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丰姣

　　

一

　　1939年1月，受国民党元老张继委托，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朱希祖撰写了《请建立总档案库筹设国史馆议》，提请设立国史馆以延续历史，设立档案总库以保存史料。同年1月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期间，张继、邹鲁等十三人提交《请建立总档案库筹设国史馆议》，获原则通过。1939年12月25日，国民政府正式设立“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委任张继为主任委员。1940年1月9日，张继访朱希祖告之此事，朱希祖听后“甚慰甚慰”。此后数日，朱希祖撰成《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组织大纲草案》十三条、《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应调查事项》十六条，并推荐金毓黻、张圣奘、朱焕尧等人担任顾问或干事。

　　1940年2月，“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在重庆正式成立，会址暂设在张继的寓所李子坝五十九号。李子坝五十九号前临成渝公路，后逼岩壁，楼底一间是客室兼书室，即成了“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办公处。户外车声隆隆不绝，车尘由窗户飞集桌案。2月5日下午，朱希祖得知：决议改秘书长为总干事，不支薪，仅支办公费每月二百六十元;顾问由三人加为六人，另聘名誉顾问若干。朱希祖深为不满，认为筹备委员会聘人越多，将来“国史馆”人越杂，必无好结果，并且，“如此重要机关，其中重要人员皆系兼职，无专职办事之人，亦属儿戏。顾问人多而无明定职掌，而组主任又非能采访、设计之人，如何指挥？总干事不预闻组织大计，有其名而无其实，将来外人批评则丛罪于其身。又兼职而又责以专职办事，终日坐办于会中，亦属笑谈。总干事岂可为哉？”

　　4月10日，朱希祖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租得歌乐山向家湾二十四号民房，将“国史馆”筹备会迁至此处。5月2日上午，“国史馆”筹委会首次召开事务会议，张继讲述了民国以来“国史馆”进展情况，称1911年胡汉民等七十二人请设国史院，孙中山大总统批准;至袁世凯为总统，任命王闿运为“国史馆”馆长，不久即解散;至黎元洪为总统，将“国史馆”并于北京大学，由蔡元培主持，聘请屠寄、张相文、叶瀚等修国史，不久亦解散。5月8日下午1点，朱希祖至张继处，欲推荐傅振伦为练习干事，张继称已由叶楚伧先生介绍。朱希祖看到钱海岳的自荐信，认为钱氏笃志专精，亦有特长可取，比“国史馆”筹委会所聘五位顾问高出一筹。5月9日上午，朱希祖致信张继力荐钱海岳为顾问。5月10日午后，朱希祖至“国史馆”筹委会与张继面谈，再次请他聘请钱海岳为顾问，可惜张继仍不答应。

　　朱希祖认为张继“用人不择才只徇情面，又不给以权，动辄掣肘，而大权反旁落，用财只知节省不知发展事业，以致史馆颇难奏绩”，萌生退意，遂于11月11日致信张继要求辞去总干事之职。1941年2月6日，朱希祖与张继约定辞去总干事而改任顾问，此后他仍负责撰写《史馆制度》、《国史体例》，指导傅振伦、蒋逸雪、李菊田三位干事编撰国史材料编年长编。

二

　　1946年9月，“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工作人员陆续将史料、图书档案从重庆运至南京，以张继寓所“陵园小筑”为会址，正房为办公室、图书室、档案室，右侧平房为馆员的寝室及会客室，左侧楼房为干事、职员、职工的宿舍。1946年11月23日，《国民政府公报》公布了《国史馆组织条例》十二条，规定国史馆纂修二十人至二十五人，聘任或简任;协修二十五人至三十人，其中十人得为简任，其他的为荐任（民国时期的文官分为特任、简任、荐任、委任四级，荐任以上属高等文官）;助修十五人至二十人。1947年1月，“国史馆”正式成立，并未举行任何仪式，只是国民政府颁发了一颗“国史馆”铜印和馆长张继的特任令及副馆长但焘的简任令。当时住在“陵园小筑”的纂修只有黄穉荃与邢蓝田，他们便得到了纂修第一号、第二号聘书。

　　黄穉荃是“国史馆”纂修里唯一一位女性，四川江安人，生于1908年，颀而美，精于诗、史、书、画。其父黄沐衡以道德文章享誉当地，曾任四川省参议会议员。其母樊一宁，娴熟经史，于家事无所不能，性情仁厚刚急，对她要求严格。黄穉荃1930年毕业于成都高等师范，1931年春至北平向黄节学诗，1931年夏以所写诗一册、《楚辞考异》一册报考北平师范大学研究院历史科学门，研究计划为中古文学，导师为高步瀛。1932年暑假患第十二节脊骨结核，遂休学养病。1935年5月，她与冷融（字杰生）在成都结婚。1943年5月25日，冷融时任西康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因厉行禁烟、清除西康青年党，被人暗杀于温江公平场。

　　黃穉荃体弱多病，不喜应酬，性情直率，喜怒形于辞色。冷融遇害后，她反对尽快安葬，要求“这事应向中央报告。案未破，凶手未获，就不葬，让他棺材永远停在堂屋里，让人人都知道成都有这样一件黑暗冤枉事”。此时她的儿子怀昭六岁，她写了一副挽联挂在冷融遗像两侧：“取义成仁，正气长昭君不朽;简贤依德，余生荼苦我应甘。”之后，她收到多封威胁信，仍坚持不捉到真凶不予下葬。直至1943年11月17日，她才将冷融安厝于“杜邻”（她家有园地及数间瓦屋与杜公祠隔溪相对，且她喜爱杜甫的诗，故称“杜邻”，她也自号“杜邻”）。

　　早在1943年1月，她已被任命为四川省第二届临时参议会参议员，但冷融下葬后她仍愤恚不愿出席。一天，她忽然收到父亲黄荃斋的书信：“父母生汝，不为杰生而生;汝之读书做人，亦不为杰生始读书做人;汝自有汝之独立人格，何得因杰生之故便不工作！若省参议员均不可作，则斯世无工作可做矣。汝与怀昭，又将何以自存？”她意识到自己不可全凭感情用事，才向省参议会报到。1944年底四川省临时参议会将换届改选，她不想参加竞选，想起曾于1938年秋在父执辈刘绍禹招待宴会上见过张继，“貌极仁厚，粹然儒者”，听说张继在重庆任“国史馆”筹备委员会主任，她就请刘绍禹代为推荐。1944年6月，她收到张继和“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的来信，嘱咐她不必立即去重庆，就在成都采访辛亥革命以来有关史料，并寄来了编审聘书、筹委会组织大纲及多份编辑采访章则。1945年10月，她至重庆“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张继认为她的性情不适合采访，让她今后撰写拟传。此后，她与张继过往较密，晚年曾作《张溥泉先生言行小记》。

　　

三

　　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将于1947年3月15日召开，届时“国史馆”需要作筹备委员会结束报告。一天，张继与主任秘书邢蓝田商量作结束报告，两人因意见不合，忽然大声喧嚷，张继上车返城，邢蓝田收拾行李离馆而去。第二天上午，张继召开会议，指定黄穉荃撰写报告。黄穉荃遂撰写报告前言，并收集和汇编各科室报表而成《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结束报告书》。

　　3月18日，“国史馆”宣布聘请金毓黻为纂修，同时聘请的还有吴廷燮、柳诒徵。3月20日中午，张继、但焘在“六华春”宴请吴廷燮、柳诒徵、汪东、尹石公、黄穉荃、丁实存、王仲荦等人，商讨修史义例。黄穉荃对金毓黻所作《国史商例》大加称赞，尤其赞同他提出的在纪、志、表、传外增加一种新的体裁“录”，并多次向马騄程称赞金毓黻所撰《中国史学史》对史学有深层认识。柳诒徵、汪东、尹石公等人也认为《国史商例》可以采用。

　　4月25日上午十点半，“国史馆”纂修人员在中央饭店孔雀厅召开第一次座谈会，张继、但焘、刘成禺、吴廷燮、顾颉刚、汪辟疆、王献唐、郑鹤声等三十人与会。刘成禺倡议聘请吴宗慈协助修订《清史稿》，顾颉刚提倡办一研究近百年史之刊物，得到众人支持。这次会议形成了三个决议：由但焘负责召集史例商榷委员会，由汪辟疆负责召集商讨修订《清史稿》，由顾颉刚召集筹划编印国史馆月刊。5月10日下午两点半，“国史馆”纂修人员在“陵园小筑”馆长会客室召开第二次座谈会，柳诒徵、尹石公、刘成禺、汪辟疆等人与会。汪辟疆提议先作纪传与编年二体之长编，各推出一名总纂发凡起例，纂修人员依个人兴趣分别担任某一体编撰工作。大家推定柳诒徵为纪传体总纂，刘成禺为编年体总纂。

　　6月12日上午十点，志传组、编年组分别召开第一次纂修会议，商定在南京的纂修人员每周五下午两点举行工作联合会议，居住在沪、苏一带的纂修人员每月出席一次，居住远地的纂修人员通信商讨。曾在“国史馆”任协修的朱季海后来回忆，四川黄穉荃可谓才女，诗词拿起笔来就写;从成都坐飞机到南京，在办公室里讲空中见闻。“国史馆”像是茶馆，大家每周碰碰头。查阅《国史馆馆刊》记载，截至1948年12月24日，志传、编年两组分别召开纂修会议五次，志传、编年两组召开工作联合座谈会六十三次。

四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继在北平购得东四二条胡同里一座由福康安建造于乾隆年间、格局保存完好的四合院，作为“国史馆”北平办事处。1947年10月20日，金毓黻任北平办事处主任。因南京“陵园小筑”房屋有限，张继又在体育里买了三幢楼房，于1947年5月中旬将“国史馆”迁至此处。12月8日，黄穉荃至南京厚载巷拜访张继。晚饭后，张继告诉她，他购得南京淮海路陈调元宅，地广十亩，池馆花木甚佳，是一个绝好的读书地方，今后将作为“国史馆”馆址，将体育里的楼房作为馆员宿舍。

　　12月15日下午两点，张继、柳诒徵、汪辟疆、商藻亭、冒鹤亭、尹石公、黄穉荃等人在“国史馆”馆长室召开馆刊编辑委员会。黄穉荃曾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撰文回忆此事，称汪辟疆欲将馆刊分为论著、专著、国史拟传、史料、文艺、馆务、附录七项，其中文艺一栏刊登诗词。她当场反驳，不同意开辟诗词一栏。其实，黄穉荃早年即有诗名，1942年5月将青少年时所作诗集为《穉荃三十以前诗》，谢无量在序中称“虽三十以前之作，已妥贴而深秀如此。所谓卓然大雅之音，亦其材性之敏有过人者矣”。虽如此，但她认为馆刊不同于其他文学刊物，若加入诗词，就难免会有些应酬作品或无聊作品，将使馆刊减其郑重价值。汪辟疆因黄反对他，遂盛气驳斥。这时，张继有事向众人打招呼先走，冒鹤亭、柳诒徵急忙用其他问题岔开二人的争论。晚上风雨特大，九点后黄穉荃接张继电话，邀请她明天中午去他家里吃水饺，并问她诗栏问题后来是怎么商定的。约十一点，黄穉荃接电话得知张继过世，如雷轰电掣，急忙赶赴厚载巷张继家，只见几案间书籍零乱，风雨扑窗如虎啸，倍觉凄惶。

　　1947年12月17日，金毓黻在北平从报纸上看到张继去世，黯然神伤了许久，在日记里感慨：“余方以修史自矢，了我余年，幸逢张公知我，愿为之尽力。在平月余，为此事有所营度，以为前途发展当无限量，今竟遘此变故。张公已矣，齎志殁世，安得再逢知己以酬吾素愿耶！”12月底，汪辟疆主持编成《国史馆馆刊》创刊号，保留了“文艺”栏目（至1949年“国史馆”迁台湾共出版了五期）。

　　1948年6月5日，戴季陶被任命为“国史馆”馆长，但他因病一直未就职，1949年2月其自杀身亡。1949年4月，代总统李宗仁任命居正为馆长，但居正也没有就职。1949年7月，但焘辞去副馆长之职，李宗仁派刘成禺代理副馆长。由于国民党节节败退，“国史馆”先迁广州，再迁桂林，又迁重庆。黄穉荃曾回忆，1948年春，她当选为国民政府立法委員后，致信但焘辞去“国史馆”纂修，但焘回信聘请她为特约纂修，但她从此再未去“国史馆”。1949年春“国史馆”老同事找她，说但焘和亲信携款及馆中珍贵资料去了台湾，置全馆工作人员于不顾，他们要联名向李宗仁代总统控告。黄穉荃签名表示支持，并至淮海路97号原陈调元住宅看望“国史馆”同事，看到此地若贫民窟，满目破败苍凉。1949年4月，“国史馆”的档案资料大部分被南京市解放军军管会接收。1949年5月11日，“国史馆”北平办事处正式并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改称“民国史料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