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刚

　　

一

　　1918年农历十月初四，北京崇文门外樱子胡同。清早，梁济洗漱完毕，一边踱步，一边暗自忖量：眼瞅着自己生辰宴请临近，“忧虑亲朋来集”，所定计划也应该有所举措了。

　　六年来，如何殉节，他在缜密地筹划此事。甚至在看戏之时，也无法放松心情，常常在戏园的节目单上随手记下自己偶得的想法。为此，他自我揶揄：“人见我出入戏园，以为我优游无事，真个寻乐也。岂知我如小学生之忙功课，须将国家变幻情态逐条写出，俟完竣而后，瞑目以去。”

　　舉步出门，梁济无意中被桌上报纸的一则国际新闻牵住了目光，恰巧次子焕鼎就在身边，遂叫过来闲聊片刻。梁焕鼎就是后来被称作“中国圣雄”、“最后的儒家”的梁漱溟。他原名焕鼎，字寿铭，漱溟、瘦民等均为其笔名，后由于一直以漱溟行世，本名反而鲜为人知。梁漱溟那年刚满二十五岁，尽管仅有初中学历，但凭就腹中才华，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讲授印度哲学。

　　当时正值一战结束，对欧战时局，父子各抒己见，类似这样的辩论在父子之间经常发生。梁济本人喜欢与儿辈议论时政，往往任人直言，一无所禁。用梁漱溟的话说，十四岁至二十岁的时候，父子之间思想见解非常相合，父亲最喜欢听自己发表议论。长至二十岁后，便与父亲思想见解出现分歧，“每天看报必谈时事（大局政治、社会风教），每谈必然争吵。吵得可以不吃饭，不睡觉”。这次聊天依然如此，聊至最后，梁济站起身来，仿佛是对儿子，又像是对所有人，发出了他铭心刻骨的最后一问：“这个世界会好吗？”

　　这个世界会好吗？这看似不经意的一问，实际上是梁济对这个世界最后的告别。对于这个世界，梁济既抱有无限感慨，又显得十分无奈，其间还糅杂着一丝希望。

　　直到几十年后，梁漱溟才体悟到父亲说这番话的心境。而那时未经岁月沧桑的他，根本无法体验到父亲此时此刻的心情。他还不能像父亲一样看透那个时候的腐败和衰落，也体谅不到父亲救国无望的悲凉与绝望。直到他自己也已成为耄耋老人，经历了人世沧桑后，才明白了父亲这深刻一问，不无感慨地说：“总论我八十年的主要精力心机，无非都用在这两个问题上：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要活着;二是社会问题亦即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

　　其实，早在1912年6月，宣统皇帝逊位不久，梁济参加了粤西老馆同乡的团拜活动，一行人聚集文昌和关帝庙内，香烟缭绕之中，举行了悲壮肃穆的参拜礼仪。他独自跪拜在父亲的灵位前，向死去四十余年的先父默祷，发誓在此兴亡之际，自“当发明正义，不敢辱亲”，决心“必将死义，以救末俗”。随后不久，他便辞去了内务部的官职，退隐在家，准备后事，与此同时，“对于民国诸事，时时挦扯杂记”。对于生死，梁济早已置之度外，压根儿就没想跨过自己六十岁的门槛。世事既已坏至极处，满目尽是窳陋不堪，践行蓄志已久的心事，还有必要再彷徨吗？老人慨然道：“去年已决心今年不复听卖菱角声，不吃西瓜矣。”

　　梁济选择自杀并非悲观厌世，相反，他倒是一个充满生活情趣之人。在其遗著《别竹辞花记》中，记述了自己对塞北秀美山峰、雄浑河流的无限神往;对江南小桥流水、烟雨浩渺的一往情深。他言道：自幼生长在北京，但“素爱南方景致，水村山村，趣味无穷”。他曾与朋友相约在桃红柳绿时节，下江南游西湖。他也曾打算实现幼时梦想，到贵州来鹤楼，欣赏鸟声山色，树影花香;然后乘船由四川顺长江而下，闯三峡、访白帝、祭丰都、下汉口，一路风光，思之悠然。

　　他曾说，享受这些生活乐趣对于自己并非难事，只要将“社会弊端，国家秕政，人民困苦，世教凌夷，一切不管，与一般流俗同一见解”，便大可清闲安逸，自寻乐趣，甚至可以“苟求富贵利禄”。但，他做不到！他不是那种可进可退的人，“君天也，天不可逃也”。

　　多年间，他一直安于担任塾师和家庭教师谋生。这样的职业自然少不了与社会各阶层的人物接触。他生平得意之事，便是与下层百姓往来，在《伏卵录》里，他记述了自己如何与北京的下层劳苦大众亲近交往：“吾最得意之事，肩挑负贩、拉人力车者多识我。常于途中遇褴褛苦人，大呼曰：‘梁老爷，你好吗？吾亦惊诧不已。”可以说，一个读书人懂了下层社会，懂得了老百姓的生活，也就真正懂得了人心、人性，懂得了如何看待这个国家与社会。故此，梁济一直坚持认为，“欲使国为稳固之国，必先使人成为良好之人”。正义、真诚、良心、公道等皆为“吾国固有之性，皆立国之根本”。

　　直到四十岁，梁济才算迈入仕途，担任内阁中书，负责起草例行的批奏和诏书。后来，他又在民政部任职，但一年后便辞职离去。在传统道德的氛围里，在严格的家庭教育的浸润下，他渴望将个人“身心性命”以及所学的儒家之学施于国家天下，期冀以此振拔清末的颓局，实现理想的道德政治。

二

　　对于已经到来的共和制，梁济曾抱有极大热忱。他认为，民国代清，“吾国开天辟地之新共和”乃“数千年一改革之好机会”。正是怀有这种希冀，尽管在1912年便开始筹划殉道，他还是要等一等，看一看。在他的观念中，所谓“中华改为民主共和，系由清廷禅授而来”。假如“因禅让而得民安，则千古美谈，自与前代亡国有异”。话说得很直白，态度也非常坦诚，民国取代清廷，倘若国泰民安，那就算得上是善政，皆大欢喜，自己当然也就不必殉节;倘若相反，“徒禅让而民不安”，那麻烦就大了！不单是自己，而且整个国民，甚至是清廷都属于上当受骗。民国代清而立，不仅不是“鼎革”或曰“革命”，而是一场乱臣贼子抢班夺权的骗局，“清朝即亡于权奸乱民之手”。若如此结局，自己就必须以死唤醒国民。

　　为此，他在遗书中写道：“殉节之事，何以迟至数年？”他自问自答，当初若死，“纯然为清朝亡国，目的太小”;他不能“糊糊涂涂牺牲此身”，而要“看明世局弊害”，特别是“观察明白民国是何景象”，而后有所行动。

　　那么，梁济六年来的观察结果到底如何呢？

　　辛亥革命虽终结了旧有的皇权专制制度，但它并未成功创造出新的有效而合理的政治秩序来整合社会。对于当时的政治、道德状况，李大钊曾有这样的描述：“光复以还，人心世道江河日下，政治纷紊，世途险诈，廉耻丧尽，贿赂公行，士不知学，官不守职，强凌弱，众暴寡，天地闭，贤者隐，君子道消，小人道长。稽神州四千余年社会之黑暗未有甚于此时者。”

　　梁济亲眼所见，在前门火车站，每当召开国会期间，各省议员纷纷下火车时，各政党工作人员就会在火车站前竖立起本党招待处的招牌，竭力拉扯刚下火车的议员们住到本党安排的招待所中去。梁济讥讽道，各党拉扯议员的样子，就像“上海妓女在街头拉客人”。那些议员们好似“戏子串演”四处赶场，先是前呼后拥地住到甲党招待所，得到各种好处与红包，承诺投该党的票;然后又住到乙党招待所，再拿一份好处与红包，并答应投该党的票，拿到所有的好处后，最后投了自己的票;这种“十金买一票，百金买一票的选举，何足为议员。以私利而托公议，以一二人之意而冒全体之名，何足代表”的现象，就是当时社会混乱不堪的现实。

　　面对此情此景，梁济叹道：“南北因争战而大局分崩，民生因负担而困穷憔悴，民德因倡导而堕落卑污，全与逊让之本心相反。”“无奈民国以来，专尚诡谋，不由正义，自上上下下，全国风行，将使天理民彝丧失净尽。”民国政府名曰举新政，但口惠而实不至，不顾民生时艰，而以加薪、趋进为要;名曰开国会，议员沉溺声色，举国失望;名曰致共和，南北各执己见，既不能共，亦不能和;党同伐异、蔑视成宪、苟且贪货、躁进趋利，致使“今世风比二十年前相去天渊，人人攘利争名，骄馅百出，不知良心为何事”，“全国人不知信义为何物”。

　　一言以蔽之，在推翻清廷帝制后，民国不仅并未带来万象更新，反而世风日下。从“暗杀宋教仁”到“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从“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到“贿选猪仔议员”，甚至“贿选总统”，乌烟瘴气，丑陋不堪，怎是一个乱字了得！

　　面对民国高层政治人物对传统道德的口是心非、言行不一，梁济心生厌恶;而对狂飙突进的新文化运动全面否定孔孟道统，他心里极不平衡，也无法接受。恰如其遗言所述：“今人为新说所震，丧失自己权威。自光、宣之末，新说谓敬君恋主为奴性，一般吃俸禄者靡然从之，忘其自己生平主意。苟平心以思，人各有尊信待循之学说。彼新说持自治无须君治之理，推翻专制，屏斥奴性，自是一说。我旧说以忠孝节义范束全国之人心，一切法度纪纲经数千年圣哲所创垂，岂竟毫无可贵？”

　　在辛亥革命之前，梁济就已看到“近十年来，朝野上下人心风俗败坏流失，至于不可弹述”。这种朝野上下的堕落卑污、道德败坏，梁济认为根子是在“人敝”而非“法敝”。后者可更改制度以救治，前者只能“从品行心术上认真砒砺，使天下回心向善”，故“救亡之策，必以正心为先”。

　　梁济始终是以士大夫的情怀、以道德标准作为评判社会臧否的重要标准，因此，对民国初年的各种乱象自然心灰意冷。而这又与他自己一生始终以纯儒自励不无关系。他一生执着于这样一项事业：将自己造就成一个内修其心外正其行的道德完人——君子儒，他一直身体力行儒家的立身原则，即个人的正义要变成公众的认可和政治上的权力，只追求权力和金钱是卑劣的。在个人道德层面上，他确实表现出一种贤德的儒家风范。

　　但是，梁济的这种想法，受到了两方面的夹击。前面谈到了，一方面，是民国政治的不堪乱象，士大夫精神不在，清议不存，使其丧失信心。另一方面，梁济所秉持的“先圣纲常和家传遗教”这些传统文化理念，也随着时代的变迁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冲击。清季民初，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改朝换代。与此同时，恰逢西学东渐，报纸杂志层出不穷。传媒与交通同时走向现代化，传统闭塞的局面被迅速打破。人的个性获得解放，思想变得空前活跃。

三

　　对于梁济的死，有各种猜测和说法。其中最负面的说法就是末代皇帝溥仪。他在《我的前半生》中不屑地说：“为了一件黄马褂，为了将来续家谱时写上个清朝的官衔，为了死后一个谥法，那时每天都有人往紫禁城跑，或者从遥远的地方寄来奏折。绰号叫梁疯子的梁巨川，不惜投到北京积水潭的水坑里，用一条性命和泡过水的‘遗折，换了一个‘贞端的谥法。”

　　这可真是小看了梁济。梁老爺子生前都不屑于托关系、走后门谋取一官半职，怎么可能临死去寻什么“谥法”？况且，溥仪这样说不仅高抬了自己，而且也犯了糊涂，明明自己是一个被废黜了七年的皇帝，形同玩偶，仍自以为是地认为这类“谥法”、“黄马褂”可以光宗耀祖，全然不知自己的“下诏”、“圣谕”早已如同废纸一钱不值。

　　而一些有识之士则从不同角度分析梁济之死。

　　李大钊说：“清廷未推翻以前，人们虽受内虐外侵的压迫，但有实现共和的希望，能够忍受其毒苦，然而，光复以还，人心世道江河日下，政治纷紊，世途险诈，君子道消，小人道长，人心由不平而激昂，由傲昂而轻生，而自杀。”陈独秀和徐志摩分别在各自的文章中对梁济自杀也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认为导致梁济之死的现实原因，是他见不得国家如此动乱荒诞，而其无能为力，才试图用自己的死唤醒世人，齐力去创造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

　　中国文化传统自古就有入世、出世之别。就普通人而言，多以入世不能而出世，即入现实便不能超脱。儒家认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但在现实中所经常见到的，“达”者往往为富不仁，而“穷”者或自暴自弃，或扯旗造反。面对“人而不仁”的时局，梁济的死就是一种向死而生的宣示：“以个人之死亡来抗议这个令人绝望的堕落的世界。”他虽然是中国的旧式文人，但并不是中国旧式文人的代表，他只是代表着中国旧式文人中仅存的人性，代表其中那种不可冒犯的高贵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