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星

　　

一

　　在楚人的词汇里，“无陂不成镇”与“无绍不成衙”一样，内涵十分丰富，只是人们长期以来对这一文化现象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直到裴高才推出了系列乡贤“史记”作品之后，才让人们明了“无陂不成镇”的来龙去脉、人文地理特征以及名人俊彦光风，在海峡两岸引起了强烈共鸣。同时，从中不难窥见：作者笔下的乡贤“史记”，即是荆楚文化研究及其文学创作独具特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尖黄陂，狡孝感，又尖又狡是汉川。”从前，武汉人一说到黄陂，往往会联想到这句口头禅。人们所说的“尖”，大都是贬称黄陂人精于算计之“吝啬”，而忽视其出类拔萃——“尖尖角”之褒义。高才兄在《无陂不成镇》中对此有所辨析与演绎，指出这一谚语的源头本是指黄陂、孝感、汉川三县民间艺人编织斗笠工艺，原为：“尖黄陂，绞孝感，又尖又绞是汉川。”也有人引申为：“尖黄陂，佼孝感，又尖又佼是漢川。”意指他们为开发大汉口之建功立业。

　　说到武汉，大家很自然想到的就是“火炉”、“码头文化”，还有“九省通衢”。除此之外，好像就知之不多了。老汉口作为明末“四大名镇”之一、近代“东方芝加哥”、辛亥革命首义之区的辉煌往事，人们似乎渐渐淡忘了。至于黄陂人乃至武汉人为中国的文化建设做出了哪些贡献，在美食文化、娱乐文化、商业文化、思想文化等方面有哪些成就，知道的就更少了。然而，就有一批生长于武汉、对武汉文化研究情有独钟的学者，怀一片痴心，潜心在历史的深处探寻，经年累月，孜孜以求，不断奉献出研究武汉文化的累累硕果。他们中间，既有章开沅、冯天瑜这样享誉中外的著名学者，也有像徐明庭、何祚欢这样的地方文化专家，还有罗威廉这样的外国学者。章开沅、冯天瑜先生的辛亥革命史、湖北文化史研究已驰名学界，徐明庭先生的汉口竹枝词研究、武汉民俗研究，何祚欢先生的武汉商业文化研究（包括“武汉工商业家族口述史”的工程），还有美国学者罗威廉先生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一书等，都填补了武汉城市文化研究的空白。这一切，都为“武汉学”的呼之欲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自古地灵出人杰，千秋传诵木兰诗。”在湖北的文化版图上，黄陂有着非比寻常的影响力——它孕育了殷商盘龙古城，程朱理学的奠基者程颢、程颐（世称“二程”），也是“木兰故里”、辛亥革命文化重镇，还是“楚剧之乡”与“泥塑之乡”;既默默创造了“九佬十八匠”走遍天下的奇迹，使“无陂不成镇”的俗语家喻户晓，也是许多文化名人的故里。今天的大武汉，根基可以上溯到三千六百年前的盘龙城;而武汉方言也与“陂调”密不可分（所谓“汉腔陂调”），武汉美食好些也来自黄陂……如此说来，研究武汉，不可不从研究黄陂人文开始。而黄陂之所以能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文化奇迹，显然也与那里不寻常的民风，以及那民风中闪烁的文化精神有关。黄陂古属楚地，民风自然延续了楚风的热烈、强悍。所谓“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本源于此。所以，才有“九佬十八匠”历代相承、闯荡世界的美谈。在一向有“安土重迁”、“故土难离”传统的中国，在交通不便、创业艰难的社会，需要怎样的勇气才会去闯荡世界、在各地扎下根来！而那些黄陂工匠硬是做到了这一点，开拓出城镇文化的一片别致园地。我因此想到了当年的楚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历史，想到了“湖广填四川”的漫漫征程……

　　其实，浪迹天涯、四海为家，就是楚人的精神，也是黄陂人、武汉人代代相传的活法。进入现代以来，一批又一批有志青年通过读书、入伍，或者通过经商改变命运，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壮伟奇观（以作家李劼人、胡秋原，诗人彭邦桢、曾卓、绿原，翻译家万子美，科学家田长霖等为代表），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这民风，这精神，值得提倡，值得进一步发扬。同时，黄陂人创造的文化奇迹、商业奇迹、政治奇迹，也再次证明了楚人的有才、多才，正所谓“无陂不成镇，惟楚有高才”。

　　由“无陂不成镇”，也很容易想到“无宁不成市”、“无徽不成商”、“无绍不成衙”……在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这场巨大转型中，“无陂不成镇”的现实意义何在？此时此刻，让我想起了三十多年前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那篇很有影响的文章《小城镇，大问题》，其中关于“小城镇怎样成为农村的服务中心、文化中心和教育中心”的思考，至今仍具有发人深思的力量。既然黄陂人早就创造过“无陂不成镇”的奇迹，那么，“九佬十八匠”的成功经验不就依然具有现成的参考价值么？在我们这个社会倡导“工匠精神”的时，“九佬十八匠”的故事也就重新放射出历久弥新的光芒了。黄陂成功的经验应该可以复制，黄陂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可以常说常新。

三

　　裴高才迄今著述三十多部非虚构作品，约千万言，其中，《首义大都督黎元洪》、《胡秋原：从抗战巨笔到两岸“破冰人”》、《程颢程颐传》、《田长霖新传》、《共和先驱·范熙壬》、《“铸剑”先驱·蔡以忱》，以及刚刚杀青的《王文元传》等，都是书写黄陂人或者在黄陂生活过的历史人物，讲述的都是“黄陂故事”，聚焦点都在探寻“黄陂文化精神”。

　　“无陂不成镇”彰显了黄陂的开放度，以及黄陂人的开拓力，道出了他们的文化品格：足智多谋、勤劳苦干、多才多艺、敢于闯荡。这种品质不仅体现在那些闯荡四方、艰苦创业的百工匠作身上，也体现在那些黄陂籍文化名人的事业中。

　　裴高才笔下的文学家、史学家与思想家胡秋原——《胡秋原：从抗战巨笔到两岸“破冰人”》，一生特立独行，曾以“自由人”独步文坛而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册。他早年留学日本，闻九·一八事变，毅然弃学抗日;身为国民党官员，却参与营救共产党员冯雪峰;到台湾后独自创办《中华杂志》，宣扬中华传统文化，反对“全盘西化”;大陆改革开放后，无视台湾当局的“三不”政策，毅然飞回大陆，开启“破冰”之旅，成为“两岸破冰第一人”，为此被开除国民党籍也毫不在乎。他的特立独行、无所畏惧，都散发出酷爱自由、狂放不羁、无所畏惧的楚人气息，堪称当代楚狂人。在戊戌仲秋举行的《胡秋原：从抗战巨笔到两岸“破冰人”》作品研讨会上，胡公子胡卜凯如是说：“裴先生这部三易其稿的‘胡秋原全传，不论在文笔、史笔、史观，以及结构和风格上，都是一流的。作为胡秋原的长子，我代表胡家人深深感谢裴先生近三十年来下的苦功和努力。有了这本传记，家父的道德、文章、爱国主义，以及他对中华文化的坚持，必然为后世所传颂。我也希望能有很多的年轻人在读了这部巨著以后，能闻风而起，继续发扬爱国主义和振兴中华文化。”

　　湖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高才兄的另一代表作《田长霖新传》，则刻画了黄陂人在异域冲破“玻璃天花板”的智者与勇者形象。田长霖历任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中国“两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华裔及亚裔大学校长（伯克利加州大学校长）与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委员。他成长于乱世，也秉承尚学家风，通过勤奋读书，留学美国，不断进取，最终成为世界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与社会活动家。同时，他还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海外“保钓运动”的举旗人，是中美教育、科技文化交流的积极推动者，也为建设家乡不遗余力，多有贡献。他“真诚待人，勤奋做事”的满腔热情与“谋事在我、成事也在我”的充分自信，也都彰显了当代黄陂人奋发有为、创造奇跡的正能量，以及海外华人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实属难能可贵。

　　除了塑造胡秋原与田长霖的形象外，裴高才还为名重一时的黄陂籍诗人曾卓、绿原、彭邦桢，历史学家刘绪贻，以及社会活动家王文元，电影明星谢芳等，树碑立传，揭示其浴火重生的人生价值。时下，台北《传记文学》正在连载的裴高才长篇非虚构作品《胡风分子“三剑客”的卓异人生》，其中的三位传主伍禾、曾卓与绿原先生，因为“胡风案”长期身陷囹圄，却不改热烈的诗人情怀，在逆境中也写出了心怀浪漫、锋芒闪烁的好作品。如，曾卓先生就在狱中口占了三十余首怀念童年、向往自由的诗作;绿原先生入狱后，不仅写下了《又一名哥伦布》、《重读〈圣经〉》、《母亲为儿子请罪——为安慰孩子而作》、《祈祷》等很有知识分子风骨的诗，还自学德语，都不同凡响、感人至深。当代，更年轻的一代文化人也成长起来，正在谱写出黄陂文化的新篇章。期待有更多的作家为他们作传。

四

　　“情系名流，墨铸春秋。”这是著名书画家张善平书赠给高才兄的条幅，是对其潜心于荆楚文化史研究，创作乡邦名人传记作品，以及以两湖地区辛亥人物为主的非虚构文学作品创作的高度概括。

　　是的。高才兄素以勤奋、妙笔多产著称，有十多部作品在海峡两岸并远赴亚、非、欧、美洲各国交流，七部作品在北京、香港等地获国际国内奖。两岸名家章开沅、陈佳洱、刘源俊等频频在《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华读书报》、《读书》、《书屋》、《长江文艺评论》、《长江丛刊》，以及香港《文汇报》、台湾《传记文学》等报刊评介其作品。享誉国际的著名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先生在其书评中写道：“我很高兴地知道湖北黄陂有位裴高才先生，他花费了二三十年时间，到处搜求相关资料，访问黎氏后裔及知情人士，认真弄清历史真相，力求做出合乎情理的阐析;并且精益求精、几易其稿，终于写成这本知识性、可读性都很强的传记文学著作《首义大都督黎元洪》。他虽然是用‘演义的形式写作，但其治史的严谨与史识的高明，却很接近史家的要求。我觉得，他确实掌握了船山‘平其情与‘思其反的要领，总体上归还了黎元洪这位‘民国元勋应有的历史公正。”

　　通观全国各地都有热衷书写本土文化的志士仁人，相关成果也相当可观，但像高才兄如此多产且影响远及海内外者似不多见。同时，也正是他著述的代表作的影响力，以及他在破万卷书、行万里路，在史料开掘上的贡献，襄助促成《二程集》、《黎元洪集》、《刘凤章集》与《范氏父子集》等入编湖北的“四库全书”——“荆楚文库”。同时，中国人民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博士生们，纷纷以高才兄的非虚构文学作品为研究蓝本，进行开题作博士论文。换言之，高才兄不仅为研究荆楚文化、宣传黄陂文化精神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荆楚文化与中华文化、中国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课题。

　　在文艺界，谈到湖北的文学成就，论者往往多留意于作家的小说创作。其实，湖北的报告文学、非虚构文学创作也是形成了可观的传统的。当年，徐迟先生的代表作《哥德巴赫猜想》，不仅是新时期之初报告文学的经典之作，也激发了一代青年学科学的冲天热情;祖慰先生的报告文学《线》、《审丑者》、《快乐学院》连续获得三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刘富道先生的《人生的课题》、《天下第一街》、《汉口徽商》浸透了浓浓的“汉味”，是“汉味报告文学”的重要收获;刘道玉先生的《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回顾崎岖的奋斗之路，燃烧着渴望深化改革的赤子之情，影响巨大;刘耀仑先生的《华中理工大出了个杨叔子》记录了教育家杨叔子办学的闪光业绩;还有梅洁的《山苍苍，水茫茫》为郧阳人民默默奉献唱出的一曲咏叹调，罗时汉的《城市英雄》为辛亥革命谱写的一曲慷慨悲歌，赵瑜、胡世全的《革命百里洲》通过聚焦一片乡土上的革命风云、世道沧桑、风土人情，探寻历史、人性的玄机，刘爱平的《中国：都市的困惑》对现代化进程中重重困惑的忧思，陈本豪的《一代宗师谭鑫培》对京剧艺术大师谭鑫培艰苦奋斗历程的追溯……这些作品，文学风格不尽相同，但在满腔热情讴歌当代风云人物、研究本土文化方面，都贯穿了湖北的文学魂——那便是屈原的忧愤深广又诗情澎湃，“公安三袁”的“独抒性灵”、标新立异，还有从崔颢的《黄鹤楼》、苏东坡的《赤壁赋》到毛泽东的《菩萨蛮·黄鹤楼》、《水调歌头·游泳》等等描写湖北风光、抒发博大情怀、浩然之气充沛的作品，这一切，使湖北文学在中国文学的光辉版图中占有特别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