奇迹的智者很少有机会谈小说创作，但他曾经在北京大学教授一门特别的课程“小说作法”。有一次，他这样跟黄先生说：“写某篇东西是因为前一篇‘太浓。”黄先生是优秀的画家，身体力行多年，而沈伯伯是写家，“概念和感觉的交错转嫁，使美的技巧增加了许多新鲜”。

　　是啊，浓得化不开的情感、思绪必得有个浓淡相宜的置放处。1986年夏天，我到沈家告别，沈伯伯说：“好好写，不要中断。”这七个字的分量日益沉重、色彩日益清新、情感日益深厚。是的，我现在能够跟沈伯伯说，再无人能够偷走静好的岁月，持续创作便成为生命的全部意义。

　　阖上这本书，放上书架的同时，取下了沈伯伯的小说《长河》，钱先生的《谈艺录》，齐白石、林风眠、李苦禅、李可染、黄永玉诸位先生的画集，张乐平先生的《三毛流浪记》以及杨先让先生的《黄河十四走》。春阳照亮了书桌上这一座座巍峨的山峰，我在桌前坐下来，心里满溢着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