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佳明

　　

一

　　什么是湖湘文化？实际上，湖湘文化仍然在被认识、诠释和构建之中。虽然众说纷纭，但是有三个精髓大家比较容易认同：一是湘人精神。湖南人继承了楚风汉韵，屈原之忠贞，贾谊之忧患，楚辞之优美，汉文之宏博;近代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精神，举世公认。精神属于文化范畴，与思想、学术有相同之处，但是侧重面不同，精神更多的是指意志、心理、情怀。二是湘人思想，其学术形态体现在“湘学”之中。宋时湘人周敦颐破千年之暗，“二程”继之弘道，谢良佐、游酢和杨时将“道”南传，胡氏父子创湖湘学派，张栻办岳麓书院，孔孟之道在湘水之滨升华成为新儒学，也就是“理学”。明、清巨变中，经王船山改造，理学和经世之学成为湖湘士子在晚清大变局中克敌制胜的思想武器。三是湘人血性，指的汉族与蛮族土著的融合，形成湘人“霸蛮”性格和铁血品质，这种血性是湖南自古以来形成的民风。从楚人南征开始，到魏晋乱世，金元灭宋，清军入关，中华文明重心南移，湘人历经战火洗礼，艰苦磨难，养成“吃得苦，霸得蛮，舍得死”，“扎硬寨、打死仗”的风气。

　　精神、思想和血性融会贯通、三位一体成为湖湘文化的优势。进入近代后，中华文明遇到西方列强的威胁，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在救亡图存民族振兴的历史进程中，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湖南人都站在历史舞台的前列，为民族救亡与复兴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湘人的崛起，既是时势造英雄，也是湖湘文化的深刻影响。

　　湖湘文化属于农耕文明，有一个向工商文明转换的问题。湖湘文化形成于漫长的农耕社会，是典型的农耕意识形态。农耕文明不是落后的东西，只是一个历史阶段的文明，它为人类留下极其宝贵的历史遗产。农耕文明最基本特征是，由于生产力没有突破性进步，农业生产方式改造自然的空间很小，人与自然的关系长期停滞不前，人们只好通过调节人与人的关系来解决需求增加带来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在农耕社会，有限的资源和不断增长的需求矛盾日益尖锐，形成按权力分配财富的原则，政治地位就是经济特权，权力成为农耕社会的价值本位。专制、等级、特权、宗法都是这一价值观的表现，儒家文化是农耕文化，具备以上本质特征，湖湘文化是儒家文化很成熟、很完备、很典型的形态。

　　工商业文明的特点是市场体系成熟发达，法治理念深入人心，法律制度完善稳定。法律平等确立了人与人的基本关系，大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创新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拥有广阔的空间，人的共同努力方向是提高生产力和劳动效率，建设富强的国家，为人民提供幸福的生活，效率是工商业社会的价值本位。

　　工业文明通行的是市场经济模式。“湖广熟，天下足”，湖南和内陆各省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不仅面临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任务，更严峻的是面临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任务，观念、制度、体系等对湖南来说，后一个任务更艰巨，时间更长。

二

　　湖南的工商业加速发展，是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太平天国起义之后，随着湘军的兴起和征战开始的。湘军作战的需求，刺激了湖南的米业、纺织、冶铁、造船、木材、桐油、交通、矿产等的发展。太平天国战争之后，湘军裁撤，湖南的手工业一部分随军转移到外地，本省的手工业失去了动力，反而萧条下来。

　　而此时湘军政治家在两江地区和全国各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开始了中国大机器工业的历史，从“安庆内军械所”到“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三十年来数以百计的现代化厂矿遍布中国大地，开启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拉开了中国现代工业的序幕。说湖南人不懂经济、不会经商说不过去，只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值得深思。

　　湘军把湖南带到了中国历史舞台的前列，也造成湖南人的虚骄。本来就保守的湖南出现更为保守的现象，官民都排外，排斥现代化东西甚至群体性割除电线，驱逐洋人。直到甲午战争，湘军战败于辽东，湖南人知耻而后勇，开始振作，奋起直追。戊戌维新时期，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个省份，湖南的现代工业才出发。

　　从1904年开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湖南工业有一个大发展。民国初期和三十年代，一波三折，发展不断地被政治和军事干扰打断。被政治打断者，比如说汤芗铭、张敬尧、赵恒惕主湘，经济搞得不好。军事打断更多，太平天国战争，北伐战争，日本侵华战争，三次长沙会战，一次长衡会战，加上雪峰山和常德会战，湖南工业遭到毁灭性打击，经济付出巨大代价。思想观念保守，政治干扰经济，是湖南工业经济基础薄弱、工业化迟缓的原因。

　　湖南的工业发展与政治思想有较大的相关性，从历史上看，湖南经济发展有快、有慢、有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在三种情况下发展比较快：第一是思想比较开放的领导人当政时发展比较快。比如陈宝箴主导湖南戊戌新政，谭延闿两次督湘，工业发展很快，后来的唐生智和抗战期间的薛岳也做得可以。第二是思想解放的时候，观念转变的时候，形成发展的小气候，湖南发展比较快。戊戌年维新变法的思想解放，民国初年实业救国的思想解放，在抗战救国精神的大背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湖南思想解放的高潮，湖南发展较顺就值得深思。第三是墙里开花墙外香，走出去的湘商发展比较快。湖南本质上是个内陆农业省份，经济结构和消费习惯都比较传统，市场化水平较低，湖南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需求不够充足。湖南人走出去办工业成功率高一些，在湘是一条“虫”，到了沿海是一条“龙”。湘人的积极进取的精神，不怕困难的精神，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精神，在沿海地区的环境中，不比当地人差，而且不乏佼佼者。近代历史上和改革开放四十年都是这样，也说明环境对于发展的重要性。

三

　　理学是湖湘文化思想的内核和本质。理学维护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和深层结构，有其历史必然性的一面，也有阻碍工业文明的一面。通俗地讲，理学是孔孟之道的宋明版、升级版，是带有哲学思考和宗教意味的儒家思想。理学蕴涵的家国同构的价值系统，家孝、国忠的伦理，仁政、礼治思想，大一统的观念，天人合一的哲学，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维系着中华民族的道统和法统。理学之光照亮了中国的中世纪，让中国长期站立在世界文明的高峰。唐、宋以后，湖南逐渐成为中华文化的重镇，理学的产生和发育都与湖南结下了不解之缘，湖湘学派、岳麓书院、湘学盖源于此。宋朝重要的思想文化人物周敦颐、程颢、程颐、胡安国、胡宏、朱熹、张栻都跟湖南有很深的瓜葛，湖南被公认为中国的义理之乡。晚清汉学成为主流的时候，湖南也坚守着理学，曾国藩以理学立身，在实践中开创了经世理学的新阶段，曾国藩和他的理学思想及理学实践对晚清思想发展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新文化运动中，把“理学”与“礼教”等同起来，一起扫地出门，这不是科学慎重的态度，理学中好的东西应该发扬，这也是湖湘文化中应该继承和弘扬的精华。

　　工业文明进入中国，理学的消极和保守的一面日益凸显。把“三纲五常”天理化，专制、等级、特权、宗法秩序理性化、神圣化，说成“天道”，其实是为了解决“人心”问题，特别是官僚和士绅的道德信仰问题，再通过他们来带动社会，通过社会治理解决国家治理问题，落脚点是一个“治”字，治国平天下，根本的还是要维护旧的统治秩序。治国平天下的追求，实际上是对权力的追求，领导权、话语权和控制权，特别是军权和国家政权的追逐和占有，士绅的人生理想与统治者维护统治的目标一致，“权本位”的价值观成了儒家文化与农耕社会的普遍价值。理学的侧重点是讲治理，不讲发展，更不讲创造。理学中重义轻利的价值观，禁欲节俭的生活观，重农轻商的经济观，没有工商业地位，“去人欲”就要重义轻利;士农工商，商在末位;重农抑商，“商”受到挤压，这是湖湘文化重要底蕴，是湖南士大夫的深层心理结构。湖南也成为中国保守主义的故乡，这是湖南发展工商业要解决的根本观念问题。

　　总体保守的湖湘文化为什么会引导近代中国的变革甚至革命呢？继承经世致用、趋时更化的精髓是实现转变的前提。中国传统文化深处，蕴蓄着变革的哲学，《易经》就是讲变化的，“生生之谓易”。但是在长期专制主义发展完善的过程中，变革的思想越来越淡薄，保守观念，既得利益羁绊越来越牢固，中国社会逐渐停下脚步，失去自身的活力，往往要依靠农民战争和异族入侵来更新。几个大的盛世王朝都是因为因循守旧而积重难返，最终灭亡。

　　宋学、湘学诞生于大变革时代，本身就包含着求变的因素。明清之际，天地翻覆，王船山、黄宗羲和顾炎武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变革的声音。湖湘文化成为推进近代中国变革和革命的文化，要归功于王船山引领的思想变革。湘学变革的思想动力来源于从湖湘学派开始的经世致用、道随器变、实事求是、趋时更化的湖湘文化方法论。王船山的重要性在于，他肯定了客观世界的重要性、物质生活的重要性，从而也肯定了物质生产的重要性，肯定了利益和欲望的合理性。他的哲学强调从实际出发，解决实际问题。他把儒家学说中的入世的一面，发扬光大，把理学推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天理”出发，也不是从王阳明的“心”出发，学问解决现实问题。他的思想核心是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经过一百多年的发酵，咸同时期焕发出巨大的能量。湘人以这个思想为武器，引领了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和政治变革，引领了中国近代的经世思潮、维新思潮、共和思潮、社会主义思潮。曾国藩对湖湘文化的发展和传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是把湖湘文化用于大规模社会实践的第一人。他缔造并率领湘军平定了国内政局，发起了洋务运动，促成了同治中兴，湘军成为晚清国家安全的支柱;他用一场力量对比悬殊的战争胜利阐述了湖湘文化的意义和效用，他使湖湘文化从理论变成了实践，让湖湘文化从湖南走到了全国。

四

　　湖湘文化既然是保守的农耕文明，又如何推动近代中国的工业文明和对外开放呢？费正清说这是一种“冲击—反应”式的变革，美国史学家芮玛丽认为湘军精英们是为了保守旧的传统才学习西方、发展工商业的，这二者的解释都是有见地的。其实芮玛丽更准确，这正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最好诠释。湖南人的爱国思想，也就是曾国藩的“忠义血性”，从屈原、王船山继承下来的中华文明的情感、理想、信念，推动着湘人的变革步伐。

　　因为近代中国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两大主题是现代化的政治前提，所以站在历史前沿的湘人政治家，思考和解决的主要是政治问题，包括义理问题、方向道路问题、大本大源问题，对于工商业问题，也是从政治角度出发去关注和思考的。与晋商、徽商、甬商、粤商不同的是，湘军办工业并非单纯从经济需要和经济规律出发，而是从政治需要和军事需要开始，“师夷长技以制夷”，富国强兵以救亡，搞经济是为了搞政治，由政治动机和理性思考为主导。所以搞经济的这帮人，也是搞政治的这帮人，常常以搞政治的方法搞經济，以权力推动经济，又以权力干扰经济，以保守的姿态出现在国人面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政治为“体”，经济为“用”;政治为“道”，经济为“器”;政治为“本”，经济为“末”，湖南经济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洋务运动中形成的国家与工业企业的关系，资本来源和所有制问题，市场机制和经济规律问题，权力参与导致腐败的问题，成为中国工商业经济的基因，直接影响了中国近百年的经济模式。

　　湖湘文化中两个基因“义理”和“经世”矛盾运动，使得湖南人在价值观上比较传统，在方法论上比较务实。这种文化基因如果能够因势利导，形成价值观与方法论的新观念，以改革开放为价值观，以实事求是为解放思想的武器，即可为加快发展助力。

　　湖南地处内地，又是一个盆地，在历史上与外部的交往比较少。这种地理上的盆地，也形成了思想文化的盆地。这个“盆地”既有褒义，也有贬义。褒义是这里藏风聚气，在这个盆地里，湖湘士子和湖湘学术保留了中国传统最深刻最本质的东西，形成了自身比较独特的风格、思想、人物，孕育了王船山、魏源、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毛泽东这样非常重要的一批大思想家;贬义是湖南比较封闭保守，也比较“狭隘好斗”。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湖南思想界和民间常常是激进与保守同在，开放与封闭并存。精英出于理性和知识，基于国家命运关切，往往站得很高，看得很远，但是世风、民风往往滞后。近代西风东渐，湖南处于南北要冲，精英趋于开放，大众趋于保守，所以，湖南成为思想活跃、风云际会的地区。

　　这种争论和斗争，对于培养革命家、思想家比较有利，对发展工商业并不如沿海那么有利。反映在观念政策和舆论环境上，跟沿海相比，投资经商的条件没有那么好，而且湖南开埠比较晚。1904年，从岳阳到长沙到湘潭，湖南大门才逐渐打开，比起东南沿海和北方的沿海，要迟了半个世纪。现实比思想有力，沿海是通过生活和生产接触到工业文明、城市文明、法治文明，人们并没有通过争论和斗争形成发展工商业的共识，他们的工业文明启蒙要比湖南早半个多世纪。这可能是湖南出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多，而巨商、大贾少的原因，也是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原因。

　　

五

　　总的来讲，一个地方经济的发展有三大资源：一是自然资源，二是制度政策资源，三是思想文化资源。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三大资源的权重不一样，越到后面，制度和文化资源越重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全国的政策制度日益趋同，沿海现在的优势也不太明显。随着互联网、高速公路、高铁的普及，交通通信条件也差不多了，这时候思想文化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就会越来越突出。制度和政策的着眼点是人的权力与利益，在于调动人的积极性、规范人的积极性，保障人的发展权利，保持人持续发展积极性。思想文化的作用在于引导正确的价值观念和职业精神，激发人的创造性和劳动热情。更重要的是，一个地方的制度和政策的执行与创新，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个地方的精神状态和思想观念。马克斯·韦伯讲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亚洲“四小龙”讲的儒家资本主义精神，实际上都是解放人、武装人的商业信仰和发展信念。

　　一种文化观念是如何影响到经济发展的呢？是靠意识形态的反作用，文化作用于人，作用于人的价值观念、思想方法、精神状态，再通过人作用于制度、政策、甚至法律，作用于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各个部门、具体的工作人员的责任感和态度，这些东西的总和便是一个地方的投资环境、发展环境、营商环境。湖南人“心忧天下”的价值观，是发展社会主义工商业的好观念，工商业要有国家、民族、社会、人民的理念，要有强烈的道德意识。湖湘文化中，“诚”是个大哲学、大思想，周敦颐说：“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程颐说：“诚则信矣，信则诚矣。”曾国藩以诚修身，“去伪崇拙”。实事求是乃工商业真正的灵魂，敢为人先的创造精神和拼搏霸蛮的血性，都是创业守业、创新创造十分需要的品质。另一方面，湖南人要自觉地摒弃保守的观念、内陆的观念、内斗的旧习惯，要学习吸收世界和沿海先進地区的开放精神、包容精神、合作精神、法治精神、科学精神，在处理政府与市场、权利与经济、权力与人民的关系方面有较大的进步。

　　湖湘文化深深地影响着湖南人的思想和行为。这是一种让人自豪的情怀，也是让人骄傲的优势，是湖南人自我认同和凝聚的精气神，也是湖南人克服困难再创辉煌的强大武器。但是我们以往重视不够，研究不够，弘扬不够。如何实现现代性转换，创新性发展，还没有破题，如此宝贵的资源白白浪费了，实在可惜。两年前，湖南商学院成立了“湖南湘商文化研究会”，并创立了“湖南湘商研究院”。我们的宗旨就是梳理湘商历史、研究湘商文化、传承湘商精神、服务湘商发展。最近我们拟定了《湘商文库》编撰规划，准备动员省会专家力量，编撰系统全面的湘商政策历史（商政卷），湘商杰出人物卷（商人卷），湘商同业发展史（商业卷），湘商大事记（商事卷）等著作，通过写作和宣传，营造工商业发展氛围，转变社会关注中心，弘扬湖南新重商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