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晔

　　族谱与谱牒学是伴随着宗法制度而生的产物，是我国地方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图书馆、档案馆等机构所藏史料的一大来源。早在《史记·三代世表》中，司马迁就写道：“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这说明谱牒资料具有存史价值和稽考信息的功能，能够反映一族一姓的世系传承、价值标准、生活习惯等方面的情况。在传统中国社会里，出于敬宗收族的目的，地方上盛行着修撰族谱、修建家庙、开展族会等风气。到了民国时期，在浙江绍兴县，当地一些望族仍然进行着族谱重修活动。其中，由刘应桂、刘锟鼐负责纂修的民国二十二年（1933）绍兴广文印书馆铅印本《水澄刘氏家谱》收录了政界要人冯学书的一篇谱序。冯学书，浙江绍兴人，曾担任袁世凯大总统府秘书厅机要秘书、四川省巡按使公署政务厅厅长、浙江省政府政务厅长等职。今将序文移录如下，加以标点整理，并对相关问题略作考述：

　　《水澄刘氏家谱》序

　　冯学书

　　自民族主义之标识为举世所推崇，于是家族制度与宗族制度几有不能存在之势。其果狭隘而不适于用耶？余曰：否。一国之大集合，数万万之民众，一心一德，群策群力，以图自立，则其国必强。虽然，民众至夥，涣若散沙，骤言集合，谈何容易！不知此数万万之民族乃数千百万之家族与宗族所构成。吾国数千年来社会习惯对于家族与宗族之观念至深极固，且富有团结力。因势而利导之，本其固有之团结力，以谋全国民族之大结合，事半功倍。吾知其必大有造于国家也。乃者旧日之礼教，不足以维系人心，而貌为新文化者，甚至掘其本根，父子不相顾，兄弟不相问，等家人于陌路，视同姓若秦越，无家族无宗族，遑言民族。邪词陂行，荧惑青年。此可为世道忧者也。《尚书》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协和万邦，言德之所，由亲而疏，由近而远也。其果狭隘而不适于用耶？伯贞内兄，夙承诗礼之训，知亲亲之道不可废，又虑诡僻者之足以惑世而迷俗也，毅然以修辑宗谱为己任，并得诸昆季之襄助，不期年而告成。其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欤。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癸酉仲冬

　　前浙江省公署政务厅厅长代行省长事

　　简任金衢严道道尹門下裔孙婿冯学书鞠躬谨序

　　水澄刘氏先世本为庐陵人，到了元大德中始迁绍兴城区的水澄巷。自明代以来，陆续有族人对族谱进行了不同规模的修订;较大规模的修纂活动主要发生在崇祯年间，由族贤刘宗周（1578—1645）主持，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族谱体例。入清以来，该宗族又在此基础上对族谱进行了多次增修。目前存世的主要有刘大申等续修的乾隆忠乐堂刻本、刘瀚重修的光绪二十八年（1902）刻本等。

　　刘应桂、刘锟鼐生活的年代，正是受到五四运动洗礼的时期，中国社会掀起了批判宗法制度的热潮。著名社会学家冯尔康在谈到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各界对于家族观和家族活动的看法时，认为其中的负面看法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家族主义是封建专制的基础;二是家本位压制个人，无自由、平等与人格;三是家族共财养成了个人的依赖性，缺乏创造力，使生产和社会不能进步;四是消除宗族家族，促使中国成为近代社会的国家。正是这些对传统国故不那么友好、甚至抱有敌意的态度，促成了社会上一些剧烈的倒退现象的发生。冯学书在谱序中指出，“民族主义”的兴起使原本为封建统治基石的“家族制度与宗族制度”成为“洪水猛兽”。他犀利地抨击了一些“貌为新文化者”“掘其本根，父子不相顾，兄弟不相问”，将自家人、族人视为陌生人的反常行为，认为这是“诡僻者”、“惑世而迷俗”使然。

　　面对这样一种时代的大趋势，民国时期又出现了一股与之抗衡的潜流，即阳明心学在民国时期的复兴。王阳明，浙江余姚人，明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他是阳明心学的发明者。对于王阳明的德性、学识的希冀和继承，在绍兴的知识群体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从学说继承来看，晚明水澄刘氏族贤刘宗周讲学蕺山，著书立说，开坛授徒，阐扬王阳明的良知学说。这种浓烈的阳明情结，也体现在民国绍兴知识群体身上。钱明先生指出，当时绍兴的泰斗级人物蔡元培、马一浮等，都对阳明精神进行了提炼与升华，形成了各自独特的阳明学观。他们不仅在思想上有所承继，也积极推动乡邦文化的建设。其中，马一浮、冯学书等乡贤，还曾于1921年倡议修复绍兴县文庙。

　　尽管民国时期的修谱活动在反传统的热潮中看来是格格不入的，但却得到了绍兴乡贤们的支持。不惟政要人士冯学书欣然作序，蔡元培亦为该家谱题词。蔡元培，字鹤卿，一字仲申，号孑民，浙江绍兴人，近代著名的教育家、革命家和政治家。有研究表明，他在民国时期曾应邀为绍兴当地的张川胡氏、车家浦陈氏等数个宗族撰写序跋题记。在蔡元培看来，家族组织是培养圣贤的摇篮，他将氏族之谱与民族之历史作比较，认为两者都能“推见特性”，圣哲的培养离不开“传诵之家训，普守之规条”。同样，冯学书在谱序中亦强调以“亲亲之道”为核心的家族制度与宗族制度能够起到凝聚民心、谋求“全国民族之大结合”的效果。传统伦理道德中的忠、信、孝、悌等观念，能够通过血亲组织进行传递，培养国人以礼来待人接物，以增加国民之间的凝聚力与责任感。

　　综上所述，无论是北洋遗老冯学书，还是“新文化运动之父”蔡元培，均将族谱之功能和意义提升到实现民族主义的高度。他们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之一的族谱纂修及其功能，在思想上是认同的，并在行动上予以支持，体现出了这批趋新的权重人物对于传统文化的自信。正如冯学书所言，“数万万之民族乃数千百万之家族与宗族所构成”。民族国家的国民依然出自无数个家族与宗族，如何正确理解谱牒资料所反映的先贤义理，将民族国家的出路问题与家族组织的教育与功能结合起来思考，既是当时一批重视传统文化的人士所倡导的内容，至今也依然是一个历久弥新的时代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