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

　　在世纪之交，许多本土学者一直怀有重构“文学地理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学术理想与使命，并为此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梅新林、葛永海教授新近出版的《文学地理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以下简称《原理》）以建构属于中国自己的“新文学地理学”这一宏大学科体系为目标，力图通过中、西对话与融通来实现新的超越与回归。

　　法国学者迪布依《法国文学地理学》（1942）与费雷《文学地理学》（1946）相继出版，率先宣告了西方文学地理学的正式诞生，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伴随欧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空间转向”与“空间批评”的勃兴以及本土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再次复兴，重现了中、西并盛而遥相呼应之局面。《原理》实际上也为全球视野中的从历史还原走向中、西比较提供了一个总体框架。

　　《原理》根据“地理学—新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新文化地理学”、“文学地理学—新文学地理学”的学理逻辑，首次明确提出“新文学地理学”这一新命题。其中“地理学—新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新文化地理学”系主要参照十九世纪以德国为中心的“新地理学”以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以英、美为中心的“新文化地理学”，并从这两个经典案例中获得有益的启示，而“文学地理学—新文学地理学”则意指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的西方文学地理学传统，到二十一世纪本土学界重构的新型文学地理学的历史演进，正与“新地理学”、“新文化地理学”的“新”“旧”之别相通，从“文学地理学”走向“新文学地理学”，同样并非只是概念的简单置换，关键在于不同于以往地理学、文化地理学与文学地理学的学术创新，彼此具有从学理逻辑走向体系创建的契合度与超越性。

　　就《原理》基于中、西对话的学术回归而论，则依次归结于以下三个层面：一是本土回归。《原理》认为，从地理学到文学地理学的诞生，是伴随地理学的现代化、世界化与人文化发展趋势及其在二十世纪的多学科分化与交融的结果。尤为重要的是，自二十世纪到至二十与二十一世纪之交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勃兴，实际上即是“双重借鉴”——中国人文地理学借鉴西方人文地理学，而文学地理学又同时借鉴人文地理学的结果，因而二十世纪以来的本土文学地理学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深度西化的倾向。然而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所以，《原理》基于中、西对话的学术回归首先是根植于本土回归。

　　二是本位回归。通观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实践与理论探索进程，一直存在着本位之争的问题，即文学地理学究竟是以文学为本位还是以地理学为本位。这是由文学地理学的跨学科性所决定的。一方面，由人文地理学孕育和催生了文学地理学，这就决定了文学地理学之于人文地理学的学科从属性;但另一方面，由“文学”与“地理学”融合为“文学地理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则又赋予其不同于人文地理学的学科独立性。而最为关键的是要尽力克服各种狭隘本位论，在牢牢把握“文学”本位性这一特质的基础上走向彼此的“对话”，并通过“对话”进而走向相互交融、相互发现、相互增值。故而文学地理学的“本位回归”，即是一种贯通于从“跨”学科性直至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新型交叉学科的文学本位回归。

　　三是本原回归。就本原意义上探究，围绕文学地理学的新兴交叉学科属性与特点，必然涉及其内在學理逻辑关系问题。文学地理学研究的范式建构问题，因为迄今为止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更多的是借鉴其母体学科“文学”与“地理学”的研究范式，同时又由于参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庞杂学术主体的不同背景、立场与理念而日益趋于多元化，因而探索与建构经验性与超越性、多元性与普适性有机统一的学术范式尤为迫切。有鉴于此，《原理》强调指出文学地理学的本原回归需要以学理逻辑为依据，即是从“外层空间”走向“内层空间”、从“叙事空间”走向“隐喻空间”、从“文本空间”走向“图本空间”，从而熔铸为“外层空间—内层空间”、“叙事空间—隐喻空间”、“文本空间—图本空间”的三维交融模型。这种本原回归，显然有助于创建一种时空互化、图文合体的独特结构与互文境界。

　　要之，从本土回归、本位回归而趋于本原回归，合之为三“本”回归，其本身亦是一个依次展开和升华的过程。但其更为本质的意义在于为“新文学地理学”构筑一个安身立命之所，这同时也是《原理》所努力建构“新文学地理学”的学术宗旨之所在。

　　为了更好地展开中、西对话与交流，梅新林、葛永海教授在撰写《原理》之际即已同时启动“西方文学地理学译丛”的宏大计划，收录包括标志文学地理学正式诞生的法国迪布依《法国文学地理学》、费雷《文学地理学》在内的西方文学地理学代表性著作，以英语著作为主，同时还有部分法、日文著作，绝大部分是首次译为中文，也有少量是重译之作，基本涵盖了西方文学地理学的重要成果，可以为当今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衷心期盼这一计划能早日结出丰硕的成果，便于为学界同仁所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