惰民,在今天已是一个罕为人知的名词。这是指“齐民”(士农工商)之外的贱民,一个地位低下的阶层,人们往往用堕、丐、贫这样的字眼加以形容。惰民家族干的都是贱业,被称为丐户或乐户。他们与戏曲,尤其是明代四大声腔之一的余姚腔有着密切联系。
顾炎武先生《日知录·降臣》一则注:“今浙江绍兴府有一种谓之惰民,世为贱业,不敢与齐民齿。《志》云:其先宋将焦光瓒部曲,以叛宋降金被斥。”他认为,惰民是宋将焦光瓒部属的后裔。焦光瓒部属投降金兵后,宋人痛恨投降者,把投降官兵的后裔贬为惰民。但有人说是明太祖灭了元朝后,元降兵乞求勿杀,宁愿在民间为奴,于是被贬为堕民。鲁迅先生在杂文《我谈“堕民”》中说:“明太祖对于元朝,尚且不肯放肆,他是绝不会来管隔一朝代的降金的宋将的。”他相信惰民与朱元璋或朱棣有关。也有人根据他们居于水上,不与齐民通婚杂居,不能入学科考捐官,世代从事贱业的特点,称之为“中国的吉卜赛人”。
众说纷纭,迄无定论。
近年来,我在做昆曲史研究时,根据惰民大多数人世代相传善于弹奏唱曲的情况推测,他们早先很可能与内廷教坊或宫外乐户有着密切的关系,后来在时局动乱中四处流落,却与“齐民”互不相容。明代中叶,戏曲进入了旺盛发展期,唱曲演剧之风四处蔓延,连士大夫们都欣然为之。称他们从事贱业,不过因为他们原本是惰民、贱民。惰民的职业主要是“唱班”兼帮佣。惰民在乡村中摆弄乐器,为操办婚丧喜庆的雇主演唱以余姚腔为主的地方戏曲,赚取报酬度日。他们独特的生存状态,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南戏艺术的流变。这令人想起昆曲在清末民初迅速衰落后,始终活跃在苏南乡村,以坐唱形式演出昆曲的堂名班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艺人们呈现出与生俱来的适应性。
其实,不仅浙江余姚、绍兴和江苏常熟,浙江全省乃至广东、福建一带也有惰民。清俞蛟《梦厂杂著》:“潮嘉曲部中半皆蜑户女郎。”蜑户,即丐户或乐户,擅长鼓吹、演剧。这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演艺始终是一个专业的行当。
读余姚政协编写的文史资料,发现对惰民有如下记载:“男子则捕蛙、卖饧、打檠、锻炉铁、编机扣、塑土牛土偶。正月元宵执响器以闹入堂。立春、端午土牛老神以闯入室。九月社夥会参神送圣,迎灯走马……”惰民中的男性大多数会摆弄乐器,演唱戏曲。所以作为明代戏曲四大声腔之一的“余姚腔”,在惰民的唱班中才有迹可循。女性惰民到自己的几户主顾家去供役,往往给主人家的男人理发,给妇女剃面毛、整发髻,东家需要办喜事时则充当伴娘。主顾家里一旦有婚丧大事,男女惰民都会去帮助东家操办一切。他们颇有处理婚丧大事的经验,所以有机会收取红包。喜庆宴席后,有大量的剩余菜肴,女惰民就择取整洁的剩菜用竹篮盛了,拿回家食用。
散走,是帮佣的一种形式。用时下的话说,就是钟点工,或者说上门家政服务。记得好多年以前,我和一位朋友去上海顾廷龙先生的寓所看望他,年逾古稀的学者满屋是书,连床上也摆满了书。显然是因为缺少时间料理生活,他请了一位“散走”帮忙烧饭、洗衣、打扫卫生。那时他身体还很清健,不必整天有人服侍。
散走的好处,是一个“散走”可以走几家,到了约定的时间就来,做完就走,每家所付的工钱较省,而且能帮主人家解决不少困难,所以颇受欢迎。对于“散走”来说,只要安排合理,手脚勤快,养家糊口也是没什么问题的。
入惰民之籍,操惰民之业,显然是由经济上的原因造成的。盡管惰民在政治上受到压迫,被降到比较卑贱的地位,然而,对于以求生存为第一要旨的下层百姓来说,吃饱喝足,有一定的经济收入是最重要的,政治地位便退居次要位置。
事实上,在漫长岁月中,惰民的政治地位也不断发生变化。清朝廷曾经下过几次解除惰民籍的诏令。乾隆时,还准允惰民“改业为良,耕读工商,悉听自便,下逮四世,准其报捐应试”,“光绪三十年十月丙寅,除浙江惰民籍,准入学堂,毕业者予出身”。民国元年(1912)三月十七日,大总统孙中山先生专门颁布了开放“惰民”令,使他们享有选举权,参政权,言论、出版、集会、信教等自由权利。然而,大多数惰民仍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不肯脱离惰民籍,甘愿作为惰民,供人役使。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强调人人平等,消灭等级差别,结婚时坐花轿、吹奏和仪仗等仪式很快消亡,很多惰民进学校读书,成为政府公务员、军队干部、教师、演员、医生和工人,与普通居民不准通婚的禁俗被破除,惰民的称呼也就渐渐淡化了。
旧时代,浙江绍兴的惰民艺人之间流传这样一句话:“演戏演到老,不如路边草。”然而以扮演孙悟空而著名的戏剧演员六小龄童(章金莱)在叙述自己的家世时说:“我家其实是元末蒙古族的后裔。我的祖先随着蒙古骑兵的铁蹄踢踏,从大漠黄沙的塞北,来到了山清水秀的越国江南。朱元璋灭了元朝建立明朝之后,就把所有留在南方的蒙古人贬为堕民……”六小龄童十分坦率地承认自己是惰民后代,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他拥有“人民演员”的光荣称号,其社会地位比之先祖,获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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